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宗庆后的一生

发财之后，宗庆后重修了家谱，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了保卫北宋东京的名将宗泽那里，但他的父亲宗启騄，却差点因为在汪伪政权宿迁县政府任职，被打成汉奸。

还好新四军很快解放了宿迁，被释放的宗启騄拿着新四军给的去延安的路费，毫不犹豫就去了徐州。

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宿迁的条件不好，他即将临盆的妻子已经前往当时的伪淮海省省会徐州待产。1945年10月11日深夜，12点的钟声刚响没多久，宗庆后出生了，由于排行后字辈，又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双十节”后出生，母亲便给他取名宗庆后。

这倒是给了后世的媒体一个困难，让他有了1945年10月12日出生于江苏宿迁的东大街和1945年10月11日出生于江苏徐州的两个版本。

宗庆后满周岁时，全家迁往南京，宗启騄在那里当上了邮政局职员，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有着汪伪和国民党政府双重经历的宗启騄，不得不离开南京，和宗庆后九叔和十叔一起跑运输，破产后又开办过一所“求是初中”，但是以他这样的身份，是肯定要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的。

全家五个孩子的重担，就这样落在了母亲王树珍身上了，这就是宗庆后身边“三珍”里的一个。

这位满洲镶黄旗的格格，当初是北京著名的志成中学毕业生，嫁给宗启騄也是因为他和自己的哥哥是中国大学的同学，这所大学的校址，就在大木仓胡同35号，前清的郑王府，后来的教育部所在地，似乎冥冥之中就决定宗庆后的一生将和学校有关。

王树珍报考了杭州市工商联系统招收女教师的考试，并且成功录取，成为了杭州柳翠巷小学的教师，即便是这样，依旧无法保证5个孩子的温饱，只能忍痛把妹妹宗蕊送给了亲戚，这情节和希望集团刘永好家里几乎一样。

在杭州市第五中学读完初中，懂事的宗庆后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决定去考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差点成为马云的大师哥，但家庭成分不佳让他没有资格。

部分知青合影，最上面举手者为宗庆后

直到听说舟山有一个马木农场正在杭州招工，基本不看家庭成分，他马上报名前往，到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农场以前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地方，难怪不看成分。

下乡时，宗庆后显示出了对自己的狠：推土填石、晒盐挑盐他从不叫苦，一年就被评为“上山下乡积极分子”；马木农场停办被转到了绍兴茶场后，他不但不打牌不喝酒，整整14年的时间里，连结婚后不考虑，甚至父母都托人送家具给他，让他在茶场娶妻生子了，他依然不为所动，后来他说，他怕和其他人一样，结婚了就要呆在那里，不想再回杭州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宗庆后作为一个40后，女儿却是1982年出生。

1978年，宗庆后回到杭州，以顶替母亲岗位的身份进入上城区邮电路小学校办工厂做工人，在工农纸箱厂糊了好长一段时间纸箱子之后，他做起了“供销员”。

由于年龄偏大，经济条件差，不爱说话，宗庆后在34岁左右依然没有找到女朋友，但一位退休教师发现宗庆后总是独来独往，但不吸烟，不喝酒，爱读书，秉性良好，于是给他介绍了一位女朋友仅比他小4岁，杭州本地人，下放到黑龙江回来之后，在杭州商业部门工作，一个喜欢当时电影明星王馥莉的姑娘，叫施幼珍，宗馥莉的母亲。

这是宗庆后生命中重要的第二个“珍”。

就在宗馥莉出生的1982年，杭州市提出，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桌椅，而这笔费用，大部分要教育系统自己想办法，于是，上城区教育局把目光放在了校办工厂上。

1986年10月，上城区教育局开始实行第一次校办工厂的承包，主管的副局长直接拍板，就让宗庆后承包。

这位副局长，叫傅美珍，宗庆后事业上最重要的第三个“珍”。

后来经过润色的报道里，描绘宗庆后从卖本子、卖笤帚、卖棒冰开始，推着三轮车兜售卖货，送货上门。

但这其实并没有为他积攒多少利润，真正让他开启第一次创业道路的，是他弟弟宗泽后在保灵公司供销科工作。

在弟弟的牵线下宗庆后就弄了个车间代工中国花粉口服液，所以他开始的厂名叫保灵儿童食品厂，由于是上城区教育局的企业，反而有了在学校推广的一路畅通，就这样，每个月做代工可以净赚10万元，1年的时间，他承包的经销部缴了22万的利润，超出教育局的预期16万。

但是很快，中国花粉口服液因为被谣传有激素销路受阻，宗庆后小车间就没业务了，加上也没生产许可证，就陷入困境。

1988年，宗庆后在《杭州日报》上看到了营养学会会长于若木的一篇讲话，提到全国有3.5亿儿童，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儿童营养不合格，即便是经济相对好的浙江，也有47%的儿童营养不良，这让宗庆后看到了商机。

当他通过弟弟知道保灵公司正在研发小星星口服液的时候，就决定请浙江医科大学营养系主任朱寿民教授研发一款开胃产品。

世人都听说过宗庆后用教育局分给他的房子，请来了张宏辉技师，又有顾郁恩高级工程师的加盟，却不知道真正起作用的是孙建荣，这个从保灵公司“借来”的技术人员研发出了蛋清凝聚法，而不是从酒精中提炼，最终让一种改善儿童食欲、提高睡眠质量、均衡儿童营养的饮品——娃哈哈诞生了——当然是抢在保灵公司小星星之前上市的。

日后，还是这个孙建荣，创造了另外一个经典案例——给当地的商场、百货店、区经销公司一家一家地打电话，就问一个问题：你们这里有娃哈哈营养液卖吗？第三天，糖酒公司的经理就满天下地找娃哈哈要货了。

从此以后，娃哈哈就在于若木的关注下，一路成长。

而与若木的丈夫陈云同志，则因为喜欢在杭州听戏，认识了马来法和他的儿子马云。

1991年夏天，娃哈哈已经告别了小型校办工厂的地位，产能已经扩大了60倍，利润暴涨了100倍，但没有产能，杭州市计划委员会批了30亩用地计划，可是整整一年，娃哈哈的项目还是没批下来

1991年，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图为宗庆后在首次全厂班组长会议上讲话

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两位记者朱国贤、傅上伦到娃哈哈调研，一篇长篇报道《发生在小学校里的经济奇迹》。发在了1991年7月份的新华社内参上，邹家华副总理看到了这篇内参，做出了批示：“这篇报道很有启发，可印发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同志参阅。”

在时任杭州市长卢文舸的推动下，宗庆后最终收购了1989后外贸出口被限制而负债6700万，却有2000名熟练工人和生产线的杭州罐头厂，这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一些人攻击为“侵吞国有资产”。

宗庆后回忆说：“不仅是因为当时兼并很少见，更因为是‘民营小鱼’吃掉了‘国有大鱼’。这在全国都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很多人都反对，一些报纸也写文章批评我，说我挖社会主义墙脚。”

可批评者却根本不会在意，全国有哪个罐头厂，能成长为娃哈哈这样的巨型企业。

要知道，反对合并的，并不是只有杭州罐头厂的工人，还有娃哈哈的160多名工人。

他们早就从市场的奇迹中获得令人羡慕的工资收入，那时候，厂里小日子越过越滋润，什么福利都发，目鱼卷、排骨、带鱼、黄鱼，员工之间的玩笑话是：“除了女人，什么都发。”他们还怕被这个连工资都发不出的企业拖垮呢。

但是宗庆后选择既接收债务，也接收人员，甚至还要为他们盖楼房。

时任杭州市市长卢文舸问宗庆后：你们有后续发展资金问题没？需要贷款吗？宗庆后说：我们不用贷款，就把原罐头厂贷款予以挂账停息就行了。

最后的结果是，自1991年10月起，娃哈哈先后为杭州罐头食品厂偿还银行贷款3190.84万元；偿还其他负债1167.4万元；弥补杭州罐头食品厂历年亏损1657.61万元及待处理财产损失192.4万元，收回杭州罐头食品厂产品价差0.31万元；并且在1993年2月至1997年4月期间向杭州市财税局共支付2000万元资产转让费。

也就是说，娃哈哈这条“小鱼”，为了吃下杭州罐头厂这条“大鱼”，先后共付出了8207.94万元。

这位卢文舸市长有个女儿叫卢飞舟，她的前夫，叫吴XH。

娃哈哈和法国达能的恩怨，其实都因为乐百氏而起。

在和广州太阳神口服液进行战斗后，宗庆后决定转型卖果奶，盯上了乐百氏。

乐百氏当时是果奶市场的王者。其1989年成立于广东中山，创始人是时任小榄镇团委副书记、镇办制药厂副厂长的何伯权。1992年时，乐百氏果奶的全国市占率排第一名。

面对乐百氏，宗庆后从包装到口号都1:1对等轰击。

乐百氏宣传“今天你喝了没有”，娃哈哈就说“妈妈我要喝”；乐百氏出钙奶，娃哈哈就出AD钙奶，乐百氏出“健康快车”乳酸奶，娃哈哈就出200ml大容量AD钙奶……

双方的交战足足打了4年，1996年宗庆后宣布进军饮用水，6个月后何伯权就推出了纯净水，在广告上的轮番轰炸。

为了压乐百氏一头，娃哈哈花巨资引进反渗透技术和设备。

这是一条执行英制单位的生产线，每瓶灌装21盎司，基本是596ML，多出来4L设备不支持，不过这难不倒宗庆后，多年之后，面对央视美女主播王冰冰时，他将其解读为娃哈哈的实实在在。

宗庆后的策略是引诱何伯权跟随，在纯净水、果奶两个产品上与乐百氏寸土必争，利用自己在碳酸饮料和茶饮料上的优势，去冲击乐百氏的批发网络，最终耗尽乐百氏的现金流，但对于娃哈哈来说，代价也同样大。

当双方都打到精疲力尽的时候，法国食品巨头达能来了，之前烧了太多营销和研发费用的娃哈哈与乐百氏，不得不签城下之盟，饮鸩止渴。

2000年，乐百氏的母公司被达能控股92％，失去绝对发言权。在第二年，何伯权就辞职了。

多年以后，何伯权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回来，投出了五家企业，“久久丫、“7天”连锁酒店、“爱康国宾”、“广东今日”，以及那个发起于江门九中街的“喜茶”。

2007年，达能将宗庆后告上法庭，而且是在全球各地，法国人并非完全无理，宗庆后在合资公司之外建立一系列由国有企业和职工持股的非合资公司，生产营养快线等产品，业绩甚至超越了娃哈哈的老产品。

2006年达能认为宗庆后此举不合法，要求以40亿的价格收购这些合资公司，而宗庆后曾在一份有关非合资公司的意向书（没有法律效力）上签字，事后又反悔了。达能不但告了宗庆后，还告了他的妻子和女儿。中国区董事长范易谋甚至扬言，“我要让他（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

今天再看这一次的达娃之争，无论是赞成宗庆后保留中国快消血脉，还是认为没有契约精神，似乎都只是法律层面的争论，而真正让达能在两年多以后不得不认输的，其实是因为法国人发现了娃哈哈的真正价值不是产品，而是营销联合体。

所谓营销联合体是指制造商和销售商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宗庆后规定经销商的年销售额越高，获得的奖励就越多，包括汽车、冰箱、洗衣机这样的物质奖励，还有实打实的价格优惠。这个政策不但让娃哈哈有了充沛的现金流，还充分调动了经销商的积极性，让他们最终与娃哈哈结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

正是因为始终牢牢掌握全国8000多家一级批发商，16万家2级、3级批发商，当联销体开始抵制达能的产品，达能发现，提起的29宗诉讼无一胜诉，仅诉讼费就高达5.7亿，这还不算十多万批发商抵制产品带来的损失，最终只能退却。

不过宗庆后没想到的是，在他创造联销体的过程中，傅上伦的下属，前《浙江日报》记者钟睒睒成了被杀的鸡。

钟睒睒本来是负责海南和广东市场代理商，但利用娃哈哈漏洞，在海南和广西串货，宗庆后一怒之下取消了钟睒睒的代理资格，后者则创立了农夫山泉前身–养生堂饮用水。

毫无疑问的是，农夫山泉的热度是盖过娃哈哈的，其中的原因既有娃哈哈推新品不力，让农夫山泉从外包装到茶饮料降维打击，也来源于渠道力量的萎缩。

仅湖北省，农夫山泉就已投放冰柜18万台，农夫山泉还有“跑单送货、整理陈列、活动促销”三批业务员分别服务，而因为与厂商的利益捆绑，娃哈哈经销商业绩承压很大。近年来，娃哈哈也在增加自己的直营机构，但比例很低，这也是娃哈哈在大城市渠道力量越来越小的原因。

2010年之后，宗庆后的市场嗅觉好像“失灵”了。2010年娃哈哈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抄底奶粉市场，推出了爱迪生奶粉。2013年又斥资150亿推出“领酱国酒”，企图在白酒低谷期抄底。

但娃哈哈的奶粉并没有掀起波澜，白酒的投入也打了水漂。娃哈哈的多元化业务不但没什么贡献，还拖累了主业。2014年公司的千亿目标非但没有实现，业绩还下滑了7%。

宗庆后也并不如别人说的那样不参与房地产，2012年，作为娃哈哈商业地产第一次试探的“娃欧商场”正式亮相。宗庆后自信满满，定下了3年开100家娃欧商场的计划。

除了百货商场，娃哈哈还试水过购物广场、酒店等地产形态，先后打算在湖北宜昌建设一座购物广场，又打算在贵安新区大学城商业配套服务综合体，还想组建支线航空公司，发展民航业务，至于酒店业务，北京、南京、合肥、杭州都曾经出现、或正在经营娃哈哈酒店。其中北京的娃哈哈大酒店因经营困难而停运。

娃哈哈也并不是坚决不上市，2017年4月，港股上市公司中国糖果发布公告，与潜在买家恒枫控股签订收购意向书。恒枫控股的实际拥有人正是宗馥莉，娃哈哈借壳上市的意图很明显。

娃哈哈不上市，主要还是股权复杂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是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上城区国有独资，对娃哈哈持股46%。宗庆后是集团创始人没错，但他只持有娃哈哈29.4%股权，是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是娃哈哈职工持股会，持24.6%。

而这，将成为宗庆后身后，娃哈哈最大的变数。

因为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宗庆后的一生总是在被误解中的。

他是个非常复杂的企业家，却被很多人看成了白手起家的普通人。

他是靠着销售技巧和管理发家，却总是在公众面前强调技术、质量和创新。

他从未放弃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却总说要“锻炼”女儿。

他一边合并了国企，一边却不开除45岁以上员工，让企业比国企还稳定。

他两次当上中国首富，却抽18元的利群坐二等座。

他嘴上批评马云的脱实向虚，自己却偷偷的去做房地产和酒店。

他是老谋深算的合格企业家，在野蛮生长中杀出血路，一边山寨别人的产品，一边却又穷尽注册了“哈娃娃”“哇哈哈”等二十个相近商标，堵住别人山寨自己的路。

但他又是是最具有国际事业的中国企业家之一，成功完成了向商业文化的转型。

这样的传奇，且被误解，且被褒奖。

来源：姐是女司机 微信号：jsnv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