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我爸,构成了农村父亲的大多数

我爸,构成了农村父亲的大多数

1

几年前,我跟我爸说,我想学着写几篇文章,我爸嘲笑我:“你写文章?我还不知道你,初中都没毕业,连一封信都写不好,还想写文章!”

他说这话的梗在1999年。那时我在新疆当“包身工”,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写得歪歪扭扭,满篇错别字。信是寄到村里小学的,我表哥是小学的老师,见是我寄回来的信,就在学校办公室拆开当众读了起来,让我成了一个笑柄。

后来,我还真写了几篇,并发表出来了。我告诉了我爸,我爸不相信,很惊讶,说:“连你这样的文盲都能发表文章啦!?那真是中国文坛无人!等有时间了我也写几篇,我随便写写就比你强!”

我妈嘲笑他:“你是啥样的货色我还不知道,连句话都说不顺溜,颠三倒四的货,还想写文章?”

我爸不服气地说:“你不要小量我,我好歹也是高中毕业呀。”

听我爸这样说,我就笑着鼓励他写,还给他拿了两册信笺和两支圆珠笔。从这以后,每次回老家,我都问我爸,你的文章写了没有?他每次都说,“太忙了,没顾上写”。一晃到了2020年秋天,我大姐请我爸去市里帮忙看孩子,我就打电话给他,让他趁这一段时间有空,写几篇文章,他答应了。

2020年冬天的一天上午,我听到楼下有人按电动车喇叭,听着像我爸的电动车,忙跑到阳台上一看,果然是他。我问他来有啥事儿,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从口袋里掏出我给他的信笺,说文章已经写好了。

我和我爸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聊天,吃小蜜桔。我爸先跟我数落我妈的不是,说我妈跟他不是一条心,爱藏私房钱——我妈说家里没钱了,而我爸去挪动大缸的时候,突然发现缸底下压着1万零900块钱;又跟我数落我二姐的不是,说二姐都40岁了,啥都不干,一分钱不挣,还要靠他养活,他忙了一天回到家,二姐连饭都不给他做。

我劝慰他几句,他又高兴起来,说:“小安,我给你讲个故事吧,真让我哭笑不得。”

我爸说,前几天,他骑电动车去街上赶集,刚走几里路,看见路边上站着一个年轻女人,伸手拦住他,说:“叔,你能带我去街上吗?我不白坐你的车,我给你钱。”我爸说:“顺路的事,要啥钱呐。”就停住让她上车了。

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天,我爸问她:“听口音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呀?”女人说她是广西人,是被我们这里的一个男人骗来的,她和那个男人一起在广州打工,谈起了恋爱。那个男人说他家里条件不错,住的是楼房,结果来了一看,住的是破瓦房,她就想走,那男人不让她走,她这是偷着跑出来的,准备去街上坐车。

一路上,女人把那个男人说得一无是处,狗屁不如。我爸就说:“听你说,这个男人住得离我不远,他叫啥名字呀?你说出来,让我看看谁恁不是东西!”

女人说:“他叫张XX(跟我爷爷同名)。”

我爸惊得两手一抖,差点没把电动车骑到路边的沟里。

女人惊讶地问:“叔,你怎么啦?”

我爸又尴尬又好笑,也不吭声了。到了街上,女人拿10块钱给我爸,我爸摆摆手,没要,让她快走。

讲完了,我和我爸都嘿嘿笑起来。我拿出我爸带给我的信笺,笑着说,我看看你写的咋样。我爸立刻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说,“我先走,我先走”。说完,逃也似地溜走了。

我爸一共写了两篇,每篇千字左右。其中的一篇短文抄录如下:

童年

1955年11月10日,我出生在淮河岸边一个小山村,记事时已是1959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里。记得家里喂了一头牛,牛栏边栽着一个桐树杆子,里面铺些稻草和一床被子,这就是大人的床了。三间破草房,二间小偏房,一盘石磨,用来吃面用。一头驴一次只能磨20斤麦子的面。这一年也不是不产粮食,只是粮上交了,公粮每人(大人)一天只能吃7大两,生产队里支了一口大铁锅,集体做饭来吃。

你想想人饿急了,有头有脸的人夜里偷着做点吃,这7大两粮食就名存实亡了,剩不了多少。每次生产队做饭,一家去一人打饭。只见那大铁锅里的稀饭翻着大水花,水花带着熟米粒翻动着,打饭人拿着大木把木瓢,就是一瓢。在锅里看着有些米粒,装到饭桶后,米粒沉底了,显出半桶水了。

每次打饭都是大姐提着木桶去打饭,母亲煮着一锅菜,孩子们面黄肌瘦,双手托着小脸眼巴巴地等着,大姐有次打饭回来了,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打饭的人给队里干部打饭时,那木瓢对着水花舀一瓢,把比较多米粒给舀走了,社员们的饭米粒就更少了。

饭打回后,谁也不准吃,母亲把稀饭和煮的野菜倒在一块拌匀了,才可吃饭。有时只能一天吃两顿饭。可是中午没吃,晚上又特别的饿,还是把中午省下的饭给吃了。所以大人说:一顿不烧锅,两顿一般多。

那一年,门前一口塘,有半塘水,四边长着很多灰灰菜,我提着母亲用高梁秆编的小四方筐掐着灰灰菜,挖木箕棵。灰灰菜好吃,木箕棵四圈儿嫩叶嚼得动,中间不能吃,吃不动。那一年,有个顺口溜:路宪文管的宽,管得家家不冒烟。社员饿死一大片,他说社员吃干饭。榆树皮、榆树叶子、草根、米糠、麦麸、槐花吃尽吃光。人吃糠大便不下,用树钎子弄。槐花吃得人眼皮肿。有人偷吃牛肉被撑死,有的人饿得提不起裤子。

这一年祸不单行,父亲病逝了。父亲的模样记不起来了。父亲得了牙痈,没吃没穿,没钱医治,没有力气,请不起人帮忙。父亲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家里一个小脚母亲,一走三摆。二个女儿,一个儿子。没吃没穿,破衣烂裤子。无法把尸体运回家。可怜的父亲临死时没有看亲人一眼,去不了。父亲临走时没有一件新衣穿,没有一座土坟在。父亲死不闭目,心想着儿子、女儿、老婆。母亲泪如雨下,放声大哭:老天爷你怎么不睁眼看看我这一家人以后可怎么活呀!

母亲中年时才有了我,起名“冬成”,希望我能长大成人。头上的头发留了一个圈,叫铁圈,圈着我,怕我长不成人,只能等到12岁时才能除去。袄是大襟的,就是当时女式的,为是保暖,一个儿心疼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小时候没有玩具,我就自己做了一个铁环推着玩,玩着玩着,玩走了我的童年。

1.jpg

我爸的小作文(作者供图)

2

读完了我爸的文章,我忽然想写写我爸这个人。

在写我爸之前,我在网上搜了几十篇写父亲的文章,通读了一遍。我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只写父亲的正面——父亲是高大的、伟岸的,和蔼的、可亲的、正直的、善良的……等等,在这些作者的眼中,他们的父亲就没有任何缺点。

我希望我能写出一个真实而又立体的父亲——要说他是一个极好的父亲,一想起来就感动得痛哭流涕,那倒不至于;要说他是一个很坏的父亲,吃喝嫖赌,弃养子女,那也没有,他就是农村一个平平常常的父亲,这样的父亲构成了农村父亲的绝大多数。

首先,我要说,我爸是一个既聪明又愚蠢的人。

先说说我爸聪明的一面吧。

我爸高中毕业,当时在我们这个生产队是学历最高的人。刚分田到户时,别人家只会老老实实种水稻、小麦,赚不到什么钱,也就混个温饱。而我爸则尝试着种经济作物——西瓜。那年代会种西瓜的人极少,西瓜的价格还可以,农民没钱买西瓜,家里只有粮食,我爸就采用更灵活的销售方式——让他们拿粮食来换西瓜,一斤麦子换三斤西瓜。

因为我爸的脑子活络,日子也就比别人家过得红火些,这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眼红。生产队的吴队长一手拿着账本,一手拿着镰刀,来到我们家的西瓜地边,说是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爸很生气,一把把他推到了田沟里,说:“你给我讲讲啥叫资本主义,你要能讲得清,我的西瓜让你随便砍。”

别的村民听见吵嚷声,也围过来观看。于是,我爸和吴队长就“什么是资本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吴队长是个小学都没毕业的文盲,自然辩不过我爸,最后只能红着脸悻悻而去。

当年我们村有一片飞地,飞地上长着587棵针叶松,吴队长想把这些松树卖掉,5毛钱一棵,293.5元起拍。大家都觉得不算贵,但没一个人敢要。其实大家的顾虑是非常现实的,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财产都是集体的,集体可以随意地无条件地剥夺个人的任何财产,花钱买这一片树林,万一过两年再被集体无偿收走了怎么办?个人的财产权能有保障吗?

我三爹觉得很便宜,说:“就是一个树头(树冠,那年头没柴烧,而松树的枝杈是非常好的燃料)也值5毛钱。”

大家就说:“那你赶紧买呀!”

他却又推说自己没钱,买不起。没办法,吴队长又降了几块钱,285块钱。

我爸要了。就这285块钱,还要分3年还清。买下松树林,我爸就置办了一套木工用的工具,自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木匠。农闲的时候,他就在家做椅子,做好了,刷上漆,我妈再用毛笔在椅面上涂两朵小花,再上一层清漆就完工了。逢集的时候,我爸就挑着6把椅子去街上卖。我爸有眼光,买下这片松林,不但能通过卖椅子挣钱,还让我们家不缺柴烧。

我爸还会织网、会捕鱼、会针灸、会挖草药、会种烟叶、会烤烟叶、会写毛笔字、会写状子、会杀猪、会接生孩子,我们姐弟四个有三个都是他接生的。我可以说,在方圆百里之内,也找不到第二个能同时会这么多东西的农民,这样的人,你能说他不聪明吗?

2.jpg

2016年的端午节,我和大姐一家回老屋看望父母。我爸身上穿的西装是我给他的。大姐的孩子是我父母带大的,所以跟我爸很亲近。我爸开着拖拉机整稻田的时候,一条大蜈蚣被水泡了出来,爬上拖拉机,又爬到我爸的身上。我爸及时发现,把它捉住,装到塑料瓶里。他右手拿着秤钩,准备在塑料瓶上扎几个透气孔,以防止把蜈蚣闷死。一条蜈蚣可以卖2块钱,我爸很开心。(作者供图)

但同时,我爸也有很愚蠢的一面。能说明我爸愚蠢的事太多了,我就随便举两个吧。

1996年,我爸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一口井。他自己用铁锹挖的,挖到2米多深,泥巴无法甩上来的时候,我就用井绳拴着小桶缒到井底,帮他把泥巴拉上来。我们父子合力,挖了10多天,总共挖了约有10多米深,然后把砖头缒下去,圈好井壁。可费了很大的力气打好的井,水却不旺,每天只能拔上来两担水。

第二年夏天,我爸说他想到一个好主意,他让我去公共水井里挑水回来,倒在自家井里,这样井里的水位就高了。看他的意思,如果一个月不在井里打水,那井里的水就会越积越多,最终能变成自流井——你们有见过如此的蠢人吗?真是将军无用,累死小兵。如果按他的要求做,我就是累死,也是在做无用功,可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做,又怕他晚上回来责怪,说我懒惰。

怎么办呢?

天又开始下雨了,越下越大,平房的排水口开始哗哗地往下流水。我灵机一动,找来十几米废水管,一头接在排水口,一头插在井口,几个小时之后,井里的水就漫了出来。我把废水管收起来,把井口的石板重新盖好。

到了晚上我爸回来的时候,雨也停了。我爸问:“我早上走的时候让你去挑水倒在咱家井里,你挑了多少担水呀?”

我说:“不少挑,少说有几十担吧。”

我爸有些不相信,掀开石板一看,好家伙,水井居然满了。他惊讶地说:“你咋挑恁多水呀?”

我没接他的腔。第二天早上掀开井口的石板再看,井里的水位又恢复了老样子,绝大部分的雨水都被井壁给吸收了,我爸此后没再说过往井里存水这样的傻话。

也是在1996年,我们家承包了一片荒地,有10多亩。我爸和我妈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在这片荒地上种柿子树。他们从一家远房亲戚处买了400棵大拇指粗的树苗,每棵2块钱。他们畅想未来:“等收获了柿子,就做柿饼子卖。每棵树的柿饼子卖10块钱,每年也能卖几千块呢。”

我们全家一起出动,去山上栽柿子树。刚栽的小树苗,一个孩子都能拔出来,这片荒地离我们家约有1公里,如何防止树苗被周围的村民偷走,成了一个难题。我妈想了一个办法:在树苗的腰部刷一圈红漆,这样,看见谁家门口栽着刷红漆的柿子树苗,就可以认定是偷了我们家的。

红油漆买回来,也刷过了。这时路过一个村民,说:“你们在这荒地里栽柿子树,还不被人家偷完了?”

我爸说:“不怕,我的柿子树刷红漆了。”

这个村民说:“遇到讲理的好说,遇到不讲理的,人家说他的柿子树也刷红漆了,这咋说得清呢?”

对呀,这样看来,刷红漆也不管用。

后来,我也忘了是谁想出来一个简单又好用的绝招:把一枚图钉摁在柿子树苗根部的隐蔽处。如果我们和村民因为一棵树苗发生了争执,那我们就问对方的树苗可做了记号,对方肯定说不出,这时我们就拔起树苗,找到图钉,就可以让偷树苗的人无法再抵赖。几年之后,等图钉锈烂了,柿子树也长大了,根深蒂固,不容易被偷了。

我妈就去街上买来几盒图钉,我们全家一齐动手,在400棵柿子树苗的根部都摁上了一枚图钉。

第二天,附近有一小群村民过来散步,其中一个村民说:“你们在这荒地上栽柿子树,不怕被人家偷走了?”

我爸笑着说:“不怕,我有绝招。”

这个村民问:“啥绝招?”

我爸拿起一棵柿子树,我妈想阻止他,可为时已晚——他指着柿子树的根部对那群人说:“你们看看,我在每棵树苗的根上都摁了个图钉,谁敢偷我的树苗,我拔起来一看,有图钉的就是我的。”

我们所有的努力就因为父亲这句话而功亏一篑。等那群人走了,我妈气愤地骂我爸:“你妈吔,我恨不能一棍子打死你这个蠢货!”

我爸这个人是没有心眼儿的,单纯到近乎傻。我妈说:有你爸在,咱们这个家就没有隐私。你们要是有啥事儿,可千万别跟你爸说,你爸知道了,也就等于咱们全村人都知道了。

3

我爸是一个既勤劳又懒惰的人。

不得不说,我爸最大的优点就是勤劳。他小时候因为挨饿,导致他对粮食有一种执念,不管有没有钱,家里必须得有粮食。所以,我爸总喜欢承包土地,村里谁外出打工了,就把他们家的田地包给我爸耕种。

那时候没有机器,插秧、收割、捆扎、挑担、打场……全是人工。最重的活儿就是挑担。我妈领着我们姐弟三人捆扎稻子,我爸一个人往打谷场挑。

那是怎样沉重的活计呀——用粗笨的钎担扎进稻捆,用两手提着,再扎进另一个稻捆,两捆稻子差不多有150斤,用两手托着钎担,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往上提,曲腿弯腰,用右肩接住钎担,再直起身,这样一担水稻就到了肩膀上。空手走在稻田里没事,一担水稻上了肩,双脚立刻陷进了齐腕深的湿泥里,每拔一次脚都很吃力,更何况肩上还压着150斤的担子。好不容易挨到田埂上,沾了湿泥的脚,又一步一滑。

刚挑第一天的时候,肩膀会很疼,会红肿;等到第二天再挑,肩膀就会又疼又木;第三天再挑,肩膀就只剩下木了。一个星期之后,肩膀不疼也不木了,上面会长出一块又厚又硬的肉垫子。水牛的脖子上面架牛轭的地方,也有一块又厚又硬的肉垫子,那是经常拉犁耕田磨出来的。在农村,经常劳作的男人的肩膀跟水牛的脖子一样,粗糙厚实。

我爸不但在我们村承包土地,还去外村承包。外村的田地离我们家的打谷场很远,接近2公里。我爸也是顺着田间小路,把稻捆一担一担挑回来。有时候天都黑透了还没挑完,放在田里又怕被别人偷走了,他就拖着疲惫至极的身体强撑着往回挑——不挑没办法呀,家里还有年幼的儿女都等着他养活呢,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每年都要挑几百担,我爸是怎样苦苦支撑下来的呀!每当回忆起他为了这个家辛勤劳作的场景,借用朱自清的话:我的眼泪又来了。

农闲的时候,我爸还会做椅子挑到街上去卖,或者给周围的村民杀猪挣些手工费;再或者扛着自己织的大网,去给附近的村民打鱼。我们周围的村民都说我爸勤劳能干,像老黄牛一样,似乎就没有闲的时候。凡是认识他的人,哪一个不说他勤劳呢?

但就是这么勤劳的父亲也有懒惰的一面。我爸知道我要写他,但他肯定不会想到我会写到他懒惰的一面,他也绝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懒惰的人。

小时候,我们村吃水都是去村里的公共水井挑水,每天早上和傍晚,井边都会有好几个人挑水,有男人也有女人。那口井离我们家100多米,井口离水面很深,有10多米的样子。打水的时候,要用井绳拴着水桶,放入井中,摆动井绳,让水桶扣在水面上,灌满水,再拔上来,然后用钩担挑着两桶水回家,倒入水缸。

我们家人多,用水也多,每天都要挑三四担水——洗菜洗衣都在门口的池塘里解决,否则用水还要多,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儿。我小时候,我们家吃的水从来都是我妈去挑的,农忙的时候就不说了,农闲的时候,父亲啥也不干的时候,他也不去挑水。

有一天,姥爷来了,我妈忍不住向他倾诉,说我爸不挑水。我姥爷就批评他,我爸无力地辩解:“井太深了,我懒得往上拔。”

多年后,我妈向我们讲起这事还愤愤不平地说:“你们看看,这是个男人说的话啵?井太深了,你一个男人都懒得往上拔,你让我一个女人去拔!”

能体现我爸懒惰的还有很多小事。比如,他高中毕业,又当过老师,但他从来没有辅导过孩子的学习,农闲时也不曾有过,我写作业的时候,他总是早早就上床睡了;我妈跟他分床睡之后,他几乎从不铺床,也不清洗被单,床上又脏又乱,用我妈那夸张的说法:掀起他的被单一抖,能抖下来一担土。

3.jpg

西瓜收获期间,我爸打电话让我回老家吃西瓜。我爸和我妈在说什么事我已经忘了,当时看他们挺开心的,就抓拍了这张照片。我爸的短袖是我买了又相不中给他的,这件短袖和他的年龄不相宜,可他不嫌弃,仍旧穿着。为的是把买衣服的钱省下来给孩子们花。(作者供图)

4

我爸是一个既善良又残忍的人。

我爸每天除了忙于生活,还给乡亲们帮了不少忙。在我们村,和我爸年龄相仿的人中,他是学历最高的,乡亲们谁打官司了,就会来找他帮忙写状子,他也从不拒绝。写状子没有任何报酬,他之所以愿意帮他们写状子,只是因为同情那些受到欺负的人。

我爸在农闲之余,又买了几本医书,自己在家钻研,居然学会了扎银针、挖草药。我所在的小村子叫张塆,在一百多年前,提起这地名没人知道,但是提起“药铺张塆”,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这家药铺就是我的祖上开的,如果祖上的药铺没倒,我爸倒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

小时候,经常有一些中老年人找上门来让我爸给他们医治。我们家有一张很老的胡床,老人们裸着上身,趴在床上,我爸则在他们身上扎下很多银针,有时候还会挖些草药给他们吃。我亲眼看见我爸治好过很多人。他给乡亲们治病,不收一分钱,延长治疗时间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他都是尽心医治每一位患者。被治好了的人也会感谢我爸,有的买几包点心,有的提一小篮鸡蛋,有的买些水果之类的。还有的会买价值昂贵的烟酒,我爸居然还给人家送回去了。

我妈不想让我爸给别人看病,原因是家里孩子多,怕别人会带来什么传染病,也怕把别人治坏了。本来治病不收一分钱,再把别人治坏了还得赔钱,家里也就刚解决温饱,哪有钱赔给人家?我妈责怪我爸的时候,他也不吭声,等下次再有人上门,他还是照样给别人看病,病人走了我妈又责怪他,如此循环往复。

我爸也曾拒绝过别人,但那个老太太一下子跪在我爸的面前,说:“我求求你呀,你要是能治好我的病,我一辈子感谢你的恩德。”我爸没有办法,只能把她拉起来,接着治。

我爸虽然没挣到一分钱,倒收获了一个好名声,大家都说我爸是个好人。这几十年来,我爸免费医治的少说也有几百人,你们能说这样的人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吗?

但就是这么善良温和的人,也有残忍的一面。

有的人对待小动物很善良,他们能拿出口袋里仅有的几百块钱去救治受伤的小猫小狗,极尽怜爱与细心,但他们可能在对待自己的父母时则又是非常苛刻而残忍的——而我爸的残忍是对动物而不是对人。我看过很多作家写杀猪,但完全写对的几乎没有。要是有时间我也来写一篇杀猪,不过这一段就只写我爸是如何残忍的。

杀猪的老千刀有一尺多长,如果算上刀把,简直有二尺长。我爸杀猪的时候,左手拿着铁钩,右手提着老千刀,趁猪不注意,把铁钩塞到猪的嘴里,往上一翻,钩住猪的上腭,猪疼得发出惨叫,浑身的毛都奓起来了。我爸就这样拉着猪朝前走,走到案板边,别人帮忙把猪摁倒在案板上,我爸用左手扳着猪的下巴,右手握着老千刀,对着猪脖子捅了进去,斜着往里一直捅到心脏,直到感觉刀尖已经扎破心脏,才把刀抽出来。猪血带着沫子喷出老远,我爸手上也往下滴着猪血。说实话,那一刻,我觉得他是有些残忍的。

如果只是杀猪,或许也谈不上多残忍,因为我对猪毕竟没有多少情感,可我爸还杀过狗。我小时候很喜欢狗,狗也很亲近我,我是决不能接受我爸杀自家的狗的。我爸倒从没当着我的面杀过自家的狗,但他总是说:“狗长胖了,过年杀了自己吃——这个小狗娃别送人了,养大了自己杀来吃——我以前杀过一个狗,长得很瘦,那时候也没东西喂它,它就舔猪槽,剖开肚子,只有几片菜叶和一些糠渣子……”

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吼他:别说了!可他的心粗得很,不太考虑别人的感受,明知道我不喜欢听这些,可他还是会再次说起。前些年,我家的黑狗咬电线被电死了,他居然把死狗装到编织袋里,让弟弟带给我,让我剥了吃——我怎么可能会吃自家养的狗呢?还是自己剥皮!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只能把狗带到郊外去埋了。

另外,我还想再说几句,无关残忍,事关尴尬。我觉得很多农村的父亲都是这样,他们经常会在子女面前说起牲畜配种的事。比如,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去看他,他就絮絮叨叨地说:“牛跑山了,那家的牛种好,长得大,以后降(出生)的牛娃子也大;母猪也要赶窝儿了,现在他们都是人工授精,也不知道中不中?……” (信阳人管牛配种叫“跑山”,管猪配种叫“赶窝儿”。)

每次听父亲说起这些,我都既烦躁又尴尬,我真想吼他一声:别说了!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你就没别的话题可说了吗?谁关心你“牛跑山”“猪赶窝儿”这些破事儿!

5

我爸是一个既寡言又啰嗦的人。

我爸虽然是高中毕业,也当过几年的小学老师,但是在我和两个姐姐读书期间,居然从来没有教过我们一个字。我的学习成绩是好是坏,考了多少分,他从不过问。

有一天,我问他:“你也当过老师,你是咋忍住不教我们一个字的?你是怕我们把你的知识学走了?”

他没吭声,但有些惭愧的样子。我侄儿写作业时,我妈就让他去辅导,说:“小安就说你没教过他一个字,现在轮到孙子了,你还不去教教他?”

他赶紧去了。但几十年过去,他的那点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连小学的题都不会做了,对着孙子的作业本研究了半天,也只能讪讪地走开了。

小时候没有电,晚上都是用煤油灯照明。我爸在煤油灯前缝补他的破袜子,我拿着小学课本问他,爸,这个字念啥呀?他很粗暴地吼道:一边去,再挡了我的亮,我搂头给你一家什!有什么事惹他生气了,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搂头给你一家什!”成年后,回想起往事,心里对他还是有些不满。同时也觉得这句话粗暴而滑稽,我就经常模仿我爸,板着脸,呲着牙,尽量用难听到刺耳的声音吼道:我搂头给你一家什!每次说完,又绷不住,噗嗤笑了。

有一天,我居然又听到他对他孙子吼道:我搂头给你一家什!

我妈就责怪他:“还那样说,还那样说,因为这句话,小安燎刺你好几年,你还不知道拐!”(燎刺:信阳常用方言,意思是,揪住某人的小错误,不时用言语敲打,就像把人放在火边烤,用针刺,让犯错人难受,却又无可奈何。)

从这之后,我再也没有听我爸说这句令人厌恶的话。

在教育子女方面,父亲是沉默寡言的,别想从他这里听到任何有用的教导。但在说那些没用的闲话时,他却能滔滔不绝,拦都拦不住,用我妈的话说:说正经的没他,嚼无味的有他。

每当我爸啰嗦不休时,我就会笑着说他:“大爹,你别说了,我求求你让我说两句吧!”我妈和我弟也学会了,听他啰嗦不休时,偶尔也会拿这句话来燎刺他。我爸也并不生气,嘿嘿笑笑就不吭声了。

这个梗是在2000年的清明节——我太爷爷有两个儿子,在本村堂兄弟中排行老四和老五。老五是我爷爷,四爷爷死后,四奶奶把二儿送给了别人,自己带着大儿和三儿改嫁他乡。虽然都已经改了姓,但到清明节时他们还会回来祭拜太爷爷和四爷爷。老二的儿子,我管他叫堂哥,在武汉打工,他长得异常强壮,胳膊上纹着龙,像个黑社会。

祭拜完先祖,大家一起去我小叔家吃饭。饭桌上,大家就天南海北地喷开了(信阳人管大声地闲聊、吹牛皮叫“喷”)。堂哥在武汉混了十来年,经多见广,急着想喷喷,奈何长辈在喷,轮不到他喷。他刚张嘴开喷——我说……就被我爸高声打断了。他只好停下来,等我爸喷完了,他又插嘴道,这件事儿……我爸又高声喷了起来。如此几次,他憋得脖子脸通红。我在旁边看着,就偷偷地笑。

后来堂哥实在忍不住了,就笑着说:“大爹,你别说了,我求求你让我说两句吧!”

全桌人都笑了起来,我爸这才把发言权让给了他。我回家把这件事讲给我妈听了,我妈责怪我爸:“你看看丢人啵,少喷两句能憋死你!”

我想,在农村,有很多父亲都是像我爸这样吧——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他们连自己都没活明白,又拿什么来教育子女呢?我觉得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主要的差距还不是户口、房子这些外在的表面的东西,而是见识、学识这些内在的教养的缺失。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可大多数的农村父母根本教不了孩子任何有用的东西。

4.jpg

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乡与乡之间的道路都封闭了,集市也封了。我爸担心我买不到吃的,就给我送来了些,有我妈蒸的布袋条(长条型的馒头,特别松软可口),自家种的萝卜、莲藕、白菜之类的。我们在位于淮河的一座桥上会面,桥中间被防疫人员用铁皮封死了,别人传递东西时,把铁皮扒开一个洞。我爸把装东西的塑料袋从洞口递出来,我接过塑料袋,突然又想到,应该拍照留念,就把意思给我爸说了,又把塑料袋递给他。他明白意思之后,笑了,也非常乐意提着让我拍照,因为这是纪录他对我关心的重要时刻。(作者供图)

6

我爸又是一个既粗心又细心的人。

小学五年,我一级没留,顺利考入初中。开学那天,别的父母都骑着自行车送孩子上学,而我却没人管。

别的孩子大多数都在小学留过一两级,都比我长得高大,我那时候长得又瘦又小,骑自行车屁股都够不到车座,只能骑在中间的杠上,伸着脚尖才能够到脚蹬子。我来回在家和学校之间骑了三趟,一趟带竹帘(竹帘是把手指粗的竹杆截成两米长,用绳子把几十根竹杆绑在一起,使用时把竹帘展开,架在条凳或桌子上,就成了床),一趟带被子,一趟带了五十斤大米。

最后一趟,走到半路,自行车倒了,我想尽一切办法也没能把驮着大米的笨重的二八大杠扶起来——把米袋卸掉,先扶起自行车,米袋就无法抱上车座;把自行车放倒,把米袋掫上车座,我又扶不起自行车。我累得满头大汗却无可奈何,直到求助一位过路的大叔才搞定。

上述这些小事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却要拼尽全力。我爸完全可以一趟给我送过去,可是他没有。

1998年,我初中辍学之后无处可去,就在家放了半年水牛。到了腊月,我爸在家门口杀猪,谁家想杀猪了,就把猪赶过来。我也每天早早起床去100多米外的公共水井里挑水,回来倒在烫猪的大锅里。锅里倒满了,还要再挑两担水冲洗猪肉,每天都要挑十几担,非常辛苦。给他帮了那么多忙,他连几块钱的零花钱都没舍得给我,所有的钱都拿去给我二姐读书了,而二姐现在倒是经常骂他、追砍他。

有一天早上,我挑完了水,正吃早饭,突然在门缝里看见我的初中数学老师赶着他家的猪来了。我读书期间,就数学成绩最好,数学老师很喜欢我,还鼓励我好好读书。现在辍学在家给我爸帮忙杀猪,眼看有成为杀猪匠的可能,我感觉没脸再见数学老师了。于是我就跟我爸讲了,请求他待会儿千万别叫我出去帮忙。要叫,也一定等数学老师走了再叫我。

可他完全没把我说的话当回事,不一会儿,就开始站在门口扯着嗓子喊我。我刚开始不答理他,盼望着他能想起我刚才嘱咐他的话,可他没有,反而更大声地嚷嚷:“你是聋了咋地?”我只好红着脸,硬着头皮走了出去,极其尴尬地跟数学老师打了声招呼。在那一刻,我真的很生我爸的气——你但凡能有一丁点儿顾及儿子的脸面,也不应该这样做。

我对我爸最温暖的记忆发生在我几岁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家门口有一口大池塘,每到冬天我和小伙伴都可以在池塘的冰面上滑冰。小时候的雪也下得大,哪一年不来一两场封门的大雪呢?早上起来,可以看见厚厚的雪从房檐上弯下来。

冬天的早上,都是我爸先起来煮稀饭。煮好稀饭,再喊我们姐弟三人起床。那时候我们村连电都没通,房间里冷得像冰窖,在桌子上放一碗水,不到一小时就结冰了。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内裤秋裤什么的,只能是光着屁股直接穿到棉裤里。棉裤很大,前面带着肚兜,一下子把这么大的棉裤裹在身上,冰得人很难受。

我爸心疼我们,就给我们烤棉裤。先烤大姐的,再烤二姐的,最后烤我的。我爸把棉裤翻过来,把棉裤的里面放在灶火上烤热,然后赶紧团在一起,抱在怀里,一边跑一边依次叫我们的名字。等我爸叫到我的名字,我就赶紧掀开被子站起来,把两条光腿依次伸进我爸烤热的棉裤里。本来冰凉刺骨的棉裤,烤过之后变得温暖而舒适。我爸的手也烤得滚烫——由于长年劳作,他的两手满是老茧,当他的手碰到我的屁股时,我能感到又烫又扎人。

整个冬天,只要我爸有空,他都会给我们烤棉裤。从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在我记事之前一定也在烤),直到我开始读小学,烤了好几年。每想起这些温暖的小事儿,我的眼泪又来了又来了。

来源:网易人间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博海拾贝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bohaishibei.com/post/79556/
关注微信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微信扫一扫关注我们

关注微博
Telegram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