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大厂的中层们，降职降薪，过上低欲望生活

在过去，“互联网大厂中层管理者”的身份有一圈自带的光环，它意味着当下的成就和远处确定的未来：相比其他行业，他们年龄往往更小，却有更大的管理权限，每一次决策都有机会影响公司乃至行业；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里，升职加薪的机会更多，如果幸运一点，能陪伴一家企业敲钟上市，他们也更容易实现财富自由；即便在正常的发展路径上，他们的年薪和股票也足以跑赢大多数同龄人。

这是另一种意义的“上岸”，也因此，他们在消费和投资上更愿意付出真金白银，比如孩子的教育和高杠杆买房。但现在，河水再度湍急起来，在行业急剧变动中，互联网大厂中层成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业务紧缩，他们的升职通道关闭，本身也不如年轻人那么有性价比，被辞退的危险更大。

靠不断加班、自我抽打就可以获得升职的岁月也一去不复返了。更多的是要看业务、行业是否符合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与个人意志和能力无关。

而一旦离开，他们就面临着更严峻的现实问题：没有更好的出路，上有老下有小，背着房贷和车贷，他们只能接受降职降薪，生活水平、自我认知上也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中层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文 | 常芳菲

编辑 | 赵磊

运营 | 栗子

“12点到了”

做了十几年在线教育行业，林森最终坐在了一家传统光伏企业的业务主管对面，从简历开始接受审视。这滋味并不好受。

没有寒暄，对方看了他在高途的履历后直入主题：“你是被裁员了？”他没有解释，只是给出肯定的答案。对方的质疑接踵而来：“按理说，教育行业永远不会过时，你这时候被裁员是不是个人能力有什么问题？”

听到这个问题，林森基本知道了面试结果，他固然生气，可作为一个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齐备的求职者，他没法拂袖而去。他劝自己：说不定这是压力面试，再忍一忍。

对方的下一个问题浇灭了他最后一点侥幸。面试官开始质疑他履历的真实性。对方说正好有一个朋友也在高途，却没听说过有这个岗位和林森这个人。林森被一连串攻击性问题问得发懵，依然努力保持正常的沟通节奏，确认了面试官这位朋友的姓名之后，林森知道自己没有这位同事。

这个全程仅有5分钟的面试结束了。“这个业务主管并不了解在线教育，最后HR反馈，我和这个岗位需求不匹配。”

过去一年里，有许多和林森一样的互联网中层管理者，出于各种理由重新流入人才市场，接受企业更为严格的审视。

李楠在某大厂做了8年的产品经理，以前常有猎头主动打给他。被裁员后的最近一次面试，业务主管说他各个方面能力都不错，但就是迟迟没有下一轮面试的消息。其他市面上类似体量的公司“不裁员就不错了，headcount早就锁了”。

以前字节跳动是李楠所在大厂的员工比较喜欢的一个下家。作为行业内发展势头最好、业务扩张最快的公司，字节跳动曾经一年内招聘4万人，今年也踩了急刹车。就在本月，字节跳动CEO梁汝波更新个人OKR，表示将大幅降低2022年～2023年招聘计划，把降低组织规模增速、提升效率作为重要指标。

离开大厂的中层们，普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好找下家。

▲ 图 / 视觉中国

“今年的就业市场相对去年有比较明显的供大于求。有很多互联网中层在看机会，大部分都是在P8（同等）的职级。”CGL高级合伙人Jason Han说，“但实际上很多企业不太愿意接纳中层的加入，反而P6（同等）更好找，因为对新环境的融入度高、入职的预期也相对较低。”

今年1月～4月，猎聘大数据追踪程序员的投递行为发现，在有跳槽意愿的求职者中，愿降薪跳槽的人占到整体大厂技术求职者的55.34%，超过一半。在不同职级的互联网大厂人中，中层大厂人今年3～4月愿意降薪跳槽的人同比增长最多，为25.74%，比去年同期增长翻倍。

进入买方市场之后，中层们的预期也不得不随之调整，优先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

林森最终入职了腾讯的信息安全部门。在面试时，他依然感受到面试官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直接把职级压成主管，年薪降了起码30%。”但林森也可以理解，“这个岗位倾向于有呼叫中心和客服中心工作经验的人，找我纯属是因为在线教育行业一下出来了太多人。”佐证是，一个曾供职于新东方的总监，现在也成了他的同事。

除此之外，林森还要面对管理带宽、工作内容的落差。从管理150个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到亲自和一线人员沟通，做一些更接近体力劳动的工作。但他算了一笔账，“我一个月房贷4500元、车贷6500元，女儿每个月的早教、生活费也要3000元，我还能躺在家里等机会找我吗？”

Jason现在也会建议中层候选人“降低预期”。在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下，企业、招聘方的选择多了，更需要专业和行业背景同时适配的人。“我会让候选人列一下自己的技术能力最适配的场景。比如在线教育的技术中层，他的技术优势切换到电商、社交就需要进行重新匹配。候选人也能理解这点，同时会明白这意味着年薪要打折扣，现在中层转行的降幅普遍在20%左右。”

阿里前员工张敏是那种认为自己不会离开杭州西溪园区的人，但是她说：“过去的很多年，我们很多人都像坐上了南瓜马车的灰姑娘，我们以为这场盛会永不会结束。但现在，12点到了。”

“认清现实，放弃幻想”

中层管理者们的简历充满着“成了”的瞬间。林森亲自参与了高途区域运营中心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团队在半年之内完成超过5000万营收；一位前视频网站的市场负责人简历上写着超过10年从业经验，一连串耳熟能详的爆款项目，站内热度、曝光量、招商情况一应俱全。

这些履历上覆盖着一层柔光，显示了过去黄金10年，移动互联网浪潮下，一些刚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如何一步步成长为大型企业的中流砥柱。他们通常在35岁左右，毕业于985/211院校，有远见、魄力来到互联网企业，并且有能力借助大势将业务做成。

在此前，他们只要把握住公司上升的势头，OKR必达，或是跟对老板、接触到核心业务，升职加薪之路就会十分顺利。“只要你负责业务的增速高于公司市值（估值）的增速，没拖团队后腿，在大厂的评价体系里你就是合格的。”Jason说。从带几个人的团队到带上百人的团队，他们成为企业重要的中间层、各个业务线沟通的桥梁。

他们对工作评判标准也依赖过往的成功经验。最近从阿里离职的一位中层说，评价新岗位的“含金量”要看是否是企业核心主营业务、是否还有持续增长的可能。

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很多感性因素，比如个人自尊心。发现面试官是自己曾经的下属，想也不想就可以立刻放弃这个机会，“也省得对方尴尬”。而直到2021年上半年，就业市场都可以宽容这种“任性”——毕竟跳槽涨薪30%根本不值一提，总包翻倍才是行业“正常水平”。

但现在，整个行业都在“降本增效”，具体点说，互联网公司更加聚焦那些赚钱的业务，烧钱扩张的业务基本不做了，战争都不打了，谁还愿意开出涨幅30%的高薪去挖人呢？

“职场就像名利场。成功的时候，所有人都可以看见你，聚光灯打在你身上。但当你（你的公司/行业）处于下风的时候，没有人会再过多关注，这是职场很现实、残酷的地方。”Jason说。

许多大厂中层在降低自我预期之前，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成功”。

▲ 中关村软件园，是许多大厂中层辉煌的起点。图 / 视觉中国

林森见证且参与了整个高途运营中心从30人到200人的规模增长，晚上12点下班之后，他躺在床上仍在在想哪些工作需要立刻布置、哪些关键指标需要跟进结果，每天复盘2个小时之后，才能安心休息。

“我全部心思都在工作、都在学生身上。”他对这样的工作强度毫无怨言，甚至直接劝退了一个下班后就不再回复工作信息的老师。“我们要求学生的消息2小时内必须回复。”

林森成了学生最信任的那种老师，也获得了同行业顶尖的回报和更广阔的可能性，代价是付出自己全部的时间。在线教育风口的那两年，连他的下属跳槽到BAT都能直接晋升到经理的级别。但是，行业震荡之后，留在高途的林森也一同坠落，而那位跳槽到大厂的同事，现在的职级远高于他。

“选择、时机大于努力”，林森这样安慰自己，既然享受了前期行业的红利，就得承担现在这个选择带来的结果。“教育行业在风口上的时候，可能我们从业者的薪酬水平极速提升了，而能力并不匹配。”他这样反思。

“选错行业就会很难。比如曾经做过P2P行业的人，他们的简历里如果还保留这段经历，会对职业履历大打折扣。”Jason说，“有些人宁可‘开天窗’，说出国旅行了、结婚生子了，也不想再提这段经历。”

在阿里工作了6年的尹默是一位P8，她本来以为阿里内部赛马的竞争强度已经足够激烈，任何一个团队想要获得集团的资源都需要拿出能说服人的结果。即便同属一个P9管理，两个团队想要获得阿里妈妈的资源倾斜都需要内部比稿，不论输赢，双方都需要给资源方写复盘总结，“清晰说出我的方案到底强在哪里”。

凭借一次次的比稿、IP打造，尹默可以完成上亿的成交，和很多头部企业高管平起平坐。一开始她不理解为什么有中层员工在阿里供职超过十年，当她离开阿里，发现自己已经不太理解“娃圈”“谷圈”（动漫周边）是什么意思，才明白为什么很多阿里中层不愿意离开。

“其他公司接不住一百万左右的年薪只是一个方面，另一面是我们对平台有路径依赖。说白了，阿里的试错空间很大，我们不用对一个营销方案的结果100%负责。”

很多人会用“在电梯里做俯卧撑”来比喻中层们不堪一击的优越感，意思是坐上一部上升的电梯，不管用什么姿势都能到达顶层。“很多中层只是跟对了人、选对了业务、有执行力，而不是真的有创造力。”Jason说。

一位猎头告诉坦言，这一拨大厂出来的中层管理者很难在同级别的公司找到“合适”的岗位了。“还是要认清现实，放弃幻想。”

▲ 图 / 视觉中国

最低限度的生活

离开大厂后，曾经意气风发的中层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现实。

李楠在31岁的时候加入某大厂，如今已经39岁，去年年底，他所在的房地产业务条线被整体裁撤，给了N+1的补偿，但股票不会兑现。他决定发起劳动仲裁，从HR、法务到副总裁都半劝半威胁地让李楠多拿几万块钱的赔偿，不要等公司单方面解除合同。但李楠不愿意。“我人生有8年的时间都投进这家公司，但最终，他们这样对我。如果我同意协商，可能这辈子都觉得恶心。”

但为尊严而战要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仲裁的1～2年之间，李楠不能有任何社保记录，无法入职新的公司。“社保断了就断了，我反正没想拿北京户口。”他说，“房贷每月一万五，我还可以用积蓄撑一撑。”

李楠愤愤不平的，是自己在公司的8年，一直像一个不断跑动的补位者，总是在不同的新业务之间流转，“一个新业务，很着急说要做，刚刚有点起色，又很快不做了”。

在这种反复跑动中，李楠的个人能力和成绩变得难以评价。除了大范围普调和一次升职之外，他没有获得任何职业上的成就感。李楠想过离开，但最终看看每年普调的薪酬、每年按月份分别到期的股票，他又按下了这个念头，想着就把公司当成“领工资的地方”，这样撑过了8年。中间也有猎头带着字节跳动薪酬涨幅不错的职位找来，他想也不想直接拒绝，背后是互联网追捧年轻人给他带来的自卑感。“字节都是年轻人在‘卷’，我岁数大了，也没有那个自信了。”

▲ 字节跳动的员工大多非常年轻。图 / 视觉中国

离开老东家之后，李楠开始专心拍起抖音。每一天都过得极快，找选题、写稿、拍摄、发布，自己再做两顿饭，一天就过去了。很多时候李楠起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着镜头。

成为一个自媒体从业者，让他脱离了大厂产品经理的惯性，进入了碎片化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有人找他，境遇相同的同事会来问候、关注者会来咨询裁员赔偿的流程，甚至还有粉丝让他帮忙修电脑。

最近他的选题是拍摄自己如何用1000元生活费（刨除房贷）在北京生活：一日三餐都自己下厨，青菜面条为主，周末能吃点肉，一个月伙食费最多用掉800元。偶尔改善生活，在附近的批发市场买一买应季水果。算上交通费、宽带费，满打满算每月的基本生活支出是1600元左右。这是一个人活下去最基本的开销。

除此之外，他还有各种省钱妙招。比如给购物软件多建几层文件夹，降低平时打开的频率；再把银行的App放在屏幕最显眼的位置上敦促自己攒钱，线下购物也直进直出，只买必需品；最后善用记账软件，时时回顾自己的开销。

即便是中国人最重视的新房家具，他都买二手的。衣柜是在二手市场淘来的，800元一个，不仅送货上门还帮他修改了尺寸；餐桌、餐椅、电视柜一整套全买下来只要2000元。有人嫌弃二手家具太脏，李楠平和地给出他的解决方案：“用抹布蘸点白醋，一擦就掉了。”

他反复说，节省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不是因为裁员失业。“人不要对物质过度追求。”在片尾他还反问，“那些一个月就花掉五六千的人，都是把钱花在哪儿了？”

在消费主义席卷中，有一句很蛊惑人心的话：每一笔消费，都是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按照这个标准，李楠在北京过着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一个月一万五千元的房贷正好是妻子一个月的收入，优先保供之后，一家三口的生活费、儿子的学费和住宿费都成了问题。

视频里，李楠看上去随遇而安，接受了自己的处境。只有偶尔和粉丝聊天的时候，才会暴露自己的脆弱。“很多人质疑我的开销，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在北京没有生活。没有娱乐活动和人情来往、没有聚会、没有份子钱。”他说，“其实还是家乡好，有父母亲人，还有家乡美食和空气里独有的味道。”可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还得挣钱”。“在北京总是有一种焦虑感，趋使着自己要干点什么，不能放松。”

他最近开始尝试在线上线下接一些广告。“有个前同事在做MCN，他们帮我接商单。具体的合作细节都是他们聊。”目前为止拼多多、转转都投放了他，原本拼多多希望他能推广iPhone 13，但李楠觉得自己买不起，把产品换成了自热小火锅。他刚给一个招聘网站拍了视频，拿到1000元劳务费，开开心心给自己买了肉吃。有人以为在抖音卖货可以挣到大钱，他解释“总共挣了大几百，后面没有‘万’字”。很多粉丝看到他的境遇心有戚戚：李楠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未来我们40岁被大厂裁员之后能做的事，哥先给我们打个样了。

▲ 更年轻的员工们走进腾讯大厦。图 /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