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黄金荣:“大佬”的末日迷途

黄金荣:“大佬”的末日迷途

黄金荣出生在1868年。

那一年,清朝的直隶总督还是曾国藩,左宗棠刚刚开始挥师收复新疆,而日本才刚刚开始“明治维新”。

黄金荣的祖籍是浙江余姚,父亲黄炳泉曾做过余姚衙门的捕快。6岁的时候,父亲把全家带到了上海,住在当时南市那一块的张家弄。

张家弄里住着不少当时朝廷的捕快和武官,黄金荣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也耳闻目染了不少“六扇门”里的规矩和套路——从某种角度上说,黄金荣算是出生在“捕快世家”了。

黄金荣14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靠给人洗衣服为生的母亲邹氏,实在无力拉扯他们姐妹兄弟四个,于是就把他送到附近的一个小庙里帮杂,顺便能得到些吃的。所以黄金荣的第一个绰号是“和尚”,而他第二个绰号是“麻皮金荣”——因为他当时得了一种传染病(可能是天花),虽然侥幸不死,但留下了一脸麻子。

黄金荣后来还在书画店帮人做过裱画匠,长期颠沛流离的境遇和鱼龙混杂的环境,也让黄金荣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人喜,不择手段求生存。

所以黄金荣和其他不少所谓的“流氓大亨”一样,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家世,但这背后也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如果家学渊源或家世显赫,谁会去做流氓?但再递进的一个逻辑是:一个平凡乃至穷苦人家的孩子之后能扶摇直上——先不论正道还是歪道,必然还是有原因的,比如除了本人的主观因素外,肯定还有机遇。

1890年,上海法租界发布告示:招聘120名华人巡捕。

黄金荣此时穷困潦倒,正走投无路,于是就去报名碰碰运气。巡捕房看这个人人高马大,且颇会看眼色行事,当即就录用了他。

那一年,黄金荣22岁,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而属于他的机遇,也来了。

不得不承认,法租界巡捕这个职位,像是给黄金荣量身定做一般。

一开始,从底层做起的黄金荣只能跟在法国巡捕后面跑跑外勤,但他察言观色的能力强,干起活来也勤快,所以很快就升成了租界巡捕房的“便衣警察”——没错,就是传说中的“包打听”。

一旦有了执法权,黄金荣就开始玩起了自己擅长的套路,简单来说,就是“以毒攻毒”。

黄金荣脑筋活络,网罗了一批社会最底层的流氓阿飞(与“流氓”意思相近)和惯偷惯犯,恩威并施,平时给他们弄点小甜头,吃点小苦头,在上海法租界织罗起了一张“暗网”。凭借这张“暗网”提供的情报和多层关系,他确实破了不少案子。

比如当年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与夫人同游太湖被土匪绑架,总领事馆束手无策,是黄金荣找到绑匪头领“太湖阿四”等人,凭情面和利益交换,很快就把这对法国夫妇保了出来;又比如当年福建省督理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在十六铺码头丢了六箱古玩字画,也是黄金荣出手,半天就物归原主。

在掌握了“暗网”且有了一定威信之后,黄金荣胆子更大了,有时甚至玩起了“贼喊捉贼”的游戏。

有一次,法租界里一家货行的金字招牌被人偷了,老板急得没有方向,忽然得人“指点”,说这种案子“黄金荣肯定能破”,于是老板赶紧去巡捕房点名要黄金荣破案。结果没等黄金荣跨出巡捕房,一帮法租界的小流氓就敲锣打鼓地把匾额送了回来。老板自然是感恩戴德,而黄金荣的上司也是啧啧称奇——殊不知,这块匾额就是黄金荣让人去偷的。

平日里,黄金荣会暗地里先指示小流氓去一些富商那里骚扰寻衅,然后自己出场当面呵斥,小流氓们做拜服状立刻散去。几来几往,“只有黄金荣搞得定”的名声就传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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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真正让黄金荣名声大噪的,还是1923年的“临城大劫案”。

当时山东土匪孙美瑶劫了一车的洋人和中国人,坐地起价,和政府反复交涉,陷入胶着。其中有一个法国籍的天主教主教,中文名叫裴雨松,曾受土匪命下山送释放人质条件,但回去时因为发病(也可能是不想回去了),在一间小庙中暂避。

黄金荣在上海机缘巧合打听到了消息,一路跟踪,终于确定了裴雨松的准确位置,于是率一干便衣奔赴山东,在当地军警的配合下救出了裴雨松并护送回上海,一时轰动法国领事馆。此时的黄金荣,已经是法租界唯一的华人督察长,配8名安南保镖(即越南保镖)——这个职位以前只有法国人才有资格担任。

而他也早已凭借自己当多年法租界警探的便利,在上海滩罗织起了一张巨大的黑社会“暗网”,黄赌毒无事不做,烟酒色利益均沾,俨然已成了上海滩排名第一的流氓大亨。

但黄金荣自己也知道,在一路飞黄腾达的路上,绝不能忽略两个人。

确切地来说,这两个人都是他的门徒。

第一个门徒究竟何时拜黄金荣为师,学术界一直有很大的争论。

因为第一个门徒的地位后来实在太高,高到知道这段历史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含糊其辞——这个门徒拜师的时候门贴写的是“蒋志清”,也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1913年,而根据黄金荣的管家程文锡以及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恽逸群的回忆,蒋介石拜入黄金荣的门下,大约是在1921年前后。

当时的蒋介石因为受到排挤而失意,在上海跟着戴季陶等人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试图靠投机倒把挣些意外之财。不料1921年的一场金融风暴,让蒋介石等人赔得连裤衩都不剩,面对债主们的围逼,甚至只有跳黄浦江一条路可走。

无奈之下,蒋介石找到虞洽卿想办法。虞洽卿是当时全国工商协会会长,在上海商界很有威望,就提出让蒋介石去拜黄金荣为“老头子”。

蒋介石本来就和黄金荣有交往,当即答应。而虞洽卿又找到黄金荣,说蒋介石此人日后前途无量,黄金荣本来就不想驳虞洽卿的面子,也比较认可蒋介石,随即点头。

在当时,青帮的拜师认祖都是要交费的,普通的拜师要交几块大洋至几百块大洋不等,而像黄金荣这种“天”字级别的大佬,上千元并不奇怪。

备注:青帮中的辈分按“大通悟学”来分。黄金荣严格意义上不算青帮中人,只是勉强拜过青帮中“大”字辈的张静湖,按辈分应该是“通”字辈。但黄金荣得意时自封“天”字辈,比“大”字还要多一横。

一位在1928年拜黄金荣为师的青帮成员回忆,当时压帖费、捐赠费以及各种门房、茶房打点,总共交了超过1000元。而据他所知,蒋介石拜师根本就没交费,只是投递了一张门帖,帖上写的是:

“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

蒋介石不仅没交费,黄金荣还给了他一笔差旅费,让他渡过难关,去广东找孙中山。而蒋介石的债主们后来都知道他拜了黄金荣为师,自然也没人敢胆子大到去要债了。

黄金荣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

1927年,蒋介石途经上海。黄金荣托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提出希望登门拜会——短短几年,弟子拜师变成了师谒弟子,因为当时蒋介石已经是北伐军总司令,声名显赫。

黄金荣要拜会蒋介石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送回当年蒋介石拜师的门帖。黄金荣说当年是虞洽卿自说自话,说什么收徒之类,自己和蒋介石从来就没有过师徒关系,大家能做朋友就已经很好了。

黄金荣之所以有这番举动,也是因为之前王柏龄专门去点醒过他:堂堂北伐军总司令,曾拜一个大流氓为师,说出去恐怕太不好听了。

对于黄金荣的表态,蒋介石自然是表示很感激,依旧称他为“黄老先生”,并留他吃便饭。至于这件事是王柏龄出于好心去“点”黄金荣,还是本身就是出自蒋介石授意,就没人知道了。

尽管没了所谓的“师徒名分”,但黄金荣知道自己还是从此“靠”上了蒋介石这棵大树,所以自然也是感激涕零,唯蒋介石马首是瞻——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黄金荣率领手下的流氓帮派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实实在在为蒋介石承担了“打手”的角色。

不过,蒋介石毕竟是政坛上的“白道”大人物,虽然逢年过寿都会给黄金荣送来拜帖——这也是让黄金荣倍感有面子的事——但终不可能在明面上给予太多支持。

黄金荣的“流氓帝国”能迅速膨胀进入快车道,离不开他的另一位门徒。

事实上,杜月笙具体什么时候跟的黄金荣,时间也不可考。

按照现在大家比较认同的说法,杜月笙先是在14岁左右的时候拜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的青帮“通”字辈大佬陈世昌门下,然后大约在1918年前后,经陈世昌介绍,去黄金荣的家里帮忙做杂务。

同样善于察言观色的杜月笙很快就发现,黄金荣家真正的“话事人”是他的妻子林桂生——她虽然相貌平平,却精明能干,掌握黄家的财政大权,并且黄金荣对她言听计从。

所以,杜月笙开始处处讨林桂生欢心,把她伺候得服服贴贴,而林桂生也开始频频在黄金荣耳边夸杜月笙能干。其实黄金荣本来也发现杜月笙明显要胜于常人,有意重用他。

杜月笙真正引起黄金荣重视,是他鼓动林桂生吹枕边风,让黄金荣入股了一家包运贩卖鸦片的公司——这家公司由当时的淞沪护军都督何丰林牵头私下集资开办,杜月笙认为这个公司的后台是军阀,有赚无赔。

黄金荣听从了建议后入股,不到两年就赚到200万元。大喜之下,黄金荣一举赏了杜月笙5万元,不仅让杜接手了法租界内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还把法租界内运销鸦片的任务交给了他。

有了施展舞台的杜月笙开始迅速崛起,冲锋在前,几番明争暗斗之后,帮助黄金荣拿下了上海滩鸦片贩卖的最大控制权,并在1925年成立了著名的“三鑫公司”,自己担任总经理(黄金荣当时是督察长,不宜公开出面),还有一个股东就是上海滩另一个流氓大亨张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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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所谓的“上海滩三巨头”,左起: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当时人言:黄金荣贪财,张啸林能打,杜月笙会做人

三鑫公司其实做的是鸦片的运销保险,外加各个环节的抽头,实际上就是家毒品公司。由于背后有黄金荣和法租界的支持和保护,三鑫公司可谓是日进斗金,一年利润可达5000至6000万元——当时中华民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是3亿元左右。

黄金荣虽然倚仗杜月笙的头脑和手段赚得盆满钵满,但通过三鑫公司的创立,杜月笙的实力和地位也开始与黄金荣平起平坐,已经可以自立门户了。

事实上,讲究“情面、场面、体面”的杜月笙无论是在国民党要员中的人脉关系,还是在工商金融方面的投资眼光,都远胜于黄金荣。而且杜月笙还懂得打造公共形象和利用公共舆论,在赈灾、募捐等活动方面一直都站在最前头。

而黄金荣在政治上相对保守,也没有能力去结识更多的官场中人。在理财投资上,黄金荣一般只愿意投资地产收租,而不太敢涉足工商金融领域,更很少愿意和人合股开公司,生怕自己亏本。

所以到了1930年代之后,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势力已经完全压倒黄金荣了,新旧“大亨”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也在所难免。两派势力在政府关键岗位上的亲信安排设置,一些生意场上的利益分配上一直有各种勾心斗角的行为,黄金荣还专门成立了所谓的“忠信社”来和杜月笙的“恒社”抗衡——虽然前者无论章程、规模还是势力都逊色不少。

但无论如何,黄金荣和杜月笙在面子上从来不曾撕破过,两派势力在明面上见面也还是都客客气气。

真正让黄金荣走下坡路的,还是他自己逃不过“美人关”。

第一个让黄金荣感到自己“颜面无光”的女人,叫露兰春。

1919年,黄金荣把属于自己名下的“共舞台”修缮一新,请来了当时年仅21岁的京剧名角露兰春当台柱子。黄金荣原本就对露兰春颇有好感,所以除了为她安排主角、灌唱片、帮她在各大媒体曝光之外,还亲自下场,每场都在戏园四周布好门徒弟子,自己坐在场中间——只要黄金荣一鼓掌喝彩,四周的门徒都震天响地叫好。

后来的故事经过各种电影、电视剧和传闻段子的演绎叙述,大家都已耳熟能详:

浙江督军卢永嘉的儿子卢小嘉追求露兰春不成反生恨意,某天在剧场因露兰春唱错一句而喝了倒彩,结果被并不认识他的黄金荣及手下痛打一顿。恼羞成怒的卢小嘉指示军队直接绑了黄金荣关进地牢,扬言要取他性命。

事后亏得黄金荣的妻子林桂生和杜月笙四处奔走,又请青帮大佬出面说和,花费了巨资才把黄金荣保了出来。性命虽得保全,但黄金荣经此一事,在上海滩名望大损,成了不少人茶余饭后悄悄讲的笑话。

但黄金荣似乎还是没有吸取教训,对露兰春痴心不改,甚至提出要娶她进门。露兰春提出苛刻条件:嫁可以,但必须要作为正室而非纳妾。

黄金荣居然为此专门去找了发妻林桂生商量,林桂生出人意料地干脆答应,只要了黄金荣五万大洋,就住进了黄金荣为她安排的公寓,两人就此分手。

终于迎娶露兰春进门的黄金荣之后将家中的财政大权也交给了她,却并没有换得露兰春的真正爱情:她不久后就爱上了当时上海颜料业富商薛宝润的二公子薛恒,结婚不满三年就坚决和黄金荣离婚分手了。

虽然露兰春后来的婚姻生活也不幸福,薛恒被证明不过是一个到处留情的纨绔子弟,但黄金荣所遭受的打击也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个女人给黄金荣的打击更重,她的名字叫李志清——黄金荣生命中似乎总和叫“志清”的人有渊源,无论男女。

李志清原来是黄金荣妻子林桂生收养的一个丫鬟,容貌不错,情商也很高,待人接物更是得体,深得黄金荣夫妇喜欢。林桂生无法生育,所以夫妇两人领养了一个儿子,李志清后来就被许配给了这个儿子,成为了黄金荣的儿媳妇。

无奈这个养子早亡,李志清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在林桂生和露兰春两个黄宅女主人先后离开之后,黄金荣把所有的依靠和寄托都放在了李志清身上。坊间一直传闻“儿媳变成了媳妇”,但无论传言真假,李志清掌管了黄家的财政大权。

然而李志清同样给了黄金荣一记响亮的“耳光”:她最终带着黄金荣保险柜里几乎所有的银票和家财,不辞而别去了香港。

尽管坊间也有传闻说其实李志清是受黄金荣之命,以“叛逃”的方式先为黄金荣把一部分财产带到香港去,但这只是一个没有证据的猜测而已,并且黄金荣自己的抉择证明这样的猜测可信度不高。

而之所以大家总是猜测像黄金荣这样的人要去香港,是因为时代变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的租界消失,原本依附其存在的黑社会就已经失去了最滋润的一块土壤。

而当初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在上海滩但凡有点嗅觉的流氓黑社会都早已知道:那种可以警匪一家,黑白通吃的好日子,马上要到头了。

1949年4月前后,杜月笙专门去拜访过一次黄金荣。

虽还未进入初夏,但曾经叱咤上海滩的两位“大亨”已感到了瑟瑟冬意——百万解放军兵陈长江一线,上海被解放是早晚的事。

已经做好一切准备的杜月笙,是专门来劝黄金荣一起去香港的,但黄金荣拒绝了。

黄金荣不是没想到过自己好日子到头了,但他权衡再三,觉得至少有五个理由让他还是不走为妙。

  • 第一个理由是他的性格。黄金荣虽然也是流氓出身,各种手段都见过用过,但从本性而言相对保守,不如杜月笙和张啸林激进,喜欢“以不变应万变”。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杜月笙抛弃一切财产去了重庆,张啸林抛弃一切尊严做了汉奸,但黄金荣既不离开上海,对日本人也是阳奉阴违,不出来做事,一直努力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状态,结果也基本太平地度过八年,他认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 第二个理由是他的盘算。他算来算去,杜月笙在结交国民党要人方面要比自己深得多,而包括当初活埋共产党工人领袖汪寿华在内,杜月笙帮国民党杀的共产党也要比自己多得多。黄金荣自思为了蒋介石,手里也沾了不少共产党的血,但罪孽比杜月笙还是轻多了。
  • 第三个理由是他的资产。虽然李志清带走了他的票面资产,但他最主要的资产是历年来在上海投资的不动产,尤其是他花巨资打造的上海游乐中心“大世界”,是他完全不舍得放弃的。
  • 第四个理由是他的年龄和习惯。黄金荣当时已经80岁了,平时又有每天要泡澡堂和抽大烟的习惯,他怕到了香港,不仅这些习惯爱好无法满足,万一出个什么意外情况,命都丢在路上。再加上他觉得自己时日已经无多,在上海呆了一辈子,也不想离开。
  • 当然,前四个理由加在一起,都没有第五个理由有说服力:共产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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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1921》中由倪大红饰演的黄金荣,不少决策就是在澡堂子里做出的。

在上海解放前夕,针对像杜月笙、黄金荣这样的上海流氓头子,党中央其实已经有过明确方针:只要他们不捣乱,不干扰上海解放后的社会治安,老实接受改造,就不动他们。

对于这个方针,上海的第一任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都坚决积极执行,也专门派人给黄金荣来带过话,所以黄金荣服下了一颗定心丸,传出一句话:

“与其死在海上,不如死在上海。”

解放之初,黄金荣的日子其实过得算滋润了。

当时黄金荣住在上海龙门路的均培里一号。那是一座三层楼的洋房,里面除了黄金荣的一些儿子孙子辈家人外,还有门卫、女佣、司机、厨师等共20多人,周围的房子也基本都由黄金荣的徒子徒孙租住。

虽然和当年巅峰时期不能比,但这个阵仗也是不小的了。黄金荣的三大爱好:抽大烟、泡澡堂、打麻将,都可以在这个小圈子里得到满足——这也是他当初不想去香港的一个重要原因。

要维持这些开销,自然还是要有不菲收入的。黄金荣的收入虽然不能和开三鑫公司的时候比,但还是足以让当时一般老百姓咂舌,因为共产党政府还允许他保留包括大世界、黄金大戏院、荣金大戏院等产业。

光华东文化部下属的大众剧团租赁黄金大戏院,每月就要付给黄金荣数百万元(旧人民币),此外黄金荣还有多处房产依旧有租金收入,所以可以说是衣食无忧。

但到了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兴起的时候,黄金荣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因为群众针对他的各种举报信和控诉书开始多了起来,有些群众甚至自发到黄宅门前抗议:这样一个当年作恶多端的流氓头子,为什么现在能够如此安享晚年?

偏偏这时候上海市公安局又接到举报,在黄金荣家里搜出了十支长短枪(两支已生锈)和数百发子弹,还有几把日本军刀。

面对这个情况,黄金荣其实心里是慌的,生怕共产党说话不算话,取他的项上人头向人民交代。但共产党最终的态度还是让他放了心:我们会遵守承诺,但你自己也需要做出一些表态。

于是,一张黄金荣在清晨于“大世界”门口扫大街的照片出现在了报纸上。虽然照片里的垃圾车还是空的,黄金荣更像是拄着扫帚在休憩而非扫地,但这样一张照片已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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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扫地照

而在1951年5月20日的上海《新闻报》和《文汇报》上,更是出现了一封黄金荣亲笔签名的《自白书》。

在《自白书》中,黄金荣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坦承了自己犯的一些错误,在结尾处,他写到: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事实上,这封自白书黄金荣只是签了一个名字,其他都是他授意让人代写的。而且他最初的版本写上去被退了回来,改了几遍后才成了见报的样子。之前的那个原始版本,现藏于上海档案馆。原文和见报文对照,有多处不同,有些细节颇值得让人品味。

比如在原文中,黄金荣不断夸大和罗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而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基本都是一笔带过,这很可能也是当初被退回的一个主要原因。

又比如原文中有一句提及参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后来北伐军到上海做事的时候,有一天与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来看我,因为他们发起组织共进会……”

但到见报时,杜月笙和虞洽卿这两个名字都没有了。据说当时在香港的杜月笙在香港读报道时体会到了共产党的用意:还是希望他们回去,表示可以既往不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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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的《自白书》原始版本局部

黄金荣的《自白书》刊出后,却没有收到他希望收到的效果:人民群众看到这封《自白书》后,更是被勾起了回忆,更多的举报信和控诉信如雪花一般飞进了政府部门,纷纷表示“黄金荣可杀不可留”。

但政府还是信守承诺,并没有动黄金荣。

其实留给黄金荣的日子,本来就不多了。

1954年6月20日,黄金荣进入了弥留之际。击倒他的,只是一次普通的发烧而已,但他长期吸食鸦片,再加上年事已高,已无力再抵御病魔了。

医生为黄金荣注射了强心剂之后发现依然没有效果,只能无奈放弃。

黄金荣于当天下午停止呼吸,时年86岁。

黄金荣去世后,葬礼非常简单,酒席只摆了9桌。昔日他那些遍布上海滩的徒子徒孙们,一共来了17个人。

而在他去世三年前,小他20岁的杜月笙已在香港病逝。(本文正文完)

馒头说:番外篇

关于上海滩当年所谓的“大亨”,我曾写过杜月笙(见书籍《历史的温度 1》)

因为文章散见于各大网络平台,我有时候也会去看一些评论。大多数评论我觉得还是中肯的,但有少数评论,还是颇出乎我意料的。

比如我曾在某大平台看到文章后有一条留言,大意是说“杜先生忠义两全,是条好汉!”如果是一般网友,说说也就算了,我看到这位用户是加“V”的,认证是某县级市的刑警。

当时我就有点懵圈:这位大哥,杜月笙确实有很多面,但有个出发点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他是黑社会啊!你是警察啊大哥!

所以当时我有点慌,怕是自己把人误导了,赶紧重读了一下自己的文章,看到自己一上来就专门说明杜月笙的那些“慷慨”的钱是从哪来的,是从“黄赌毒”中来的,尤其是靠“三鑫公司”贩毒而来的,而且后面也专门说了杜月笙心狠手辣,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活埋了汪寿华,更是在“馒头说”里再强调了这些,于是心里稍微有了点底:少数人只选自己愿意看的,那我也是没办法的。

诚然,我一直不主张“非黑即白”下结论,也一直努力能展现一些历史人物的多面性,但有些事情,有些人,原则性的东西是不能变的,也是洗不掉的,比如贩毒就是贩毒,汉奸就是汉奸。

杜月笙确实在抗日战争期间做过不少维护民族大义的事,黄金荣虽然明哲保身,但在日本人叫他出来做事时也找借口推脱,私下里说过“我读书不多,但我知道岳飞”这种话,这些历史都是给予公正记录和评价的,并没有刻意埋没——上海滩曾经的“三巨头”里,如果张啸林没死的话,看看他能不能得到杜黄两人的待遇?

所以回过头来说,黄金荣年过八十,说他想开了,也算是想开了,说他没想开,也有些东西没想开。他喜欢的女子,个个都弃他而去;他想保留的产业,最后桩桩都不再属于他;他总想遮掩些什么,但其实人民群众都帮他记着。

最终,赤贫而来的黄金荣潦草而去,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留不下。曾经在上海一手遮天一呼百应,但后人并不会因为他曾经是什么所谓的“大亨”,而对他的一生有过誉的评价,该记下的,也全都记下了,客观公正——比黄金荣做得更多、甚至更好的杜月笙,其实结局也是一样的。

所以为人一生,事情只要不是做得天知地知自己知,就终会得到历史公正的评价。

有时候的区别,只是在于时间长短而已。

来源:馒头说 微信号:mantou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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