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婚姻现象

@西门大妈：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一种非常奇特的婚姻现象：

体面家庭出身的丈夫靠着老婆在外面交际、甚至交男朋友来维持体面生活；看起来轰轰烈烈的男方家庭不仅不反对，还笑脸相迎、创造条件；而他们的老婆们哪怕已经和别人同居了，也绝不离婚，死死攥着“太太”这个名分。由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经历，在她笔下，这种现象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洋派城市尤为突出。

这是因为西方的商业法律让女性拥有了独立经商、开户的资格，有了养男人的资本；另一方面，西方带来的交谊舞、酒会等社交方式，让“名分”成了必需品。在当时，一个单身女人或离异女人如果经常出入交际场和男人推杯换盏，会被骂作娼妓，根本谈不成生意。

在民国上海，女人养男人不仅被接受，甚至被男方家庭鼓励。最典型的就是阮玲玉与张家四少爷张达民。张达民不事生产，全靠阮玲玉拍电影养活。张家父母最初强烈反对这门亲事，但后来默许了这种“儿子靠媳妇养”的局面，因为阮玲玉的收入成了张家一个财源。后来两人分手，张达民仍不断勒索她，最终把阮玲玉逼上绝路。这说明在当时，“丈夫靠妻子赚钱养活”已经不是什么丢人的事，男方家庭甚至乐意配合。

在这种“新旧交替”的大环境下，有些女性哪怕根本没作皮肉生意的想法，也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到骚扰。比如顾维钧夫人黄蕙兰，生于豪门，乃“印尼糖王”的女儿，她随丈夫出使英国、法国、美国等地，着装时髦，英语流畅，能与英国女王、美国总统无障碍交流，这是另一种交际花。交际目的不为自己出名，而是便于丈夫开展工作。每个大使背后，都有这样的夫人，她们必须应酬，通宵地跳舞，参加高档宴会；她们说话谨慎，不会泄露国家机密，却会意外地获得惊人情报与信息。但既是常态化交际，就免不了被揩油：“一个晚上，一个年纪大的法国佬，故意摸我的膝盖，一面小声地向我说些亲昵的话，我又怕又窘，用法语对我的迫害者说：‘你住口！请不要这样！’”

堂堂大使夫人，糖王的女儿都难逃揩油….要不是她自己说，谁能信呢？

于是有人觉得，与其如此，干脆用这个赚钱好了。最典型的例子当然就是《沉香屑·第一炉香》。女学生葛薇龙嫁给了落魄的混血阔少乔琪乔，乔琪乔没有继承权，更没有赚钱能力，但薇龙还是嫁了，并且最终靠自己出卖色相来养活乔琪乔。

薇龙通过交际场获得了独立的经济能力，但她必须买下“乔太太”这个合法头衔作为护身符。乔琪乔出让了传统男性的“夫权”（允许妻子有外人），换取了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薇龙让渡了部分身体自主权和财产，换取了社会交往的合法性。一个出身体，一个出IP，共同维护一个“上流社会高级交际花”的商业模式。

在市井底层，这种交易更加赤裸裸。1933年《申报》曾报道上海某船业巨贾的儿媳赵氏，丈夫因长期吸食鸦片、身体病弱，“无力约束，只得听其自由，不再过问她的私事”，默许妻子出入舞厅结交男友；只是后来丈夫翻出合影证据，伪造电报将其休弃，赵氏最终被拆白党骗走沦为娼妓。

更极端的案例是《申报》记载的泰兴夫妻骗术案：丈夫对妻子卖身不仅不制止，反而“端茶倒水”招待嫖客，初期不收嫖资引客上门，再夫妻联手榨干对方钱财。这些案例虽然动机各异，未必像张爱玲笔下那样长期稳定，但“丈夫默许/配合妻子卖身交际”这一社会现象在民国上海确实真实存在。

其实在晚清道民国，满足富裕男性交际、情感与性需求的产业就已经很成熟，主要是高级妓女，比如“长三”和“幺二”。为长三妓女“摆花酒”请客，是当时商人结交、官场运作的重要方式。谁包下了一个当红长三，谁就在圈子里有面子。

但是长三、幺二本质上是“商品”，她们没有合法的社会身份，老鸨掌握着她们的产权。她们靠的是传统妓女的才艺来吸引客人的，和客人之间是“买卖关系”，钱货两清。而且长三、幺二从小浸淫在欢场，过于熟稔、世故，甚至有些油滑，她们对待客人往往是程式化的。

所以即便搞定了一个红长三妓女，对于豪客来说，无非就是炫富，和今天买了个跑车一样，只能证明你有钱，最多最多地位高，仅此而已。但是体面家庭的太太、新式女学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她们往往受过西式教育，会说英语、懂法餐、跳交谊舞。她们身上带有“良家妇女”的矜持与纯洁感。撕破这层体面的外衣，让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平时高高在上的太太们为了钱或生存低头，是当时许多暴发户、洋场恶少最变态也最热衷的消遣，因为这是真正征服了一个人，而不是买下一个东西。葛薇龙之所以被司徒协选中，是因为她身上那股“清纯的女学生气”“乔家少奶奶”的体验，是妓院里买不到的。《金瓶梅》中，西门庆魂牵梦萦的，不也是官太太的“贵气”吗？

从社会评价上来说，一个男人频繁出入妓院，会被视为作风败坏的。但参加高档酒会、舞会、去朋友家做客，则是“正常的社交”。在这些合法的社交场合中与太太们调情，甚至是发生关系，披着“文明交际”的外衣。太太们为了维护“体面”，也不会像有的妓女那样撒泼要钱，男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和风险。

为什么这些老婆们都到这个地步，也不离婚呢？因为在当时，名分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一点《连环套》里的霓喜就是个反面教材。她先后和印度商人、药铺老板同居，拼命干活生娃，但始终没有正式名分。结果老板一死，婆家人立刻把她扫地出门，一分钱财产都没分到。霓喜的悲剧恰恰证明了：在那个年代的沪港商界，女人自己有钱没用，只有“婚姻名分”才是产权和社会身份的唯一合法凭证。 没有名分，你只是个随时可以被赶走的高级佣人。

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是因为它卡在了新旧时代交替的断层线上：

新时代的商业规则让女人有了经济能力，但旧时代的礼教依然要求女人必须有个丈夫才算是“体面人”。于是，婚姻彻底变成了一门合伙生意。女人用金钱和妥协买来社会通行证，男人用尊严换来寄生的饭票。

在这场各取所需的共谋里，没有谁是无辜的，他们都是那个畸形时代下的精明生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