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美味，那些事

我之所以叫“馒头大师”，虽然和馒头本尊没什么大关系，但我小时候确实爱吃馒头。

确切地说，是“肉馒头”——在上海话里，“包子”和“馒头”是一个意思。根据馅料不同，前面要加定语：“肉馒头”，“菜馒头”，“豆沙馒头”，“黑洋酥馒头”，如果没有馅，也有定语：“淡馒头”。

上小学的时候，因为家住得比较远，我和几个家里同样住得远的同学（住得近的就回家吃饭了），中午会一起去复旦的教职工食堂吃饭。我们去的那家食堂供应各种面食，但我们独爱吃那里的肉馒头。

那里的肉馒头个头不算大，我们称之为“中包”。皮薄肉香，一口咬下去，一汪汁水，打耳光不肯放。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我们，其他什么都不买，水都不用喝一口，每顿一口气吃六个。

后来有段时期，我们几个同学陷入了“谜之内卷”：中午一定要把上午的作业全都做完，越快越好。于是我们就会每人六个滚烫的“中包”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揣着飞奔回学校，到教室里拿出做业：一口馒头，几行做业，边吃边写——估计那时候老师批到我们几个的作业时，应该总是能闻到一股肉香。

在回学校路上，我们谁都舍不得啃一口包子，是一定要带回学校一起吃的。我记得有一次回学校路上，一个小伙伴一定要给我模仿《圣斗士星矢》里冰河的绝招“曙光女神之宽恕”——双腿岔开，双手握拳（捏着装肉馒头的塑料袋）高高举过头顶，大喊一声绝招名字，猛然下坠双手。

那天的肉馒头新鲜出炉，滚滚烫烫，其实已经几乎把塑料袋底部烫穿了。他猛地向下一甩，六个比命还珍贵的肉馒头从他的胯下依次滴溜溜地滚到了地上，然后歪歪扭扭都滚进了旁边的下水沟——远看，就像他撅着屁股下了六个蛋。

那天中午，我吃了三个，他吃了我匀给他的三个。

因为那家食堂做的肉馒头好吃，所以我格外珍惜那家的饭票（当时要凭复旦的饭票买的）。有时候我每天会节省下来一毛两毛的饭票，时间长了，也积攒了近十块钱——当时对我而言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当时的想法是：哪天中午，我吆五喝六、大摇大摆地带着几个同学走进那个食堂，把一摞饭票往窗口前一拍，转头对大伙说：“今天馒头敞开吃，我请客！”

那时候正痴迷看《基督山伯爵》，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看中了放学回家路上经过的一片工地旁的几块石板。我决定每天都把攒下的饭票压到其中一块石板的缝隙下——那种刺激的感觉，仿佛自己在埋一个重大的宝藏。

大概两个月后，我又一次去到那个工地准备“藏宝”，发现那几块石板已经被人搬走了。

一阵风吹过，原先摆放石板的沙地上只有几根倔强的小草在轻轻摇摆。

还有在风中凌乱的我。

有时候午饭吃完，作业做完，我们就会结伴到校门口的小摊贩那里买零食。

当时我们校门口的小摊贩属于“寡头垄断”，一般只有两个摊位，我们叫“老太婆摊位”和“老头子摊位”。

相比较之下，“老头子”那里的货更偏向于“玩”：粘纸，香烟牌，火药枪，山寨“变形金刚”等等。而“老太婆”那边主打是“吃”。

所谓的“吃”，其实千奇百怪，不少都是她老人家自制的。比如我记得有一种，一根竹签串了一个螺蛳肉，外面裹一层炸过的面粉团，放到酱油里浸一浸，一串一毛钱；还有一种薄如蝉翼的脆饼，我们叫“蛋饼”，一张一毛钱，折成几折，放到嘴里，一口就融化了。

最受欢迎的应该是一种叫“琴糖”的东西。一般我们会说“来个一毛钱的”。老太婆就拿出一根竹签，一掰二，然后打开一个陈旧的饼干桶，里面是一坨咖啡色的黏糊糊的东西，她用两根竹签搅那么几下，绕那么几下，然后弄出一团递给你。

你要说这“琴糖”有多好吃，真的未必，但可能重在整个过程。我和几个小伙伴总会一人弄个一毛钱的，然后到学校教学楼后面的乐园，大家坐在转盘上，每个人拿着两根小竹签搅啊搅，舔一口，搅两下，聊两句——那幅画面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几位少妇在村口唠家常，每人手里在打着一坨毛线。

我读小学的那个时代，零食其实是很匮乏的。我记得当时出来不久的“太阳”牌锅巴，大家都很爱吃，但要7毛5分一包，只能偶尔解馋，不可能一直拿来当零食。能吃到炒货摊上的一些瓜子、花生米（一般用报纸包一个三角包给你），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天我一个好朋友神秘兮兮告诉我，他发现了一种“零食”的吃法。

当时我们放学后肚子会饿，经常会去买大饼：甜大饼是圆形的，里面有点白砂糖，一毛钱一个；咸大饼长条形，里面抹了点盐和葱花，一毛五分钱一个。

一个大饼其实不经吃，三口五口就没了。而我这个同学想出的办法是：

用地道西安人撕羊肉泡馍的纯正手法，将一个大饼撕成极细极碎的小块，然后放到衣服口袋或裤子口袋里，一点点用食指和中指撮出来吃。

这种天才的“化整为零”的方法，顿时打开了我的格局。原来一个大饼只能吃2分钟，现在一个大饼够我放学一路走回家吃上一个多小时。

直到有一天我妈看到我，问我扣扣索索从裤子口袋里掏什么东西在吃？当她发现是大饼碎屑时，瞪大了双眼，不知是恼怒还是怜惜还是内疚，竟然楞在当场，半晌说不了话。

到了初中，校门口的摊贩就明显多元化了，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摊位，永远是烤串摊。

那时的烤串摊，只有一个品种：一串串自行车钢圈上拆下的钢丝，串上比小拇指甲盖还小的几块肉，放在煤炭架上，用不知道哪次刷墙报废的油漆刷抹上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油，撒上几把不知道是盐是胡椒是孜然的粉末，用不知道是不是从《济公》剧组直接拿来的蒲扇猛扇几把——滋啦冒油，腾腾喷香。

一串一毛钱，多多少少同学们都买得起。如果有人跑到摊位前一下甩出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面额的钱已经在几年前停止流通和兑换了），一把20多串（老板有时候还会送一串两串）攒在手里，满嘴冒油地在那边啃，肯定是会引来众人的啧啧赞叹。当然，如果能分出几把请同学们一起吃，那就更值得歌功颂德了。

只是吃得嘴角冒油的时候，大家总会讨论一个永恒的话题：这肉到底是什么动物的？

一般结论来自一对“天敌”：要么是猫的，要么是老鼠的。

双方都会摆事实讲道理，有时还会提高嗓门争论几句，但结局总是只有一个：

猫鼠一家，入胃为安。

饮料和冷饮值得单列一段来讲。

我们这代，是经历过上海“正广和”汽水的那一代，我们叫“橘子水”。在那时候，洋饮料属于绝对奢侈品。

我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去隔壁小伙伴家玩——他的妈妈是第一批买了股票认购证的。当她打开冰箱，露出一排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请我拿一罐喝的时候，我竟然茫然不知所措，半晌不敢伸手，仿佛人家是要我接受的是一张100万元的支票。

往后几年，可乐、雪碧、芬达开始普及了，但易拉罐装的还是舍不得喝的，更多喝的是一种所谓“可口可乐经典瓶”的那种小瓶装。我一直怀疑中国大陆应该有一条隐秘的地下生产链条，不然这种小瓶装凭什么要比其他款型便宜很多？

有一段时间，“七喜”是我们小伙伴中的宠儿，相当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它广告里的那个小人很“酷”。我一直以为他叫“非洲DIDO”，想大概那里十分干旱，所以要喝饮料，后来才知道人家叫“Fido Dido”，跟非洲没半毛钱关系。

至少在我们那片地区，似乎很少见到过“健力宝”的身影，但有种可乐，我们初中时踢完球是经常喝的，一喝就是一整瓶——用装啤酒的瓶子灌的。一瓶也才2块钱，比可口可乐便宜多了。我一直以为叫“天应可乐”（应是繁写体），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天府可乐”。

到了高中的时候，有段时间特别流行喝“维他奶”，软包装，1块5一包。那时候我天天在学校参加晚自习，就会去学校小卖部买一包维他奶，放在课桌前，做几道数学参考题，就轻轻抿那么一口——一包维他奶能抿上两小时。

但有时候碰上一道题解不出，抓耳挠腮，越想越气，恼羞成怒，几口就能吸干一包。

相对于饮料，冷饮不解渴，纯粹属于解嘴馋的。

那时候五角场翔殷电影院对面、55路终点站附近有一家卖冰霜的，5毛钱一小杯，菠萝味。我当时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冷饮？

每次都舍不得吃一口完整的，挖一小勺，用上嘴唇去慢慢抹，抹一点，抿一点，直到苦心节省下来的冰霜都化成了冰水。

大名鼎鼎的“光明牌”中砖，在我们那时候是属于奢侈品，一般不吃的。我们吃的最多的，是1毛钱一根的橘子“棒冰”，以及1毛5一根的奶油雪糕。橘子棒冰其实比较解渴，但不能吮吸——一吸，就把里面的糖精乃至色素全都吸出来了。吸时一时爽，最后留下一截白花花没有任何味道和颜色的冰块，也只能硬着头皮啃下去。

价格再往上一点，当时有传统“三件套”：4毛5分一根的“娃娃脸”雪糕：挺好一个人脸，越舔越融化，五官越变形，总让人想起《雪孩子》；4毛5钱一根的“鸳鸯雪糕”，贵有贵的道理：人家是“双子星座”，有两根棒子两截雪糕，可以一拗二分着吃的；再贵一点的我们叫“紫雪糕”，价钱忘了，就是奶油雪糕外面裹着一层巧克力皮，当时已经是很惊艳了，属于雪糕中的“贵族”，轻易不吃的。

我记得有段时间各大冷饮店还推出一种长棍状的奶油雪糕，镶嵌着葡萄干或菠萝，名字叫“冷狗”——我也不知道这和狗有什么关系。价格不贵，分量又足，所以一度很受欢迎。

有时候，“冷狗”刚从冰柜里拿出来会非常冰，如果旁边恰好有女生们在，有些男生就会把舌头舔上去——低温会造成舌头黏在“冷狗”上拔不下来。这大概也算一个节目，因为这时候往往女生们会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冷狗”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叫，“舔狗”倒有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下馆子”三个字对我们很遥远，是大人们的事。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几个小伙伴一起到一个同学家去玩，到了中午饭点，他妈妈居然关照他：“去吧，就去弄堂口那家饭店，请你同学好好吃点。”

我们当时就震惊了：这是要下馆子？！我们一般去同学家，也就家长煮点馄饨下点面条啊……结果那天不仅下了馆子，那同学还点了一桌子菜。我人生第一次吃的“松鼠鲈鱼”就是在那次吃到的，至今印象深刻：世界上怎么能有那么好吃的菜？

到了高中，“下馆子”就比较常见了，但都是校门口的那种小馆子。

我记得高中校门口有一家叫“柳林饭店”，老板和老板娘人很好，菜给得足，价格经常抹零。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个月总要去那里吃几次，每次基本四个菜：椒盐排条，鱼香肉丝，麻婆豆腐，蒜泥空心菜。有时还会一起分享一瓶啤酒——嚯，当真是有大人的感觉了。

高三那年，因为提前保送，自然要请客，在那家饭店包厢摆了一大桌，请了十几个要好的同学，点了无数菜，喝掉两箱啤酒，总共花了280元钱——记得清楚，是因为当时对我而言是笔巨款了。

因为我家也经常去那家吃，所以后来那家老板夫妇和我们家也成了朋友。那家夫妇挺会做人的，记得有一次托我妈办件什么事，来家里送礼，顺带把他们女儿带来了我家。那时他们女儿五岁左右，我就在房间里教她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画画，她画了好几张，我都帮她起好名字存了下来。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不肯走，还哭了鼻子。

那一刻，是我第一次萌发念头：如果以后有个女儿该多好。

其实高中时候，洋快餐已经在上海很普及了，但对我们那时候而言不便宜。

相对于麦当劳，我和几个同学更喜欢肯德基——当时肯德基调研中国人爱吃鸡是有道理的。

我们吃肯德基，是很有仪式感的：那时候每年成龙都会出一部贺岁片，我们会相约一起去电影院看，散场后到影院旁的一家肯德基聚餐。一般是一人一个套餐：一个汉堡，一包薯条，加一对鸡翅，大概14元~16元左右。一对鸡翅是肯定不够的，只是刚把馋虫勾出来了而已，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就这样推门离开了——不是意志力坚强，而是囊中羞涩。

至于麦当劳，更多是一个聊天和看书的地方。刚读大学的时候，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红遍海峡两岸的年轻人圈子，麦当劳在他笔下被赋予了一层特别的含义，已经超出“饮食”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