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背后的宋朝立国基因

《满江红》上映以后，
大家突然对宋朝的历史感兴趣，
都在讨论大宋为什么成了大送。
我有一个想法，
“先易后难”的路线，
决定了宋朝的立国基因。
这个立国基因，
间接导致宋朝躺平三百年。
这篇文章，就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1

《道德经》里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的意思是，任何事都要从容易切入的角度做起，而且要从小事做起，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无数容易做的小事，最终会成为改变潮水方向的大事业。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老子是正确的。

“先易后难”相当于摸着石头过河，不仅可以积累实力，还能积累工作经验，等实力和经验都积累完成，做大事和难事就有办法了。

但老子的理论也不是完全正确。

“先易后难”的方法论，很容易在操作的过程中形成路径依赖，以及既得利益集团。

当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以后，不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他们都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愿意进入“深水区”做难事。

于是，“先易后难”便成为只有易，没有难。

既然有“先易后难”，那就一定有“先难后易。”

“先难后易”是开局遇到终极BOSS，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

但根据辩证法的原则，天下任何事物都有软肋，一旦仔细分析事务发现其软肋，便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变难为易，最终实现逆袭翻盘。

这种操作路径，可以在严酷的环境中锤炼队伍，极大提高队伍的心理阈值，一旦做成难事，再做易事的时候便如砍瓜切菜一样，属于下限不能保证而上限极高。

从历史经验来看，“先易后难”和“先难后易”都有可操作性。

但“先难后易”需要百年难遇的猛人来分析事务团结队伍，才有成功的可能。例如百年前的工农红军。

“先易后难”是所有人都可以操作的路径，但极少有人能在易事做成以后，克服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进而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

典型例子便是宋朝。

2

955年夏，周世宗柴荣召集二十多名文学之士，让他们各写一篇策论，看看后周的顶级知识分子，到底有几分成色。

柴荣的亲信王朴也在座，他深知柴荣渴望天下一统的心境，便写了一篇《平边策》，里面有这样几句话：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

“当今吴国，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

“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

王朴建议柴荣，统一天下的第一步是骚扰南唐，攻灭南唐之后再沿长江逆流而上，利用地理优势逐渐平定南方各国。等基本平定中国，再集中全部力量收复幽云十六州，和辽国成鼎足之势。

这就是五代十国末期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战略。

王朴的策论非常符合柴荣的心意，于是从这时起，柴荣开始向南方用兵，开启统一天下的步伐。

在西方，柴荣大破后蜀军队，收复秦、成、阶、凤四州，拿下进入成都的战略要地。在南方，柴荣通过三次征讨，夺取十四州，和南唐划长江为界，让南唐失去防守的战略纵深。

完成这一切以后，柴荣挥师北伐，仅仅用了42天的时间，便夺取幽云地区的瓦桥关、高阳关、益津关和瀛洲、易州、漠州，巩固了北方防线。

原本柴荣准备一鼓作气攻克幽州，收复石敬瑭卖给辽国的幽云十六州，结果突发疾病，不得已返回开封。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欺负孤儿寡母建立宋朝。

不过做为柴荣亲手提拔的亲信大将，赵匡胤在事实上做了柴荣的接班人，继续执行王朴提出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战略。

此后二十年，赵匡胤在柴荣的基础上，逐渐攻灭南唐、后蜀等南方国家，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再接再厉，攻灭北汉平定山西。

至此，宋朝完成王朴战略的前半部分，做完容易的事，基本统一中原地区。

但是统一中原之后，“先易后难”的路径依赖便出现了，也就是习惯了做容易的事，宋朝君臣飘了。

攻灭北汉，赵光义便效仿柴荣北伐，准备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结果宋军在高梁河大败，“帝乘驴车南走，辽军轻车追至涿州，获兵杖、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

七年后重新北伐，再败于辽国。

宋军数次北伐失败，除了准备不充分或兵力分散以外，最大的问题是战略错误。

按照宋朝宰相宋琪的意见，宋军北伐不能从雄州、霸州直接A过去，那样太莽撞了，而是应该“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干河，出安礼寨，则东瞰燕城。”

易州是现在的河北省保定市易县，处于太行山北端。孤山也叫大房山，是太行山的余脉，位于北京房山区西北部。

而安礼寨在北京西南三十里的地方。

宋琪的意思是，宋军要利用山河形胜的地理条件，出奇兵，直抵幽州城下。

一旦攻克幽州城，便可以和河北宋军配合，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河北地区。而河北的胜利，必然影响山西，那么幽云十六州的山西地区，可以传檄而定。

用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宋琪的建议其实是有道理的，结果赵光义“不能用。”

不用就不用吧，宋朝北伐屡次失败，原本应该励精图治，等恢复实力再和辽国决战，但是宋朝彻底走歪了。

为了挽回朝廷颜面，也为了恢复战败导致的个人威望损失，赵光义决定趁越南发生政变、黎桓夺取丁朝军政大权的时机，出兵讨伐越南。

表面上看，赵光义是讨伐藩属国，维护丁朝的稳定，实际上，赵光义是要捏越南这个软柿子。

然而，赵光义显然低估了越南的实力，更高估了宋朝的实力，他以为的软柿子其实并不软，反而是又高又硬的政权。

于是980年宋军攻越南大败，“死者大半、尸填原野。”

这次失败，不仅暴露了宋军的实力，也让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更不愿意服从宋朝，此后，宋朝便失去在越南设立郡县的可能。

回顾宋朝南征北伐的两次失败，肯定有赵光义水平太菜的因素，但赵光义之所以两次做出错误决定，我觉得，也有“先易后难”的历史惯性因素。

一方面，宋朝攻灭南方国家相对容易，让宋朝君臣产生“天下英雄不过如此”的心态，于是便出现灭北汉后趁胜攻辽的举动，而一旦战争失利，又会产生“宋军攻无不克却败于辽军、辽军着实厉害”的心理。

也就是说，宋军的心理阈值本来就不高，屡次战败，再次降低了宋军的阈值。

另一方面，宋朝攻辽失败，没有励精图治报仇雪恨的雄心，反而在“先易后难”的历史惯性下，没有准备便仓促远征越南。

结果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什么事都做不成。

所以“先易后难”的战略成为宋朝的立国基因，在精神文明层面，决定了宋朝的一系列战略战术选择。

它提高了宋朝的下限，但也卡死了宋朝的上限。

3

此后三百年，宋朝面临重大战略选择的时候，始终在做最容易的选项。

1004年，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峙，原本宋军已经取得一定的战场优势，却在辽军释放和谈意向之后，不敢趁胜北伐，选择了和辽军和解。

于是，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约定两国以白沟河为界，永不起刀兵，并且每年送给辽国“助军旅之费”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

虽然“澶渊之盟”对宋朝是有利的，不仅节省了大量的军费，还因为没有战争的威胁，繁荣了河北和山西的市场经济。

但反过来看，得到经济利益的同时，宋朝也在“澶渊之盟”的既得利益中，丧失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进取心，以及攻灭辽国恢复汉唐荣耀的雄心，在宋辽和好的幻象中逐渐沉沦。

到了宋钦宗的靖康年间，也就是1126年，金军南下围攻汴梁，大臣李纲建议：

“金人以孤军入重地，若扼河津，绝饷道，分兵复畿北诸邑，而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务战，待其食尽力疲，纵其北归，半渡而击之，必胜之计也。”

熟悉李世民的朋友肯定看出来了，李纲的建议完全是李世民常用的打法，即分兵攻取外围州县，主力部队和敌人消耗粮食，等敌人粮食耗尽，便跟在后面追，不灭敌军誓不收兵。

实事求是的说，李纲的建议非常有可行性。

宋钦宗的反应却是“不听。”

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小卒出身的妖人郭京也提出建议，说自己身怀道家法术，能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布置“六甲法”，不仅可以生擒汴梁城下的敌将，还能奔袭至阴山。

这种一听就是扯犊子的话，宋钦宗听进去了，而且宋朝大臣也信以为真，直接给人给钱，要求郭京布阵破敌。

结果就在郭京打开宣化门做法的时候，金兵抓住战机攻破汴梁，俘虏宋朝君臣北归。

这一系列愚蠢的决策背后，决定性因素依然是宋朝“先易后难”的立国基因，他们已经习惯做容易的事，不愿意也不敢接受大风大浪的挑战。

1127年是建炎元年，赵构在应天府登基称帝，继承了宋朝的社稷。

此时，宋朝的北方局势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升任宰相的李纲劝赵构：“回师东京，朝拜宗庙，以慰都人之心。河北、河东乃国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

靖康之变是徽钦二帝的劫难，却是赵构千载难逢的机遇。

如果赵构有直面金军的勇气，按照李纲的建议回到开封，然后派出官员安抚河北和山西地区，那么宋朝依然有改变命运的机会，而且很轻松。

一旦恢复之前的疆域，赵构便能得到“世祖”的庙号，和汉光武帝平起平坐。要是能趁金国疲弱的机会北伐，把边境线推到阴山一线，那赵构绝对配得上“再造河山”的评价。

但是赵构没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听了汪彦伯的话，一路跑到临安，准备效仿东晋，在长江以南安家立业。

赵构到了临安，便是放弃北方，北方军民在无所适从之下，要么归附金国，要么起兵自保，不过结局是确定的，那就是北方离开中国政权两百年，直到朱元璋创建大明，才重回中国怀抱。

说到底，赵构和祖宗们一样，始终在做容易的选项。

此后，宋朝依然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1169年，词人陈亮给朝廷上《中兴论》，建议朝廷迁都建康，同时在武昌筑造行宫，皇帝经常到武昌巡视，给金国造成“志在开封”的印象。

金国认为宋朝的战略目标是开封，便会在河南地区部署重兵防守，那么山东和陕西就空虚了。朝廷可以等待机会，出奇兵收复山东和陕西，到那个时候，三支战略兵团包围河南，进而挥师北上，恢复宋朝全境。

陈亮是建议宋孝宗赵昚效仿孙权，如果成功便可以恢复中原，实在不行，也能以进为退，利用战略进攻姿态来守护江南。

这是宋朝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结果还是一样的，宋孝宗赵昚“不听。”

最有意思的是，1234年，宋朝和蒙古结盟灭金，宋军没出什么力，大仗基本都是蒙古打的。但是金国灭亡以后，宋朝想趁机收复淮北、开封，把边境推到河南一线。

说白了，宋朝想空手套白狼，占蒙古的便宜。

结果可想而知，全子才和赵葵进入开封、洛阳，只得到几座空城，根本得不到补给。而蒙古认为宋朝违背盟约，掘开黄河水淹开封，宋军仓皇南逃。

至此，宋朝和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直接对峙，亡国命运便注定了。

一个没有进取心的国家，也只能苟延残喘了，还有什么希望呢。

4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实际上除了经济基础以外，能决定上层建筑的还有文化和传统。

“先易后难”的战略，让宋朝统一了中原，也固化了宋朝的路径依赖，宋朝在数次关键转折点上，做出的选择都与此有关。

人和人的智力差距是很小的。

赵家人未必比刘家人笨，李家人也不比赵家人的智商高多少，而确定王朝基因进而决定王朝命运的，往往是开国皇帝的能力，以及选择的政策和路线。

开国皇帝是什么样，这个王朝就是什么样。

开国皇帝选择了怎样的政策和路线，这个王朝就不可能彻底背离祖宗家法。

如果开国皇帝选择了“先易后难”，用“相信后人智慧”的话术给自己催眠，那后人大概率会用行动告诉你，什么叫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相比“先易后难”的路线，我还是更喜欢“先难后易”，第一代人多吃些苦，便可以给后人继续向上攀升的野心。

争当第一的野心，才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不论是国家也好，个人也罢，我们都要尽量避免宋朝的教训，多做一些难事，多开拓一条新的路径。

这是给国家的一张保命符，也是给自己多一些选择的机会。

来源：温伯陵 微信号：wenboling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