博海拾贝 文摘 商朝到底是如何灭亡的?

商朝到底是如何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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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的殷墟已经发掘一百多年,出土了很多甲骨文物和青铜器,但最令人震惊的是,殷墟竟然有大量的人体尸骨——

有的人埋在宫殿地基上做“奠基者”,有的给商王和贵族们殉葬,例如妇好墓里就至少有16具人骨,有的直接砍断肢体用来祭祀。

经过考古学者的发掘和分析,一个血腥残暴、以人为畜的商朝浮现在世人面前。

这种完全不同于史书记载的商朝,确实不太符合现代人的认知,但用唯物的角度仔细想想,其实也不难理解。

自从人类诞生文明以后,便有了原始宗教,因为宗教可以拓宽人类的想象边界,大量没有血缘关系的上古人类,可以通过宗教团结在一起,形成认知和利益的共同体。

既然有原始宗教,必然需要祭祀想象出来的神,那么牛羊猪狗等容易获得的牲畜,便成为最方便的祭品。

而上古时期一个数千人的部族就是一个国,在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又缺少经济合作分工的上古时期,每个部族都是独立的,要壮大自己只能兼并其他部族,于是部族间的敌对非常厉害,征战杀戮是常有的事。

但问题是,上古时期的生产力不发达,粮食产量有限,每个部族都养不了太多的人口。

那俘虏怎么办?

放回去,他们还是各自部族的壮劳力,下次作战又是一条好汉,政治上不划算。留着吧,又要耗费为数不多的粮食,经济上不划算。

想来想去,怎么都不行,那还不如做为祭品,奉献给宗教崇拜的神。

这就是人祭的起源。

此后几千年,新石器时代也好,三皇五帝时代也罢,人类的生产力始终没有太大的发展,于是人祭顺理成章的保留下来,一直到商朝都是如此。

商朝的领土大致是河南、晋南和冀南、鲁西、陕南等黄河中下游地区,传统意义上的中原。

而商朝时的世界,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晚期阶段,亚热带的北部边界线在现在的山东济南一线,所以黄河中下游地区遍布湖泊、沼泽、湿地,生活着大象、水牛、犀牛等动物。

现在的亚热带北部边界在秦岭淮河一线,南方号称鱼米之乡,生活起来非常舒适,但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商朝,这样的气候环境意味着,商朝可开发的耕地不多,粮食产量也很有限。

那么征服不服从的部族之后,简单粗暴的杀掉俘虏,确实是个高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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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时的世界正处于青铜时代,商朝的青铜技术非常发达,和依旧处于石器时代的落后部族相比,商朝的武力具有压倒性优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力极其强大、没有道德和法律约束的商朝,便成为一架以武力称雄的暴力杀戮机器,并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出用人祭祀上帝的宗教信仰。

那些考古发掘出来的尸骨,可能就是这么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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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朝的宗教信仰中,上帝是法力无边的唯一真神,能控制世界的万事万物,包括邦国的兴衰、人的生老病死、农牧作物的丰收衰败,都是这尊唯一真神的管理范围。

历代商王死后,灵魂也会抵达天界,拥有一座神格,享受后世子孙的供奉。他们满意就会保佑商朝,他们不满意便要降下灾祸。

既然万事不决问鬼神,那么商王和贵族的主要任务就是祭祀。

只要用大量的人和动物做祭品,满足上帝和先王的需求,他们自然会垂青祭祀的信徒。底层商人的主要任务是为祭祀服务,而战俘和奴隶的人生使命便是充当祭品。

所以在商朝,人就是没有主体地位的,也不需要努力奋斗。

即便是战争,商王都要在战前祭祀上帝和历代先王,希望他们保佑一切顺利。军队发出以后,先王牌位也要跟着军队一起行动,每当遇到疑难问题都要举行祭祀,请求先王给出指示。

战争结束,商王仍然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把俘虏献给上帝和先王,以此来感谢他们的支持。

宗教和祭祀,充斥着商朝的方方面面。

经过长达数百年的宗教祭祀活动,商王做为祭祀的主要人物,便成为沟通人界和天界的代表,拥有了宗教的解释权,再加上青铜器支撑的强悍政权,商王成为“圣王合一”的最高统治者。

而对于整个商朝政权来说,历史学者李硕在《翦商》里提了一个观点——宗教祭祀可以区别“我们”和“他们。”

参加祭祀的商人是“我们”,做祭品的部族、战俘、奴隶是“他们。”

用大历史视角来看,商人相当于清朝的八旗,众多部族相当于清朝的四万万汉人。

这么做当然是有好处的。

通过严格的区分,商人拥有了共同认知和共同记忆,更容易构建统一战线,形成统治的合力。商人以外都是供养者和潜在供养者,可以给商人提供丰厚的现实利益。

但凡事有利皆有弊。

商人用“我们”和“他们”构建了共同认知和统一战线,方便快速整合内部力量完成统治,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建立了深深的壁垒,不再扩大“我们”的范围,导致普天之下都是“他们”,无形之中扩大了敌人的范围,在政治上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到了商朝晚期,商纣王父子不再使用以往的祭祀方式,而是采用了一套“周祭”制度。

在“周祭”制度下,上帝和山神、河神不再享受祭祀供奉,只有商朝的历代先王才拥有祭祀的资格,并且严格规定了祭祀的日期,什么时间祭祀什么人,安排的明明白白。

不再祭祀上帝,意味着控制世界的最高权力出现真空,而权力厌恶真空,那么世俗的商王便要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不需借助上帝旨意的、真正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商纣王父子也叫做帝乙和帝辛。

祭祀活动固定下来,意味着祭祀中少了很多可操作空间,神职人员们只能按部就班的做事,这就剥夺了他们的权力。

实事求是的说,商朝末期的宗教改革,本质上是一场中央集权改革,并且向世俗化政权迈出重要的一步。

按照商朝宗教的规定,祭品的等级越高,祭祀的效果越好,获得的福报也越大。

于是纣王不再满足于用奴隶祭祀,而是用商朝贵族来祭祀历代先王。

这么做到底是以宗教祭祀的名义清洗旧势力,还是纣王真的相信,用商朝贵族做祭品能获得更多福报,恐怕除了纣王以外,没人能说得清。

反正纣王完成了“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剖比干”等一系列成就。

结果非常明显,那就是商朝旧贵族们对纣王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满意,对剥夺他们的权力不满意,对生命受到威胁更不满意。

这样一来,纣王连商人的统一战线都维持不住,“我们”的范围再次缩小,成了“我”,也就是纣王和蜚廉、恶来、费中等寥寥几个嬴姓亲信。

类似于晚清的皇族内阁,当所有权力都归于皇族的时候,别说四万万汉人了,连八旗勋贵都不愿意跟着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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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面对众多贵族的不满,他也满不在乎的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我就是上帝,又有历代先王护佑,谁能奈我何?

这番做派,简直是隋炀帝杨广的1.0版本,有极强的个人自信很正常。

但问题是,时代变了。

从公元前1200年左右起,全世界开始长达400年的漫长降温时期,由于古希腊的迈锡尼帝国在气温下降的历史进程中覆灭,西方历史学者便称之为“希腊黑暗时代。”

具体到商朝,我们再来看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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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来,商朝的气温几乎是垂直下降,短时间内就下降了3度左右。

商朝的殷都在河南安阳,坐落在太行山东侧,当时是亚热带和暖温带的交界处,也是东夷出身的商人能接受的最北部地区。定都在这里,商朝可以兼容东夷游猎、中原农耕、河北游牧的不同属性。

随着气温下降,商人非常依赖的大象、水牛等动物也随之南迁,这就导致商朝立国六百年来习惯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而且气温降低会造成农牧经济减产,给商朝贵族的经济产业造成沉重的打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向南迁徙才能维护商人习惯的生态环境,减少杀戮才能保存更多人口用来恢复农牧经济。

纣王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数次征讨东南地区的淮夷,可能就是想开拓生存空间,给迁都南下做准备。

但纣王的南迁计划,并不能抵消人祭给商朝带来的经济影响,以及杀戮贵族给商朝带来的政治影响,在对自然科学认知匮乏的商朝,可能贵族们觉得——

正因为纣王父子废了上帝的神位,杀戮贵族得罪了历代先王和重臣英灵,才给商朝降下这么多灾祸。

你们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上帝啊。

就这样,纣王和商朝贵族、周边部族就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事实上,不仅商朝感受到气温下降的危机,西部的农牧部族们也感受到了,早在大降温刚开始的时候,定居陕西彬县(豳地)地区的周部族,就在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向南迁徙一百多公里,到了关中的周原地区。

《史记·周本纪》里写到:

“古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

这就是周部族举族迁徙的路线图,以及发展壮大的经过。

后来“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意味着常年在农牧交界处生活的周部族,逐渐脱离了戎狄的落后习俗,向商朝先进的农耕文明学习。

经历了古公、季历、姬昌的百年治理,周部族完成脱胎换骨的转变,终于成为商朝的西部诸侯。

可以想见,周部族的南迁行动,极有可能和北方农牧减产有关,而且周部族南迁绝不是单独行动,必定有大量的戎狄和羌人也南迁到关中地区。

随着周部族的壮大,这些同气连枝的戎狄和羌人,也必定团结在周部族的周围,形成一个利益相同的军政联盟。

破败漏风的商,团结一致的周,就这样对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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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王时期的商朝,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商朝要想复兴,一方面得向南迁徙,到温暖潮湿的南方重建家园,另一方面要改革宗教,减少人祭的需求,并在灵魂深处改变祭祀的理念。

只有如此,才能和贵族、商人、周边部族达成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克时艰。

然而纣王可能是自视甚高,也可能由于历史的惯性停不下来,他的一系列做法,都相当于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急转弯的时候,猛的踩了一脚油门。

于是商朝那些不满人祭的部族、南迁谋生的部族、害怕被兼并的部族都团结在周部族周围,商朝那些不满纣王的贵族,也在和周部族暗通款曲:

“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

“微子数谏不听,乃于大师、少师谋,遂去。”

“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

在气温和内政的双重作用下,一个强大的“反纣王联盟”建立起来。

周文王姬昌去世后,周武王姬发继位,经过11年的苦心经营,终于“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和反纣诸侯在盟津会师,得到战车四千乘,随后兵临牧野。

史书都说纣王纠集70万大军抵抗周武王,但通过现代技术的考证,殷都的人口不超过20万,史书记载的兵力数字肯定是夸大的。

但结果是确定的。

农牧业减产导致粮食不足,商军得不到后勤保障,纣王血腥屠戮导致人心涣散,商军的士气不足,于是“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周武王和“反纣王联盟”鹰扬牧野,随即纣王到鹿台自焚,周武王进入殷都,封纣王之子武庚为商王,“殷民大说,於是周武王为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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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商朝的核心地区,周武王封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为诸侯,封国在殷都附近,随时监控商王武庚的一举一动,号称“三监。”

周武王还派出军队四面征讨:“凡憝(dui)国九十有九国,馘(guo)魔亿有七万七千七百七十又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周朝的“亿”是十万的意思,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以后,消灭或征服了751个国,歼灭17万商军,俘虏30万人口。

这些数字肯定夸大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周武王通过立武庚为商王,团结了殷都的贵族,通过四面征讨,扩大了周朝的统治范围,消灭了大量商朝的铁杆部族。

此外,周武王还把神农氏、黄帝、尧帝、舜帝、夏禹的后裔都封为诸侯,姜尚、周公旦、召公奭等功臣也有了封地。

这三板斧可谓是团结一小撮,打击一小撮,分化瓦解的水平炉火纯青。

回顾周灭商的过程,周部族联盟要的是天下的所有权,商部族要的是除掉纣王,恢复先王的治国模式,在双方的互动下,周武王扮演了拨乱反正的角色,完成了吊民伐罪的任务。

所以才有了那句“殷民大说。”

虽然“反纣王联盟”一战功成,但我们都知道“同甘苦易共富贵难”的道理,当纣王这个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周部族和商朝贵族的矛盾便浮出水面了。

毕竟周部族和众多盟友部族迁徙到南方,再向东征讨,是要避开苦寒之地,夺取温暖肥沃的土地,获取部族利益的,而不是给商朝贵族做刀子。但商朝贵族想的是,上帝诸神都是我们的人,那天下就应该是我们的。

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世俗利益,决定了牧野之战后,天下的归属权还会有反复争夺。

两年后,周武王驾崩,周公姬旦辅佐周成王治国。

商朝贵族感觉机会来了,周武王封的“三监”也觉得有机会问鼎轻重了,于是整个东部势力一拍即合,掀起一场规模庞大的造反运动。

周公姬旦披挂上阵,开始了“二次灭商”的战争。

他先是平定三个兄弟的叛乱,然后攻克殷都诛杀武庚,剥夺了殷都商王祭祀祖宗的权力,最后带兵征讨东夷诸侯,整整用了三年时间,打完了“二次灭商”战争。

经过这场大战,周朝才打垮商朝的统治基础。

随后,周公姬旦做了两件事,彻底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国祚。

其一是分封诸侯国。

商朝也分封诸侯,但是分封的不成体系,有很大的随意性,更没有大规模分封王族成员做商朝的屏藩。甚至周武王的分封,也只是奖励功臣和监视殷都,并没有长远的计划。

周公姬旦吸取商朝和周武王的教训,大量启用功臣和姬姓宗室,在黄河、颍水、汉江流域分封了71个诸侯国,通过这三条江河附近的诸侯国,周朝基本控制了当时中国已探索地区。

同时营造洛阳城,做为周朝在东部地区的进攻基地,并部署“成周八师”,做为周朝在东部地区的直属武装,随时准备镇压诸侯国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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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世看来,周朝分封诸侯国导致地方坐大,最终反噬了周朝。

但在周朝刚立国的时候,如果不分封诸侯国,根本控制不了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恐怕只能以“小邦周”的地位消失在历史长河。

而且周朝与其说分封诸侯国,不如说分封的是单独城邑,因为地广人稀,国与国之间连边境线都没有。就这,那些城邑还不在周朝的手里,需要受封的诸侯亲自去占领。

《史记·齐太公世家》就写到:“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

看到了吧,姜太公受封的齐国只有一座营丘城,商朝的莱侯还要和姜太公争夺,可以说周朝的分封只给了诸侯合法性,到底能不能占住,还需要诸侯自己努力。

后来各诸侯国的地盘,都是人家用几百年时间打下来的。

其二是迁徙商朝贵族。

在分封诸侯的时候,周公姬旦就把商朝贵族也分配好了,让周朝诸侯们带到各自的封国安置起来,避免商朝贵族聚在一起,再次掀起叛乱。

例如周公姬旦“二次灭商”后,把殷都的人口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封给康叔,让他建立卫国,另一部分封给纣王的哥哥微子启,让他带到商丘建立宋国。

此外,周公姬旦的长子伯禽,在商朝奄国故地建立鲁国,得到“殷民六族”,召公奭的燕国得到“羌、马等六族殷民”,晋国得到“怀姓九宗”,齐国没有明确受封的部族,但得到代表周朝征伐的大权。

剩下的一些特别顽固的商朝贵族,周公姬旦都迁徙到洛阳城里,严格监管起来。

经过这番拆分瓦解,商朝的统治基础不复存在,“诸侯咸服宗周”,周朝终于建立起长久统治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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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和商朝的统治风格完全不同,不仅血腥的人祭宗教逐渐退潮,还有了颇具人文关怀的礼乐教化,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方面是周公姬旦亲眼目睹了信奉上帝的商朝覆灭,明白了天命不可恃、人力不可违的道理,这个世界上庶民的力量才是最伟大的。

于是他执政以后,制定了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和礼乐文教,不再鼓励周朝人祭祀上帝,而是专注于人世间的生活,并且把人格化的上帝崇拜,改造为模糊的天崇拜。

这样一来,人的价值极大提高,在意识形态方面,周朝就有了史无前例的人文关怀。

另一方面,整个西周时期,气温虽然在缓慢回升,但始终在寒冷期,没能恢复到商朝的气温环境。

这意味着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湿地、湖泊、沼泽大量消退,出现了大量可开发土地,这就可以安置更多的人口,生产更多的粮食。

生产力提升了,那么此前数千年以祭祀名义消除多余人口的暴力行动,自然也就退潮了。

说到底,还是社会现实决定了人类意识。

这就是周朝和商朝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有一件事,周朝几乎是商朝的翻版。

商纣王为了摆脱强大的商朝旧势力,延续了宗教改革,用商朝贵族祭祀,并重用东夷嬴姓部族的蜚廉、恶来,结果被商朝册封在关中的周部族,联合羌人、戎狄和商朝贵族推翻。

而西周末年,镐京以西的申国实力强大,世代为周朝镇守西陲,并和周王室联姻。

周幽王为摆脱以申国为代表的旧势力,废除了申国出身的王后和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

申侯大怒,便联合犬戎攻入镐京,在骊山脚下杀死周幽王,掳走褒姒,随后申侯和其他诸侯们拥立旧太子姬宜臼继位,迁都洛阳。

周朝从此进入春秋战国的乱世。

而在周平王东迁的过程中,蜚廉的后裔秦襄公立了大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建立秦国。

数百年后,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日益强大,最终灭了周朝,一统六合。

八百年兜兜转转,历史走完了一个轮回。

来源:温伯陵 微信号:wenboling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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