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树下的小时候

作者：小呀呀。（来自豆瓣）

上小学的时候，爸爸是学校的老师。每天早晨，爸爸会给我四块钱，我负责到学校门口买两碗烧鸭濑粉。

两碗烧鸭濑粉，一碗是我的，一碗是爸爸的。卖汤粉的阿姨是附近村子的一位阿姨，每天早晨阿姨推一辆铁皮小推车来学校门口，这是附近能买早餐的唯一一个小摊。买汤粉，首先要选择一种粉，可以选米粉、河粉或者濑粉；接着选一种肉，可以选叉烧肉，或者烧鸭肉。我和爸爸总是吃烧鸭濑粉。买好了，我就把两碗濑粉提回自己课室，两碗盖子先打开来对比一下。

虽然都是烧鸭濑粉，可是里面的肉是不一样的。一碗里面，有可能是三块肉、也有可能是四块肉；有可能是鸭腿肉、也有可能是脖子肉。现在的汤粉店，无论是烧鹅还是烧鸭，都会把腿肉砍出来专门卖一个价钱，可是那个时候，能不能吃到腿肉，是要看运气的。这样看来，我的幸运程度总是比别人高一些。我把两碗濑粉打开，仔细观察一下哪一碗肉多哪一碗骨头多，反正骨头给我也不吃，扔掉浪费，我知道大人是肯吃骨头的，整体算来，还是把骨头多那碗送去给爸爸最合算。

后来长大一点，我也变聪明了一点。我不是有筷子吗，我可以自己动手重新分配的。于是，两碗濑粉里的肉有了重新组合的机会，我挑挑拣拣，尽量公平公正，努力让两边碗里数量相同，要是不巧多出来一块，那就多给我一块好了。

于是，爸爸吃到的肉就更少了。

那个小学，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学。离小学不远有三个村庄，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前边、一个在左边——其实左边这里不算正式的村庄，只是一个林场边上开了一个手袋厂，围着手袋厂有一些店铺和生活区而已。上学的小孩子，都是从这三个地方来的，上课的老师，也都是从这三个地方来。可能因为地方小，在这里几乎没有感受到什么竞争的气氛，也没见谁特别努力为了考第一名。爸爸对我们也没有多少要求，考试分数不差到丢人就行。爸爸做老师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确实没有多少好处——要说最大的好处，可能就是哪天我忘带红领巾了，不用像别人一样跑回家去拿。

别的小孩子，要是红领巾忘记带了，可以跑回家去拿，也可以到办公室找老师买一根。可是一根新的红领巾价格高达两块钱，很少有小孩子舍得花这个钱的。可是我不怕，我有爸爸替我付钱。可是我也疑惑，怎么每次都见爸爸从柜子拿红领巾出来，却一次都没见过他付钱呢？他付钱给谁呢？去问他，他迟疑一下：“校长会从我工资里面扣的。”

原来如此，那我就放心了。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好处了。倒霉的事情倒是有，比如一年两次的文艺演出，因为爸爸的缘故，我总是被安排做演出的主持人。可是，我只是一个胆怯的、腼腆的、没有自信的小孩子呀，要独自一人站在灯光下面，实在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时遇到全班级合唱的节目，那就更可怕了——这意味着我没有换衣服的时间，只能报幕之后匆匆忙忙加入出场的队伍，在服装统一的同学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亮闪闪地夹在中间，十分瞩目，十分难堪。

这样的文艺演出一年有两次，一次在六一儿童节，一次在元旦节。演出的地点是村广场的大舞台，这个村是由十几个小村组成的大村，正式名称应该是“居委会”。遇到大一些的节日，活动还有演出都在这里——比如新年，这里会办彩票抽奖的活动，两块钱一次的抽奖，头等奖品是彩色电视机或者一台洗衣机。我们家抽了几年，最厉害的一次抽到一桶白猫洗衣粉。

反正，就是在这个重要的舞台。节目是村里两个小学合作提供的，你出一半节目、我出一半节目，你有自己的主持人、我有自己的主持人。可是，另一个小学的主持人从来不搭理我——因为，学校也有高低之分的。人家的小学是用村子名字正式命名的小学，那儿的学生都是村里的本地人；而我们这个小小的孤零零的偏僻的小学，上学的除了本地人，还有好多手工厂的、路边种菜的小孩子。人家的学校，每个年级都分（1）班、（2）班、（3）班，而我们，每个年级就只有一个班……

可我还是偷偷看人家。真好看啊，这样的女孩子，仿佛对一切大场面习以为常，什么都不害怕，什么都不会让她紧张。她的裙子也是新的，裙摆蓬蓬松松的，而我的裙子是老师到别处借回来的，明天就要还回去。我还留意到，人家一只手拿话筒，另一只手是特意摆在侧边指尖并拢然后微微翘起来的，我尝试学了一下，又觉得偷偷学别人很难为情。

不过好的回忆也是有的。元旦节晚会结束之后，天很黑很黑了，风也好冷好冷了，我躲在爸爸摩托车后面，迎着冷风回家。下车了，才知道原来我们没有回家，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宵夜大排档。这一天，我吃到了世界第一美味的东西——油爆大虾。

虽然那一片店面早已经拆除啦，可我一直在心里记住它的位置。

我们家原本住在学校右边的村庄，后来搬到了学校左边手袋厂旁边。有一年，林场边上建起了一个大型手袋厂，围着手袋厂又有其他小工厂、有卖水果的、小卖铺、饭店、做皮鞋的、还有推小板车卖《故事会》的，于是我们家也到工厂大门外面租了一间店面做小卖铺。只靠爸爸当老师的工资，是养不起几个小孩子的。于是，我放学了，可以往右边走，走右边是回去爷爷家；也可以往左边走，左边是爸爸妈妈家。如果去爷爷那儿，爷爷每天早上会给两块钱零花钱，早上起来，钱已经在饭桌上面放着了，怕风来吹，爷爷就拿喝茶的杯子把钱压着，有几个小孩，就用几个喝茶杯子分别压几份钱；如果去爸爸妈妈那里呢，趁爸爸妈妈不在，可以偷吃店里一块钱一根的鸡肉肠。

虽然和爸爸都是一样要到学校去，可是爸爸是不带我一起的。可能因为地方小，所以大人们都没有拐卖的担心，即使是一年级的小孩子，也是自己走路上学，或者跟好朋友结伴着走。每天早晨，爸爸自己开摩托车就出门了，留我自己还在家里，要是遇上下雨天，鞋子一天都是湿透的。

跟我一起上学的好朋友呢，第一个是家在手袋厂里面开小商店的，第二个是住在山上垃圾处理场的，第三个是家里种蔬菜的。跟第三个朋友交朋友的时候她家正好种的是番茄，每天放学一起回家，她到家了，总会邀请我们下去田里摘个番茄拿着吃。第二个到家的人是我，最晚到家的是垃圾处理场的好朋友，她要走到山上去，还要多走半个多小时。有一次她邀请我一起上山去，于是我在她家吃了晚饭还住了一个夜晚。她给我讲有一年他们从家乡过来，天太晚了，回不来，只好在外面宾馆住了一晚……我好羡慕她呀，她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住过宾馆的人。

人类的势利和攀比心，好像是后来才流行起来的东西。那个时候，跟住“垃圾场”的人交朋友没有什么奇怪的，种番茄的好朋友，其实也是全家人一起住在菜地中间搭建的塑料布棚子里边而已。可是她们送给我珍贵的宾馆带出来的小瓶洗发水，还慷慨地请我每天到田里摘一个最成熟的番茄。

之后有一次，垃圾处理场的好朋友也在我家过了一晚。文艺表演结束之后，天很黑了，回去山上太危险，于是爸爸妈妈留她在家里过了一夜。

学校里人不多，所以每个人都是熟悉的；每个人都是熟悉的，所以就有好多随意自在的事情。冬天的早晨，老师上班路上发现菜地结着霜，就急急赶到学校把小孩子们带出去看霜。菜场附近，看见同班同学蹲在路边帮家里卖菜，也可以蹲过去陪他一起聊天帮他一起卖菜。弟弟刚到两岁，就每天跟着我到学校来，我和我的同桌把两张椅子接到一起，各自往两边坐一坐，让弟弟坐中间……后来，我在课室上课，弟弟就自己一个人躲在楼梯底下自己玩，默默等我下课了过去陪他玩十分钟。

就在这样的地方，我迷迷糊糊长大了。不过还是一样胆怯，还是一样愚蠢。升了年级也不知道，从一年级升上二年级，我走进原来的课室，老师却告诉我我不是这个班的学生。我也着急，怎么不是呢，我一直都在这里上课的呀，我没有记错呀！再长大一点，语文课本上学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了，那天的作业是用“荣”字组几个词。这个简单，我爸爸的名字就有这个“荣”字，把爸爸名字写上去就好了。老师耐心解释给我听：组词不应该组人的名字，要写也必须是大家都认识的人的名字……我更迷茫了：老师你不是认识我爸爸吗？

没人跟我玩的时候，我就在木棉树底下看黑蚂蚁。黑蚂蚁是不可怕的，红蚂蚁才咬人。学校门口种着两棵绿树，它们果实就同核桃一样，可是不能吃的，吃了会中毒；围墙上面覆着洋紫荆，开花的时候好看，不过大部分时间都光秃秃。公用厕所的屋顶，横七竖八长着霸王花，霸王花开花了是可以摘下来煲汤的，可是可能因为它跟厕所太近了，总是没人来摘它。最最麻烦的是学校中间那棵木棉树，它好看是好看，可是作为这里最好看最抢眼的树，到了学写作文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以它为标题写一次作业……可它只是站在这里，有什么好写的呢？

木棉花开花的季节，每天都在往下掉它的大朵红花。我们在这边上体育课，它就在那边掉花，扑通扑通地，一会儿就一朵，一会儿又一朵。每年到了这时候，家长们就要求自己家小孩放学捡些木棉花回家，木棉花可以当中药用的，晒干了可以煲凉茶。

可怜的小孩子们啊，一边要保护自己弱小的自尊心，一边又怕交不了差要挨骂。左右为难着，只好拼命留意什么时候人最少、看有没有人注意自己，趁没人了，赶紧捡两朵花藏进口袋。

后来老师们商量了一个决定。看守大门的叔叔，每天负责把地上的木棉花收集起来，放去乒乓球台上面去。星期一，木棉花是给一年级的，星期二，二年级的学生可以拿，星期三，就是属于三年级的了……放学了，谁要是想要花，就自己过来拿。

这就是我知道的关于木棉花的事情了。可是这些事情，有什么好讲的呢？老师说，写作文可以写它叶子的颜色，写花的颜色，写它的树干要几个小孩才能环抱，写花是几月份开放的。那些我知道的事情，都不是正确答案。可是，写作文是没有正确答案的呀，写作文，只是想听你讲你想的事情而已。

可是呢，要等我长大了，才知道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