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根生、鲁冠球、宗庆后，三个传奇，一段史诗

风起（1）/1984

1984年，杭州城。

当年的这座城市，在中国版图上远不如现在这么耀眼。古老而优雅的西湖维持着千年如一日的美丽动人，但杭州的城市建设却屡屡受到来访者的诟病。“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这一句半带揶揄的评价伴随了杭州很多年。

这座古都，天生带着安逸和慵懒的气场，使得居住于此的人们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大潮中显得并不出众。当然了，在街头巷尾，你或许能见到不少蹬着三轮车的人，在彼时被杭州人亲切地唤作“踏儿哥”。他们穿行于狭窄的城市街巷之间，做着“投机倒把”的生意，算是改革初期一道特殊的风景。

他们之中，有一个长相颇具特色的高考复读生，由于数学成绩不佳，连续落榜两年。家里给他搞了一辆三轮车，让他在复习之余也能有个营生。这位年轻的踏儿哥在20多年后以Jack Ma的名字享誉全球。但在彼时，他连“@”符号都还不认得。

年届50的冯根生则与他们不同。有“狂人”之名的他此时已经担任了12年国营中药二厂的厂长了。10年间，他将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厂，从一个小作坊发展为一家总产值位居业内第七的“全国中药行业样板厂”。这让他成了这场改革大潮中名副其实的老资格。6年前，他苦心研发的中药保健品“青春宝”，由于被上级审批部门的领导斥为“不为工农兵服务”，犯了“方向性错误”，迟迟拿不到生产批文。冯根生决定冒险，拍板提前投产青春宝。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不啻为一次巨大的赌博。

特殊的家世背景和早年的经历或许为冯根生的赌局天平添上了关键的砝码。他出生于一个医药世家，其祖父冯云生、父亲冯芝芳均是声名遐迩的国药老字号胡庆余堂的资深药工。而冯根生自己，也在14岁的时候踏进“江南药王”的门槛，去当学徒。

老底子的学徒生涯非常严苛，甚至可以说得上是“惨绝人寰”。三年学徒，冯根生每天凌晨天不亮就要起床，开始学习医理药理，做工打杂，一直要连续工作16个小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方能休息。这个工作强度，比现在的996还要大得多。不过，就在他刚成为学徒的5个月后，杭州城解放了。学徒制也被逐渐废止。冯根生就这么阴差阳错地成了胡庆余堂的“末代学徒”。

江南药王的金字招牌再加上“末代学徒”对中医药的执着梦想，让冯根生获得了国家医药总局一帮老专家的青睐，他们力挺以中医医理制作的青春宝应当尽快投产，一位国家领导出面过问，这才帮冯根生拿到了批文。狂赌侥幸过关。

6年后，冯根生面临药厂改革路上的第二个巨大关口。当时的国企厂，都还在实施旧体制，全国尚未普及厂长负责制。这使得很多工厂企业，空有不错的产品，却因为机制、人事的掣肘，迟迟打不开局面。市场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中年人冯根生决定再狂一次。

这一次，他剑指最为敏感的人事机制。他坚信，要改，就要改得彻底。既然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为什么不下决心吃一个大螃蟹呢？他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彻底打破了“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同时，他还下重手，彻底打破了传统而落后的医药企业供销模式，凭自己的努力，消解了上下游之间的诸多矛盾，并在自己的企业内部建立起完整的供销队伍。

冯根生如此惊人的魄力与勇气，让当年的报纸将其称为“国企改革出头鸟”。“出头鸟”这个用词体现了两重型，既带着褒赏，也隐含着担忧。冯根生的一生都以“狂”为底色，做出头鸟的风险，他早已洞悉，却并不以为意。冯根生曾回应道：“什么叫枪打出头鸟呢？改革要一鼓作气地飞，不能飞飞停停，停下来，目标就暴露了，肯定被打死。”而当记者追问他为何打不到的时候，他说：“我的心脏一直没被打到过，心脏就是私心，无私者无畏。”

风起（2）/1984

杭州城的另一位改革“出头鸟”此时还呆在当时还普遍被认为是偏僻乡下的萧山。彼时39岁的鲁冠球是个另类，虽然改革开放才没几年，却已经有了十多年创业办乡镇企业的经历了。

鲁冠球的家世和冯根生有几分相似的地方。他父亲是上海医药工厂的工人，因此他原本是村里众人艳羡的“工二代”——按那个时代的规矩，他可以在父亲退休时，子承父业，成为国营大厂的工人。可惜的是，初中毕业那年，父亲因为年纪大被药厂劝退，回乡做了赤脚医生，鲁冠球的人生道路也被迫改变，转而去做了一个打铁学徒。

打铁学徒虽不如国企工人，但也不赖。不过人算不如天算，18岁那年，鲁冠球的打铁生涯戛然而止，他被精简回了农村。他找了个给人磨米的工作。他在米面加工厂看了半天，觉得自己也能办——这颇有点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时说出“彼可取而代也”的不羁。于是，他先是劝服了自己父母拿出给自己娶媳妇的200块钱，又四处游说，凑来了3000元启动资金，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但在那个年代，这种投机倒把的事情必定无法长久。纵使鲁冠球使出浑身解数打起游击战，工厂依然被认定为黑工厂，惨遭强制关闭，鲁冠球则倾家荡产。这次惨痛教训对鲁冠球影响很深远，他之后的创业风格相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稳健务实，或许跟他年轻时的经历密不可分。

而此时鲁冠球掌管的是他于1969年拉着6名农民、集资4000元办起来的乡镇企业。79年，鲁冠球凭借对行业的高度敏锐，抓住了汽车业腾飞的契机，以一个小小的万向节站稳了脚跟。这也是后来鲁冠球一生坚持的“造车梦”的起点。

1984年，对他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年。前一年，他刚刚以自家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为了让厂子能发展得更快更好，他考虑将工厂改制股份制。但彼时的他却不如冯根生运气好：他提交的股份制改革报告被上级单位退了回来。

鲁冠球思绪良久，在创业道路上一向以稳健务实著称的他这次也豁了出去。冒着再次被全面清算的风险，他大手一挥决定在企业内部土法上马，搞内部职工入股。万向集团的雏形在这一年也开始了萌芽。

风起（3）/1987年

1987年，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新晋加入了“踏儿哥”大军。他的车上并没有什么新奇贵重的玩意儿，无非是些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汽水、棒冰，和学生用的文具用品。这个人的名字叫作宗庆后，时年42岁。

人如其名，“庆后”，相比于冯根生和鲁冠球，他的创业历程绝对算得上是大器晚成。他是宋朝名将宗泽的后人，出生于江苏宿迁。祖父当过张作霖的财政部长，父亲也在国民党政府当过职员。原本显赫的家世在1949年后成了一种巨大的负担，宗庆后一家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顿。17岁时，宗庆后举家迁往杭州。之后，他在舟山和绍兴农村做了15年知青。

1978年，宗庆后作为知青返城，顶替了母亲小学教师的岗位。但15年的农场劳动，耽误了他的知识学习，让他无法胜任老师的工作，只能被安排到杭州上城区一家校办纸箱厂当工人。

1986年底，上城区文教局决定对校办企业经销部采取承包经营。宗庆后抓住机会，拿下了承包经营权。刚开始，经销部一共只有3个人，除42岁的宗庆后之外，还有两个腿脚不便的退休老教师。宗庆后经常自己蹬三轮去送货。渐渐地，他在上城区40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中都树立起了口碑，建立起了经销网络。那时的他，不曾想到，这种扎根基层的销售网络后来竟成了娃哈哈崛起时的重要法宝之一。

当然，如果单靠汽水棒冰文具用品，宗庆后的发迹可能要延后很久。在1987年这个关键年份，他还认真研究了儿童营养口服液。当时他代销了一种名为“中国花粉口服液”的营养品，他发现这个玩意儿效果有，但价格贵，导致销量不佳。他就找厂家要求提供简装版。这一举措彻底打开了市场。11月底，日产万盒的灌装车间在上城区清泰街160号落成——这个六层小楼就是后来娃哈哈的原点。

宗庆后看到儿童保健品卖得那么好，也动了自研的心思。当时，很多独生子女存在因偏食导致的营养不良问题。宗庆后决定赌一把。他先是找到浙江医科大学营养系63岁的老教授朱寿民研制配方，然后又去请百年老店胡庆余堂的技师张宏辉主持制造营养液原液。这件事起初并不顺畅，为了说动张宏辉，宗庆后 “三顾茅庐”，还不惜把教育局刚分给他的一套三室一厅让给后者，而自己一家三口仍挤在10平方米的旧房里。终于，以桂圆、红枣、山楂、莲子等为原料的营养液制成，起名为“娃哈哈”。

潮涌/90年代初

如果你恰巧是出生在杭州城的80后，那么你很可能会有以下记忆：

当时电视里最常播放的广告是“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如果身体不够健壮，你和你的同学朋友会被家长要求喝“娃哈哈”营养液。味道还不赖。到了节假日，爸妈会带你去杭州动物园看镇园之宝——一对名为“培培”和“迎迎”的大熊猫。在熊猫馆的外头，有两块巨大的绿底广告牌，一块是当年四大空调品牌之一的东宝空调广告“国宝用东宝”，另一块则在宣传“青春宝护国宝”。回到家，发现家里长辈也在吃青春宝，享受国宝待遇。如果去市中心的杭州大厦购物，你会看见不远的马路对面，有一幢高楼，楼顶的牌子写着“万向大酒店“，在那一片矮楼的映衬下显得鹤立鸡群。

青春宝、万向、娃哈哈，这三块牌子在当年的杭州城都风靡一时。然而，表面的风光人尽皆晓，背后的坎坷却鲜有人知。

“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这句爆款广告语的背后是宗庆后的一次豪赌。儿童营养液上市之际，宗庆后先后请来了两家电视台洽谈，对方狮子大开口，张嘴就要20万。放在现在，20万不算什么，但在当年，这可是天文数字。尤其是对于当时的娃哈哈来说，全年的流动资金也就不过10万块钱，花20万砸广告，一旦失败，就是倾家荡产。

宗庆后没有犹豫，迅速签下了合同。幸好，广告的效果一呼百应，这边还没播完，那边的订单便哗哗飞来。娃哈哈公司瞬间客户盈门、车水马龙，所在的清泰街一度因为提货车辆过多而变得拥堵不堪。自此，娃哈哈走上了快车道。

冯根生则是面临完全不同的困境。青春宝一直以来都是国有企业，条条框框多，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劣势巨大。冯根生的抗争从1991年开始，面对名目繁多的针对国有厂长的考试，他在媒体上公开宣言“罢考“，赢得了为自己松绑的机会；随后在1992年，他又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在保留了品牌和中医药秘方的情况下，同意让外方控股，成立了”正大青春宝“的新牌子，为企业松绑，让青春宝再一次焕发出青春。

松绑的结果之一，是让杭州动物园的国宝大熊猫也吃上了青春宝。1993年，杭州动物园的“培培”已经20岁，进入老年，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专家经过论证，开始给“培培”服用青春宝，每天吃30片，早晚两次。事实证明，效果显著。这一吃就是10年，一直吃到2004年8月，相当于人类百岁高龄的“培培“离世。”

青春宝跟着国宝一起，留在了杭州人集体的青春记忆里。

乡镇企业家鲁冠球的战场则在产权问题上。他首次提出了“花钱买不管”的想法——要和政府明晰万向产权。在当代中国企业史上，鲁冠球可能是最早具有产权意识的企业家。为了实现彻底的政企分离，他将企业净资产的一半1500万元划给了宁围镇政府。这一比例后来因为当地政府名下的一家客车厂濒临倒闭而有所变化，镇政府用那次“买来的”股权换得了万向的援手，最终政府持股比例下降为1/3。

1991年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鲁冠球登上了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

作为乡镇企业，万向是少有的敢于在八九十年代初就大胆迈出国际化步伐的。当时，乡镇企业因为资质问题进不了汽车产业的国家计划，这就意味着哪怕产品质量再高、口碑再好，都无法进入国内汽车业的主流市场。国内没有身份，做不了生意。鲁冠球无所谓，那我们就到不看身份的国际市场中去打拼！

于是，万向的产品从80年代开始，陆续打入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到了90年代，万向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了。不仅产品远销海外，还并购了几家在业内颇有名望的大厂，把万向的版图扩展到了海外。

1994年，万向集团旗下核心企业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万向潮A”的名字登陆深交所，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

光荣与梦想/2000年前后

2002年，杭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对杭州万向集团鲁冠球、娃哈哈集团宗庆后和青春宝集团冯根生，每人给予300万重奖以感谢他们做出的特殊贡献。

授奖仪式上，记者问过三位企业家，获得300万重奖后想圆一个什么梦？

鲁冠球说，“想在杭州建一个汽车城”，要圆一个造车梦。

宗庆后说，“想成为杭州的李嘉诚”，要圆一个首富梦。

冯根生说，“国药不兴，我人生不畅”，要圆一个中药梦。

这是何等的豪情万丈！但天不假年，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么？

而另一方面，世界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年前，小字辈杭商丁磊，带着他的门户网站“网易“成功登陆Nasdaq。另一条互联网“巨鲸”阿里巴巴，则在马云和十八罗汉的引领下，蓄力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接力棒似乎要交到下一代人手里了。

但这三人都没有停下脚步。

1996年，国药老字号、冯根生的“老娘家“胡庆余堂因负债近亿元，濒临倒闭。冯根生顶住压力，“儿子”兼并“老子”，在最短时间让这块金字招牌扭亏为盈，一时传为美谈。

1998年，青春宝改制，要求经营层购买公司的股份。全公司上下都在看着冯根生，很多人表示，只要冯总买，自己就跟着买。冯根生虽然狂，却没多少存款，他要向银行贷款数百万，才能勉强买下了股份。这样巨大的风险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

但冯根生顶住了压力。在他看来，作为企业的一家之主，如果自身都没有足够决心实行转制，那企业的改革也就到此为止了。万般思绪过后，冯根生破釜沉舟，毅然选择了贷款持股。他向银行借贷了270万，买下自己的那部分股份，以实际行动激励员工买股，使改制工作圆满完成。

2003年，非典肆虐。杭州人在胡庆余堂的门口排起了长队，就为了求购一包非典预防药。刚从外地返杭的冯根生看到这一幕，立刻宣布全力生产防非典中药并且赔本销售。胡庆余堂的金字招牌和冯根生的义举很好地抚慰了杭州人当时的恐慌情绪，中医悬壶济世的精神在这个药铺“末代学徒”的身上被再一次发扬光大了。

2010，冯根生以“国企保姆”的身份退休了，而“慢一拍”的宗庆后却开挂似地奔向巅峰。在处理完与合资方达能公司的纠纷后，娃哈哈开启了高速发展期。在接下来的2010，2012和2013年，宗庆后于四年中三次问鼎福布斯中国内地首富，圆了自己的首富梦，一时风头无俩。

不过，2013年却成了他好运的分水岭。一位来杭后一直没找到工作的农民工，因以前在电视上看过宗庆后热心帮助农民工的访谈，便到其住处附近找到宗庆后，要求为他安排一个工作，因未能如愿，就斩断了宗庆后左手四个手指的肌腱。在随之而来的2014年，娃哈哈的业绩断崖式下跌。许多人纷纷质疑，在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面前，老法宝不中用了？

但宗庆后绝没有那么容易服输。30年的商海浮沉，早已练就了他坚韧不拔的个性。2016年，“有点过气”的宗庆后与当时正如日中天的马云隔空互怼。宗庆后先发难批评马云，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虚实经济”的大讨论。而马云也不甘示弱，隔空驳斥道：“不是技术让你淘汰，是落后思想让你淘汰，是不愿意学习、自以为是让你淘汰……不是中国的实体经济不行了，而是你的实体经济不行了。”

这场争论很快就以二人看似和平的握手而落下帷幕。但宗庆后非常认真地把马云的批评听了进去，并真的开始转变自己的“落后思想”。2021年，75岁高龄的宗庆后获得了基金从业资格证，2023年，一直公开宣称娃哈哈永不上市的他也破天荒地开始在网上公开拍卖股票。

相比于很多年轻人，这位垂垂老矣的耄耋老人的韧性和学习能力由衷让人钦佩。

而心怀造车梦的鲁冠球可能是三人之中在梦想之路上走得最远的。他很早就重视清洁能源，倡导大力发展电池和电动车。早在1999年，鲁冠球就正式成立电动汽车项目组，并定下了“电池—电机—电控—电动汽车”的发展路线。

2002年，万向成立了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但成立很多年都没能获得造车资质。国内走不通，就走国外。这是鲁冠球的老思路了。2011年，万向与美国公司合资成立了一家动力电池公司，并很快正式开建年产3亿安时锂离子电池项目。随后不久，他们又收购了美国当时最大的新能源电池制造商A123系统公司。2014年，万向再进一步，收购美国菲斯科，引入宝马的动力系统，成功开发出了首款混合动力汽车Revero：一款能够运用电、油和太阳能三种动力的汽车。

万向汽车——Revero

万向造车的产业链，一直在海外开枝散叶。2017年8月的一次公开活动中，万向美国公司总经理倪频介绍，当年每两辆在美国生产的汽车，就有一辆使用万向的产品。而鲁冠球更宏伟的规划——一座名为“万向聚能城”的新能源动力车产业基地，如今仍在热火朝天的建设之中。

2022年，已经逝世5年的鲁冠球入选位于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名人堂，他的名字最终与托马斯·爱迪生、卡尔·本茨、亨利·福特等汽车业传奇巨擘排在了一起。

谢幕

中药学徒、国营药厂厂长冯根生于2010年退休，2017年7月4日离世。

三个月后的2017年10月25日，打铁学徒、乡镇企业家鲁冠球永远地告别了世界。

三人之中最年轻的，返城知青、校办工厂厂长宗庆后，在2024年2月25日也画上了生命的休止符。

冯根生、鲁冠球、宗庆后三个人，各有各的特点。若用一个字概括，冯根生是“狂”，狂在敢于在关键时刻以狂人形象做出雷霆决策，带领团队走出困境；鲁冠球是“稳”，万向一直明确自己的主线，避免将过多资源投入到不相干的战线上，一步一步扎实前进；而宗庆后则是“韧”，42岁才开始第一次创业，经历过数次事业和人生的大风波，在承受打击后都能依靠韧性带领公司重回正轨。

他们三个人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常年保持着简单朴素的个人生活。作为打工者的冯根生，很多年来一直带着一家人住在42平方米的旧楼房里；鲁冠球则一直住在1983年修建的农家小楼里，只要不出差，他便按时回家和妻子一起吃晚饭，也没有什么奢侈爱好；宗庆后呢，更是曾在高铁二等座、飞机经济舱被网友偶遇，以至娃哈哈内部人士特地出来证实他“戒烟后一年的生活花费不到5万元”。

风起钱潮，一浪又一浪，无数企业和企业家们在潮起潮落间拼搏向上。时间长河蜿蜒，有人谢幕，有人登场，但不变的是浙商一代代传承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