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出灾难性的二季报后,英特尔隔日开盘大跌26%,市值缩水至1000亿美元以下,勉强到AMD的1/3,不到英伟达的3%。
CEO帕特·基辛格当即开启开源节流三板斧:先是把15000名员工输送到社会;接着出售资产包回笼资金,被摆上货架的有可编程芯片部门Altera,自动驾驶芯片公司Mobileye;随后,英特尔筹划分拆芯片制造部门,一劳永逸处理掉这个包袱。
高通收购英特尔的传闻在五年前会被当作洋葱新闻,但当舆论开始严肃分析收购的可行性,问题严重性可见一斑。
2020年,基辛格以技术派的背景回归英特尔,市场期待他能以CEO的身份拨乱反正,带领英特尔重回增长轨道。但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到了中期验收环节,曾经的半导体霸主只能在Magnificent 7高奏的凯歌中顾影自怜。
大厦倾倒从来不在一夕之间,蓝色巨人的黄昏来得也并非措手不及。
失效的钟摆
芯片制造工艺制程的落后,是英特尔在过去几年迅速下滑的核心因素。
英特尔是半导体产业为数不多还在坚持IDM模式的公司。所谓IDM,可以简单理解为芯片的设计、制造和封测都由自己一手包办。优势是生产能力强,能够全方位执行自身战略,劣势是业务战线长,投资成本大。
基于IDM的架构,英特尔制定了名为tick-tock生产模式:即以两年为一个单位,“tick年”侧重芯片制造,更新芯片制程,“tock年”侧重芯片设计,更新架构。
举例来说,2011年的Sandy Bridge和2012年的Ivy Bridge采用一个架构,但制程从32nm升级到了22nm(tick),2013的年的Haswell沿用了22nm制程,但对架构进行了更新(tock)。
英特尔靠这套战略打遍天下无敌手,获得了接近垄断的市场地位。但2014年,“tick-tock”的钟摆开始失效。
虽然14nm工艺在2014年顺利量产,但距离上一代的22nm已经相隔了两年半;待到10nm工艺量产,则花费了足足4年。
英特尔挤牙膏的这几年,恰好赶上三星和台积电大干快上,一口气把制程推进到了5nm。依靠台积电的生产能力,AMD开始绝地反击,公司市值在2022年历史性的超过了英特尔。
2021年基辛格走马上任,当天英特尔的股价大涨了7%。但前者接到的其实是个烂摊子:核心业务被AMD蚕食,芯片制造被台积电远远甩在后面,面对即将爆发的人工智能市场,英特尔也完全没有准备。
基辛格的解决方案是一个雄心勃勃的IDM2.0计划——打破“自家芯片自家造”的传统,设计部门可以找台积电这样的代工厂生产芯片,制造部门可以接其他芯片公司的代工订单。
但英特尔的特殊性在于,英特尔的制造业务只为自家芯片服务,芯片制程一直在升级,老旧的制程便被闲置、淘汰。
举例来说,三星会在自家芯片推进到7nm时,让淘汰下来的14nm产线承接外部订单。而英特尔此前没有代工业务,导致芯片制造部门没有成熟制程产能。到2021年,英特尔28nm及以上的产能,都被淘汰得差不多了。
基于此,英特尔提出收购排名第九的以色列芯片代工厂Tower Semiconductor,后者不仅有完善的成熟制程产线,而且在汽车芯片、工业芯片等领域树大根深,与英特尔完美互补。
但人算不如天算,地缘政治因素让各国政府收紧对跨国并购的监管,收购案最终流产。虽然手里握着的订单不算少,但迟迟无法成为公司营收。
2023年,英特尔代工部门贡献了70亿美元亏损,今年再接再厉,上半年已经亏了53亿美元,激进的“四年五节点”计划还位于PPT大饼层面,重金投资的晶圆厂也停留在“三通一平”阶段。
一家公司很难在低谷期犯错,却容易在鼎盛时期出昏招。英特尔的种种积弊,埋藏在它们如日中天的年代。
舞台中央的观众
2010年代是英特尔辉煌的十年,也是失去的十年。英特尔在各个产品线上难觅对手,代价是他们错过了几乎所有能错过的东西。
拒绝为苹果供应手机芯片是英特尔的史诗级污点,但细数2010年后半导体领域的技术革命,从智能手机、自动驾驶到人工智能,英特尔一直是舞台中央那个尴尬的观众。
在人工智能赛道,英特尔起码有四次上场的机会,无一例外无疾而终。
2009年,英特尔上马了一个名为Larrabee的项目,旨在基于x86架构,推出一款真正通用的GPU[3]。
当时,英伟达的GPU因为超强的并行计算能力,已经引发学术界关注。负责Larrabee项目的恰好是现任英特尔CEO帕特·基辛格,但基辛格在项目开启同年就跳槽到了EMC,Larrabee只能半途而废。
只活在PPT上的Larrabee项目
Xeon Phi是Larrabee的继任者,定位仍然是一款通用GPU。但英特尔的思路从设计全新的GPU变成了“赋予CPU媲美GPU的计算能力”[3]。由于高昂的成本,Xeon Phi在极其有限的产品周期里,几乎没什么客户,加上10nm难产,最终在2017年被砍。
砍掉Xeon Phi前,英特尔接连完成两次重大并购。一次是买下“FPGA老二”Altera,一次是收购AI芯片公司Nervana,前者代表了AI推理芯片的潜在大热赛道,后者则是与谷歌TPU类似的技术路线——TPU是驱动AlphaGo的幕后功臣。
遗憾的是,在被剥离或终止前,Altera只贡献了每个季度平均5亿美元的营收,Nervana只交付了一款产品Nervana-NPP[4]。
在移动芯片和自动驾驶两大新兴技术中,英特尔重复着类似的故事:
主打移动终端市场的Atom系列诞生在iPhone上市的第二年,在本该乘胜追击、快速迭代的时期,Atom等来的却是长达五年的按兵不动。因为担心主打性价比的Atom挤压其他产品产能,英特尔内部的资源投喂优先级被一再排后。
Mobileye当年贵为自动驾驶芯片之王,但被英特尔收购后反而裹足不前,芯片性能掉出第一梯队,只能靠L1/L2低级别自动驾驶,勉强维持体面。
和IBM、思科的故事不同,英特尔对新兴领域的嗅觉非常敏锐,对新技术的投资也没有丝毫懈怠。巅峰时期,仅英特尔一家的研发开支就占据了半导体产业的30%。
打开英特尔的“技术工具箱”,里面还摆放着从英飞凌收购、后来被卖给苹果的基带业务,一直亏损的高速存储产品傲腾Optane(2022年关停),甚至还有无人机业务(2022年被卖给马斯克)。
但整个2010年代,这种“努力但只努力一点点”的研发和投资风格贯穿始终,最终导致英特尔错过了PC之后的几乎所有新兴技术。
与这些擦肩而过对应的是公司CEO频繁的更替——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让CEO多干几年
从2000年至今,英特尔一共换了五任CEO,这个频率放在足球队算正常,但在高科技公司却是大忌。
在错失技术浪潮这件事上,英特尔的每一任CEO都可以拉出来批判一番,首先是保罗·欧德宁:
欧德宁治下,英特尔成功将苹果拉入x86阵营,却因为拒绝为苹果设计芯片,错过了进入移动终端市场最好的上车机会。
2006年,欧德宁向乔布斯“交付”硅晶圆
回过味的欧德宁亡羊补牢,先是推出Atom系列处理器,借上网本杀进移动市场。虽然表现平淡,但这颗芯片的生命力不可谓不旺盛,一些特斯拉老款车型的车机芯片就搭载了Atom处理器。
随后,欧德宁开始大力投资EUV光刻机,向ASML的EUV项目投资41亿美元,比台积电(14亿美元)和三星(9.74亿美元)加起来还多[6]。
但这两项投资都伴随欧德宁在2013年的引咎辞职束之高阁。继任者科再奇不相信EUV光刻机的规模效应,坚持在10nm工艺节点采用技术更成熟、也更便宜的DUV光刻机,导致10nm良率迟迟上不去,被三星、台积电弯道超车。
早在2017年,英特尔就将第一台EUV光刻机收入囊中,但一直落灰到2021年才重见天日。其间,英特尔在14nm节点凑合了整整7代产品,牙膏厂的名号愈发响亮。
频繁的人事变动造成了各项业务战略的摇摆不定,继而影响了英特尔对新兴技术的长期投资。
科再奇在任期内主导收购了Nervana,是英特尔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第四次尝试。然而2019年,科再奇因为没在办公室管住下半身引咎辞职,Nervana不出意外的寿终正寝。
财务背景的罗伯特·斯旺接任后,转而收购了AI芯片公司Habana Labs,将本该投向Nervana的资源悉数转移。
高科技公司的掌舵者需要敏锐的嗅觉,长远的眼光,强有力的落地手腕,但承载着一切的是足够长的在位时间,这样才能让长周期的技术投资保持稳定运转,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
英特尔最大的竞争对手AMD也曾经历动荡,2014年,苏姿丰同样接过了一堆烂摊子,在CEO任上一干就是十年。直到2020年后,她的一系列战略规划,才逐渐转化为实际的市场份额和公司业绩。
横向对比微软、谷歌等科技公司,英特尔的领导层换届也过于频繁。相比之下,刚过完60大寿的黄仁勋没有一点要退休的意思,表示要向张忠谋看齐,再干30年。扎克伯格今年刚满40,正值壮年。
英特尔的另一个问题是,在x86市场孤独求败后,下一个战略方向始终模糊不清。
对高科技公司来说,接班人的定位是“下一个战略的执行者”。因此,大部分公司会选择操盘未来战略业务的那个人,而不是负责过去传统业务的那个。
谷歌现任CEO桑达尔·皮查伊在接班前,管理的是Chrome和Andriod业务,几乎没碰过搜索业务。贝索斯钦定的接班人是开创AWS云计算业务、几乎没管过电商的Andy Jassy。无独有偶,萨提亚·纳德拉上任前,从未染指过Windows和Office,而是靠云计算建功立业。
英特尔敏锐的捕捉到了几乎所有革命性的新兴技术,遗憾的是,相比《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的孤注一掷,他们在每一条赛道上,都只破釜沉舟了那么一点点。
来源:远川科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