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一个64岁癌症晚期患者的敢与不敢

一个64岁癌症晚期患者的敢与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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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2年3月,乍暖还寒,我下定决心要把疝气这个老毛病彻底解决。我选择做手术的三甲医院条件有限,门诊和住院部在同一栋大楼里,肝胆胰疝外科和胃肠外科在同一个楼层。可能是因为疫情,住院部不少病房都空着。

住我隔壁床的病人叫老曹,和我差不多同时住进医院,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老病号,为了省钱在医院“挂”个床,白天检查,晚上回家。后来才知道老曹患的是肝癌,不久前刚在协和医院做了部分肝脏切除手术,来这里是为了做肝部结节的消融手术。

从外表看,老曹一点都不像癌症患者,倒可以说是个很帅的老头。他常穿着一身运动衣,出去打开水还要戴上棒球帽,走路步伐轻快,没有一丝病恹恹的衰败气息,反而显得精力十足、容光焕发。他特别讲卫生,每天早晨我还躺在床上,他就起来洗脸、刮胡子、收拾自己了。白天无事时,他也很少赖在床上,一般就坐在椅子上,专心致志地用手机下象棋。到了晚上,老曹一定要洗澡、换衣服,洗好的衣服要立即拿到病房走廊尽头的阳台上去晾——其实那里白天也没太阳,但可以让风吹着。

我俩的手术被安排在同一天。老曹很早就开始劝我,说又不是什么大手术,别让家属来陪床,“太麻烦了”——因为疫情,医院要求每个病人只能有一位家属陪护,不仅需要提供24小时核酸检测报告,在病人出院之前,家属也不能离开住院部半步。尽管如此麻烦,我老婆安排好家里和单位的事,还是来了医院。当看到她卸下塞满换洗衣服和护肤品的背包时,我也有点认同老曹的观点了。

终于到了手术这一天,手术结束后,我先被送回病房。我躺在床上挂着点滴,鼻子下面是氧气管,胸部、手臂上是心电监测仪贴片,下半身没知觉,想动也动不了。这一刻我这才明白陪床家属的重要性,才发觉老曹那套“理论”是错的——当人只剩下嘴巴可以说话的时候,身边没个人帮忙,真的不行。

不久,老曹也被手术室的护士用手推车推回来了。过了一会儿,管床护士推了心电监测仪进来,问他:“你陪床家属呢,怎么不来一个?”

老曹把手机从床头柜的小包里取出来,放到枕头下,说:“不用了,我自己就可以。”说完,他就急急地往厕所冲,护士想拦他,没拦住,老曹回眸一笑:“我做好打针的准备。”

麻醉药效渐渐退去,我痛得实在受不了,就让护士给我打止痛针。打完后,内外两个伤口还是很痛,我只好又让护士给我加了止痛栓剂,总算减轻了大部分疼痛。

这时,老曹的麻药劲估计也褪了,我们两张病床之间的帘子拉着,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只听到他不时发出“哎哟”的呻吟声。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男人痛苦的呻吟,起先还能压抑着,忍不住的时候就叫得有些大声,听起来很惨,但他怕被人听见,又赶紧把声音压下去。

直到换吊瓶的护士离开房间,我才听到老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自言自语:“忍一忍,就过去了……”

医生交代,通气前我连水也不能喝。老曹开的是微创口,吃饭喝水都可以,但为了避免上厕所扯动伤口,他一下午几乎没喝水。

到了晚饭时间,我让老婆帮老曹加热一下他中午吃剩的饭菜:半盒鱼香肉丝,半盒米饭。每天老曹都是吃医院食堂,早上是馒头、包子、稀饭,中午就点20元的盒饭,买一份,分成两餐吃。术后,老曹估计也疼得吃不下什么了,但他还是劝自己:“再怎么也得强让自己多吃点,不然哪来体力呢?”

我老婆一出病房,老曹就对我说:“你老婆人好,细心周到。我那个婆婆,来了还得我照顾她。她除了看手机就是睡觉,瞌睡特别多,来医院更是找一切机会睡觉,不如我自己照顾自己。”

“还不是你平时太能干了,什么事都做尽,把老伴宠坏了。”疼痛减轻,心情好些,我跟老曹开了个玩笑。

“就是这样的啊,你不知道我每天过得多累。老老少少,一日三餐,还得换不同的搭配,又是营养,又是个人的口味。哎,每次到菜场转了几圈,我都不晓得该如何下手……”

大概是说话分散了注意力,老曹不再呻吟,他想坐起来,但可能扯动了伤口,又痛得连连吸气吁气。我让他打个止痛针少遭点罪,他没有正面回复,只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颤音:“忍着!忍着!忍着!”

这时我老婆回来了,赶紧帮老曹把床稍微摇高了点。看到他痛苦不堪的表情,老婆感触颇多,之后她在我耳边悄悄说:“癌症患者最后的时光都是痛得生不如死,我奶奶得的是胰腺癌,那时就是这个样子的。他这是舍不得钱打止痛针,可能也是怕自己对止痛药产生依赖性,毕竟越到后来越难。”

我叹一口气,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2

入夜,住院部渐渐变得安静起来。

因为刚做完手术,晚上医生还要监测我们的血压、心跳和呼吸等指标,在我们胸前贴了不少贴片,起床上厕所就很不方便。我不习惯在床上小便,只好爬起来站着,但打了半身麻醉的人,膀胱根本不听使唤,折腾了到半夜,伤口撕扯得很疼,我只好让医生给我插了尿管。

老曹仍然坚持自己上厕所。他起身就把贴片拔了,护士过来换药又给他贴上,如此反复几次,护士只好找来医生。医生严肃地对他说:“12床,你配合点好不好?你应该来个家属的,这个时候了就该在床上上厕所,哪能不停地上上下下。”

老曹嘴上没说什么,但等医生一走,他又把贴片拔了去厕所:“我一辈子讲干净,衣服都只穿一天,怎么会在床上大小便呢?”

老曹如此折腾,回到床上,又痛得呻吟起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到了后半夜,我差不多要睡着了,老曹突然按铃喊护士,要求换床单——他的创口出血了,把床单弄脏了。

护士有点不耐烦:“你刚做完手术,不停地爬上爬下,又不让家属来陪床,真是犟!”值班医生过来检查,语气也带着埋怨,说好在只是外伤口出血,又重新给他包扎。

忙完这一切,夜更深了,老曹那边关了灯,他总算安静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4点多,护士拿来催款单,说老曹欠费了。老曹的管床医生随后也跟进来,解释道:“扩散得太快了,手术时我们发现大的后面还长了一个小的,就一起做了,给你做了两个结节。”

手术前的检查,老曹的肝部只查出来一个结节。他默不做声,目光像粘在了那张薄薄的纸片上,撕不下来了。医生给他用的消融针是进口药,没有进医保,更没有进“重症”,只能自费。一针得8千多,两针就快2万了。

我希望能安慰一下老曹,就说起自己的情况:“我住院前医生说只需要住一个星期,总费用1万。我看哪,时间要翻一倍,自费部分至少也得1万多。我怕费用太高了,还是用的国产垫片呢。”

老曹不理我,一言不发地坐在床上,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又放下,继而躺下了。我自觉无趣,就盯着窗子外头看。外面的城市一片灰蒙蒙,汉江的风从半开的窗户溜进来,把床帘刮得窸窸窣窣地响。

没多久,盯着天花板的老曹率先打破了沉默,他一脸僵笑地说:“做手术时才叫痛,生不如死,真希望那时直接死掉就好了,还能得到一笔赔偿。我本来以为这次看病1万元能搞定的,哪知翻了一倍。上次去协和医院做手术,已经欠了债。”

老曹告诉我,他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3千块,这次住院的花费大大超出了他的预算。他有3个女儿,和前妻有1个,另外2个是继女,他和现任妻子婚后没有生孩子。

“如今找人借钱,比要他的命还难,只有至亲才会帮忙。他们都帮忙了,已经尽力了。上次做手术,89岁的母亲给了我1万;舅舅和两个妹妹各给了5千;大女儿给了2万;二女儿给了1万5;三女儿离了婚带着孩子住回来,日子不好过,没钱给。”老曹喝了口水,继续说,“我舅舅倒是很有钱,开着旅馆,私房很大,但毕竟有舅妈横在中间,只能偷偷帮我点。”

“我现在自我感觉还行,但随时可能会死掉,最怕的还是病没治好,人财两空。新医保有了一些针对重症的进口药,但不知道有没有我要用的。听人说每个月费用至少得6千元,加上其他各种药品,说实话,我肯定承受不起,到那一步,我只能选择放弃治疗。”

我侧着脸看老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楚——一个64岁的男人爱面子、爱生活,但患癌之后口袋里没有钱,说出这些话来除了无奈,更是绝望。

入院以来,老曹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主动打招呼,不止一个护士夸他“这个爹爹想得开。”可外人看到的永远是他乐观积极的一面,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助却很少有人发现。相比那些说不尽的苦难,人们更愿意看到一个癌症病人阳光开朗,哪怕他是伪装的。

病房内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压抑,我故意用调侃的语气说:“哪有那么容易死,手术室那么好的条件,什么都有,就算不能呼吸了还可以上呼吸机,就算心脏不能跳动了,还可以上心脏复苏机。”

“也是,在医院里想死也难,我的生命力强。”老曹的面色又舒展开来。

3

没过多久,老曹的大女儿打来视频电话。她在某社区当书记,疫情期间家都回不了,每天从早忙到晚。她跟老曹说,说科室主任已经联系过她了,“费用的事不用你操心,我来想办法解决”。

挂了视频,老曹的脸色明显清朗了不少,他先去卫生间洗了把热水脸,又梳理了头发,回来靠在床上无事可做,我们就聊起了天。我简单说了说自己的经历,老曹的话匣子被打开,也讲起了往事。

1958年,老曹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底下还有两个妹妹。父母工作忙,照顾不过来,就把他寄养在了外婆家。他外婆身体不好,有风湿性心脏病,干不了多少家务活儿,于是小小年纪的他不仅要帮忙张罗家务事,还要时不时地送外婆去医院急救。也正是因为这段成长经历,老曹要比同龄人更独立,更有主见。

1972年他上初二,可以“上山下乡”了,母亲为了把他留在城里,就找关系从医院搞了张片子,声称他脊椎有问题。负责审查的老师很严谨,怎么都不同意,于是他母亲每个星期都去找那位老师说好话,纠缠了两年,老师才放过他。之后,本应上高中的老曹进了糖厂做临时工,他在学校谈的女朋友则去了大别山区的一个农村,两人的命运从此走向了不同的岔路。

那时候每天吃了午饭,糖厂里的一群小青年会聚在一起下象棋,闹哄哄的,有人还会为了悔棋骂人打架。老曹很烦他们,总是找个僻静的地方看书、小憩,因此显得不合群。一天,老曹又被吵闹声弄醒,他忍不住对那群小青年发起挑战,表示如果自己下棋下赢了,他们以后中午就不能吵。结果老曹赢了,他不仅收获了众人的钦佩,还收获了一份意料之外的感情。

那天,厂里的一个漂亮女孩主动找老曹说话。女孩身材很好,皮肤白皙,扎着两根乌黑油亮的辫子,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她脸色微红,小声说:“听说你有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能借我看下吗?”那本小说就装在老曹的军绿色书包里,每天中午他会拿出来看一会儿,困了就拿它当枕头。

老曹对这个女孩一见钟情。后来,他的女友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特地请假从乡下赶回武汉找老曹谈话。这姑娘得知老曹已经变心且不愿回头,没吵没闹,就友好地跟他分手了。

听到这儿,我问老曹:“你是不是有点内疚啊?毕竟是你劈腿的。”

老曹的笑容有些奇怪,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的,显然是有点不好意思:“肯定啊,年轻不懂事,有些自私自利。后来,我听说她回城了,过得也不好,还下了岗。”

在老曹看来,女人和男人一样好色,长得帅的男人和长得漂亮的女人都一样,“美是天生的资本,要用好”。他明白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也善于利用,后来他跟厂里的那个女孩结了婚,生活过得不错。

1976年春节过后,老曹离开糖厂去到一个街办小厂上班,成了一名集体企业的正式工。他舅舅在某工厂做模具工,后来有个乡镇企业想请他过去做技术负责,开出的待遇很优厚。舅舅穷怕了,动了离职的心思,还劝外甥跟自己一起去。老曹母亲见工资给得多也没反对,只说:“他拿什么理由请假?再说也请不了长假。”

老曹想起不久前自己去医院看病,有位患者检查出了乙肝,医生给他开了证明,他拿回去可以跟单位请几个月的假。于是他动起了歪脑筋,通过一些手段也搞到了一张乙肝检测报告。厂领导只粗略地看了几眼,毫不怀疑,还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之后,他就如愿拿到了一年的病假条。

“你说这是不是报应?”讲到这里,老曹突然停住,用手捂住伤口说,“开始装病人,后来我真得了乙肝。常年在外和朋友们吃吃喝喝,不知哪天就被传染了,就像天意一样。这就是命哪!”

老曹跟着舅舅在那家乡镇企业干了几年,再也没有回到原单位上班。一开始是病休,后来办了停薪留职,再后来厂里给他办了社保和医保。老曹承认自己占了国家的便宜。

手里攒了点存款后,老曹就不想再在工厂里卖力气了,他准备到汉正街做批发生意。那时的汉正街是全国有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许多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到这里拿货,老板们做生意只愁没货,根本不愁卖,一夜暴富的故事经常在这个市场里上演。

老曹也想做老板,为了找到合适的一手货源,他几乎跑遍了全国。有天傍晚,他路过三民路铜人像时,看到一个地摊上挂出的衣服价格便宜材质又好,版型还很少见。一问才知道,这些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旧衣服,后来也被人称为“洋垃圾”。

老曹感觉其中有商机,既然旧衣服大城市的人嫌弃,那可以照葫芦画瓢做新的卖嘛。于是,他找到扬子街做进口旧衣服批发的商铺,挑选了一些版型好的衣服带回去。关起门来,自己在原版设计上进行改动,之后又采购设备、面料,组织工人就开始生产了。

那时的汉正街几乎遍地都是“前店后厂”的私人小作坊,老曹的小作坊并不显眼,但生产出来的服装一经上市就供不应求。那段日子,他走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路人穿着自己生产的衣服,心情也随之飞上了天。赚到第一桶金之后,老曹又陆续开发了几个新款,都卖得不错。只是汉正街竞争激烈,跟风仿制盛行,新款刚出来时利润还可以,但大家一窝蜂上了以后就打价格战,最后几乎没钱可挣了。

想在服装行业持续赚钱,需要独到的眼光和过硬的实力。老曹本就是半路出家,他的成功靠的是灵活的头脑和一点点运气。当时的他太年轻,认知有限,巅峰时期手头上的流动资金有上百万,但他却满足于老旧的经营模式,没想过改变。而他身边的几位朋友赚了钱以后就开始买地、盖厂房、发展多种经营,有人后来做得很大,实现了从个体户到民营企业家的蜕变。

这是老曹第一次与机遇擦肩而过。

4

又过了几年,老曹觉得服装生意难做,就和老婆商量,让她在汉正街守摊子维持门面,自己去倒腾金首饰。

当时,国家还不允许私人买卖黄金。从澳门进货,只要卖出一件,收入比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只是这生意属于走私、投机倒把,年轻的老曹思来想去,还是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决定冒险拼一把。

火车晚点了,他和合伙人到达广东已是半夜,约好的交易时间和地点改不了,没办法,他俩只好叫了两辆三轮车往交易地点赶去。三轮车走在荒郊野外,眼前漆黑一片,异乡的晚风带着浓浓的海水腥味不断吹来。老曹的胸前护着那个装了大笔现金的旅行包,觉得既恐惧又刺激,“就像小时候玩鞭炮”。事后他再回想这段经历,后怕不已,如果当时三轮车夫见财起意,他和合伙人估计早就没命了。

澳门卖家办事十分谨慎,为了藏金首饰,几乎把各种方法用尽了,老曹也一直没出过事。只有一次,因为一起命案,荷枪实弹的武警在路上设卡检查,那天老曹正好带了一个新手,小伙子吓得都快尿裤子了。老曹安慰他:“不要怕,你装哑巴,一切我来应付。”当武警过来检查时,老曹主动拉开了自己的大旅行袋,可能是看他衣冠楚楚不像罪犯,对方只简单地看了几眼就走开了。

后来,国家开放了黄金买卖,老曹的生意就结束了。想起往事,他感慨道:“我这人做事稳,胆子小,所以做金银首饰赚得不多。有朋友就先把定金收到手再去订购,空手套白狼,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发了大财。”

虽然大钱没挣到,但那几年老曹的手头确实宽裕了不少,闲来无事的他迷上了打牌。一开始,他只是和朋友们小打小闹,因为记性好,运气也不错,他一般赢得多输得少。“我们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的,除了钱没什么追求,得过且过,有了钱就吃喝嫖赌,我呢,只赌。”

后来,他的牌越打越大,输的也越来越多,之前做生意赚的钱都陆陆续续进了别人的腰包。“要是买几套房放着,哪至如此地步啊!那时的房子多便宜,我一个晚上输赢的钱都可以买一套房子啦。想起来,我肠子都悔青了。”

上了赌桌的老曹忘记了一切,有时他几天不回家,连个招呼都不打,回家就是睡觉。赢了钱还好,大手大脚地花,要是输了,他回家就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对妻女说话也没好语气。从前,他和妻子感情深厚,女儿也争气,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但自从他沉迷赌博后,这一切都变了。他独断专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家里吵闹不断,夫妻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两人也没有共同语言了。后来,因为一笔几万元的赌债,老曹离婚了,净身出户。

汉正街生意老曹早已无心打理,他退了亏损的摊子,彻底成了一个无业游民。他也想过换个行业东山再起,可随着年龄增长,他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斗志也渐渐被生活消磨干净。

老曹落魄了,再有朋友找他参加酒局、上牌桌,他就找借口躲开。加上那段时间母亲病了,他在照顾亲人时,就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做过的事。

这辈子,他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但人身上的那些“劣根性”还是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走偏了路,且无法回头。人生看起来很长,等走过才发现过程其实很短,不知不觉青春就没了。迷迷糊糊到了中年,事业没了,家庭也散了,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有时他会独自走到汉江边望着江水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

混到了50岁那年,老曹托了关系,花了些钱,办了提前退休。本想拿着退休金过安稳日子,但大大小小的病也开始上身了。先是肺积水,弄得他死去活来的,接着是前列腺增生,一番痛苦不堪的检查后,意外发现了肝癌。如今,他那块不完整的肝上又有了两个结节。

“好像是我上半辈子弄虚作假的报应,下半辈子除了住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钱吃亏,人也吃亏。”老曹自嘲道。

那天夜里,老婆帮我把挂在床边的尿袋清空,老曹看着她认真做完这一切,眼里掠过一丝羡慕:“你爱人年龄比你小不少吧?”

我只好回答,我也离过婚,她是第二任妻子,小我8岁。

老曹说,他离婚后经过反思,整个人平静、温和了不少,下定决心要认真对待亲人、回归家庭。他的前妻一直没有再婚,老曹也想过复婚,但理智告诉他破镜不能重圆:“分开就是分开了,很多东西已经回不到从前了,双方在一起过反而更累,不如放手,独自过自己的生活。再者,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女儿,我们还是亲人。”

后来他遇到了现任妻子,俩人结婚后,他负担起了所有家务,几乎什么都不让她干。对待她的两个女儿,他也做到了视如己出:“她们和我亲得很,宁可和我待在一起,也不愿和她们的亲爸爸来往。”老曹说自己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她们,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人、后人。有时他自己的大女儿还会吃醋,不过她也想得开,因为老曹对她也很好。

老曹住院以来,每天晚上几个外孙都会打来视频电话,老曹用不太标准的汉味普通话和孩子们聊天。孩子们在电话里撒娇,催着老曹回家一起玩,老曹的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挂了电话,脸上的幸福笑容也久久不能褪去。

见多了再婚家庭的矛盾、尴尬,我由衷佩服老曹把关系处理得这么好。

5

做完手术没几天,老曹就吵着要出院,他的管床医生和科室主任都不同意。可老曹很固执,说他要去看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是省肿瘤医院退休的教授、主任”。据说那位医生已经90多岁了,身体很好,一个月会到某药店坐诊半天,号特别难挂。老曹的号是一个月之前就预定了的,根本改不了。

“你这个样子看中医、吃中药,身体受得了吗?”我有点担心。

“用中药慢慢调呗,吃药还是比住院便宜很多的。”老曹不说自己心疼钱,只说早就受不了医院食堂的伙食了,“我这病一定得吃好点,我想念婆婆煨的排骨藕汤了。我现在能活一天就算赚了,所以我很珍惜每一天。”

我还是不放心,偷偷用手机查了那个名医。医院的公众号里根本没看到这个医生的简介,百度里也没有这个人,我心想:会不会是打着幌子卖药的骗子呢?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老曹。

老曹却并不诧异,他说这老头开出的药确实不便宜,“不过,所有看过的人都说好”。

话说到这儿,我也只能点到为止了。

出院这天,老曹的心情明显轻快了许多。他在楼上打包住院物品,他的老伴已在楼下等着了。3个女儿都没来——他怕麻烦孩子、怕车子多烧汽油,就不让女儿们接他出院。他说疫情管控太麻烦,他和老伴儿刷老年卡坐公交车回家就可以了。

我让老婆帮老曹把包袱提下楼,他连连道谢,又笑眯眯地上前加了我微信:“这次住院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老弟!以后常联系,我喜欢和你聊天。”

老曹高高兴兴地走了,病房瞬间安静了下来。新的病人还没进来,我望着空落落的床铺,心里一阵怅然,也许,这就是我和老曹见的最后一面了。

出院后,我的伤口恢复得不错,但下腹部一直感觉有块硬硬的东西塞在那里很不舒服。我去医院复诊过几次,医生都说手术很成功,但只有我心里清楚,人就像一个玻璃瓶,破了一个口子虽然补上了,终是留下了一处残缺。

我不禁想到老曹,他怎么样了?他病情那么严重,能熬多久呢?

我没敢给他发微信,怕发出去的信息收不到回复,徒增伤感。直到11月中旬,我才下决心给他发了一条微信消息:“老哥,你现在还好吗,病情稳定了吧?”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下午,老曹终于回复我:“谢谢你的关心,至上次我们別后,这是第三次住院了。这次是大岀血,从急诊室转上来的,已6天了。”

老曹说,他肝部的结节越长越多,已经控制不住了,手术也不能做了。现在他只能靠吃药、打针维持着,试图让它们不再长大。他这次住院,他还是一个人,没有陪护,他依旧不想麻烦家人。

我的心颤了颤。一生大起大落的老曹醒悟过后确实很爱自己的家人,他想让自己显得很坚强,不愿让家人看到他脆弱不堪的一面,更不愿成为家人的负累。其实他不理解,接受家人的爱,也是爱家人的一种方式啊。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来源:网易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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