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1944年一开春，延安周围陷入了一片恐慌。
不是日本鬼子打了过来。如今已是1944年，八路军和新四军正摩拳擦掌筹备春季攻势，鬼子自顾不暇，更别说威胁延安了。
让民众陷入恐慌的原因，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
延安东南有一个地方叫川口。开年刚进入二月，当地农民纷纷得了一种怪病。最初的症状是无精打采、嗜睡。短短几个小时之后，肚子开始难受、疼痛，不停地呕吐。开始吐没消化的食物，吐光了以后，就开始吐粘稠的苦黄水。有些人还会出现腹泻症状，排泄出同样颜色的液体。大部分患者在发病后一天内即会死亡。
更可怕的是，这个疫情呈现出向周围扩散的趋势，甚至隐隐威胁到了延安城。
疫情在陕北不算新鲜事，这里几乎每年都爆发几次大疫。光是政府认定的常见流行病，就有鼠疫、霍乱、天花、伤寒等 11 类。民众动辄死亡盈野，官府无能为力，反正只要人死得差不多了，疫病自会消退。
不过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
自从红军进驻延安以来，对于防疫工作十分重视，早在1940年就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后来改组为边区联合防疫委员会。这个机构将整个边区划为五个防疫区，区下设分委，分委下设分组、分队，建起了一个贯穿延安城、县、区、乡的防疫体制，反应极为灵敏。
川口镇位于延安城东南，对口的医院是留守兵团卫生部、和平医院、医科大学三个机构。当地的疫情报告，被迅速地送到了和平医院的徐根竹医生案头。
徐根竹是福建龙岩人，13岁加入红军，在攻打连城时腿部负伤，转入救护队，一路跟着大部队走完长征，来到延安，在和平医院任职。他没接受过任何正规医疗培训，甚至没接受过正规教育，只在1939年参加过短暂的卫生学校高级班进修。不过徐根竹医生能吃苦，肯钻研，又有丰富的战场救伤经验，表现不逊于专业医生。
徐根竹接到这份病情之后，立刻脱口而出：“这是吐黄水病。”
这是一种在陕北存在了许多年的怪病。开春易发，一旦爆发，要持续到端午节过后才渐渐平息。老百姓根据症状，把它叫做吐黄水病，闻之色变。至于它的真身是什么病，一直没人知道。
恶客既然又来登门造访，徐根竹也只能提起精神，前去迎战。
他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于疫情，最重要的是掌握第一手数据。于是徐根竹二话不说，立刻赶往川口。
此时川口的疫情已严重到了一定地步。徐根竹冒着风险调查一圈下来，发现川口镇下辖十三个村子大约500居民，染病死亡者已有70余人，平均每七人中即有一人死亡，死亡率惊人。而且这次吐黄水病的发病极为迅捷，比如白台儿村一共有36名患者，全部在一天之内死去。在另一个叫沙家河村的地方，甚至有病例发作后7小时即身亡。
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和发病速度，让徐根竹如芒在背。如果这个病持续下去，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如果不尽快从源头揪住吐黄水病的真身，搞不好整个川口会全灭，周围乡镇乃至延安城也要被波及。
徐根竹来到当地一个叫槐树庄的地方，为村民患者做了细致的临床检查，发现患者除了吐黄水和腹泻之外，还普遍出现腰酸腿痛，口渴，烦躁，四肢发冷，脉搏细弱而不规则，皮干发皱等情况，这很像是急性肠胃炎。川口当地群众喜欢喝生水，吃冷食物，很多人家死了牲口舍不得丢，会留下来当食物。如果肉放得太久发生腐烂，吃下去会导致急性肠胃炎。
不过这只是猜想，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挽救患者生命。徐根竹一边向延安汇报情况，请求人力支援，一边以槐树庄为基地，继续深入调查当地人的饮食状况。
很快援军赶到，带队的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教育长曲正，还有十几个医科大的学生。曲正和徐根竹一商量，决定给患者注射或吊生理盐水。
边区的医疗资源太过匮乏，对于急性肠胃炎最实用的措施，就是不停补液。曲正还带来了一小批强心针和伤寒霍乱混合疫苗，给身体虚弱的患者和健康村民注射，避免出现多种疫情叠加爆发。
这些举措很简陋，但在长期实践中证明十分有效。徐根竹、曲正带着医科大学生们没日没夜地奋战了数日，疫情终于得到了缓解。
但徐根竹并没有放松警惕。他在施救患者期间，顺便完成了初步的饮食调查，发现当地确实有不良的卫生饮食习惯，但在政府不懈的教育下，情况早已大大好转。再者说，这种多点同时爆发的模式，不太像是急性肠胃炎的发病规律。
如果不是食物本身有问题，那么会不会是食物遭到了某种污染？
徐根竹和曲正讨论了一下，后者也同意他的意见，指出很可能是微生物的毒素进入食物。
可进一步调查后，他们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川口的各个村子都是自给自足，从外界购入食物的量很少。如果是食物污染，怎么会那么多村子彼此独立地、同时遭到污染？
徐根竹又提出一个猜想：会不会是食物加工过程出了问题？他的防疫经验丰富，知道农村卫生观念差，很多加工食物的方法不科学。不同村子的食物来源也许不同，但加工方式一定相近。也许就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污染。
他和曲正采集了一批食物样本，连夜送回延安，请边区医院院长马荔检验。马荔手里，有一具显微镜和几个培养皿，堪称是边区最豪华的实验室设备。他检验了食物样本之后，很快得出结论——肉毒杆菌。
肉毒杆菌是毒性最强的细菌之一，在世界各地都造成过巨大伤亡。它是厌氧型菌，所以多见于罐头食品及密封腌渍食物中。
陕北农民家家户户都要腌菜，头年秋天放进大缸里用盐渍上，上压大石，经冬之后，再拿出来吃。马荔正是在腌菜上，找到了肉毒杆菌的踪迹。
肉毒杆菌的芽孢，能在煮沸状态下扛3~4小时。当地人吃腌菜往往喜欢生冷食用，或简单蒸煮，很难防住这种污染。
徐根竹进一步发现，大部分吐黄水病的患者都曾出现过眼睑下垂的症状，这正是肉毒杆菌中毒的特征，因为它会导致神经末梢麻痹。
好了，疫情现在已经被控制住了，死亡率在飞速下降。真凶也找到了，只要教育群众少吃腌菜，或把腌菜加热蒸透，发病率也会飞速下降。对于医生们来说，算是大功告成。
但唯独徐根竹仍不满足，他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川口有些村子吐黄水病的情况非常严重，有些村子却没事，明明他们都吃同一种腌菜啊？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肉毒杆菌只是污染了一部分腌菜而已嘛。徐根竹却追问：肉毒杆菌为什么只污染了一部分腌菜？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污染到的？选择规律是什么？
徐根竹之所以这么追问，是出于一个医生的责任。陕北这地方太穷了，你让老百姓少吃腌菜，他们没别的可吃，到头来还是会吃，防不住。徐根竹常年扎根基层，知道防疫既要尊重科学，也要结合实际情况。他曾经下乡宣传要勤洗衣服，减少虱子，结果被农民怼。农民说我知道虱子传播疾病，但我们只穿得起劣布衣服，不洗的话，一件能穿几年；多洗洗，三个月就坏了，比起得病，我还是留着衣服吧。从那时候起，徐根竹就知道，要设身处地从百姓感受出发，否则防疫效果会大打折扣。
老百姓必须要吃腌菜，这是当地经济条件决定的。那么要彻底根除吐黄水病，就必须切断肉毒杆菌污染腌菜的传播途径。
此时延安周边的柳林、金盆、河庄、丰富等地，也陆续出现疫情。委员会见川口这边暂时平息，就把徐根竹等人撤回来，派去别的地方支援。徐根竹临行前，交给马荔一张自己手绘的川口地图，上面标出了当地染疫和饮食的各种情况，叮嘱马荔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马荔也是个极为负责的人。他对着地图反复研究。有一天，他研读报告时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当地老百姓讲，这个吐黄水病存在好多年了，开春爆发，端午即消。
马荔很好奇，为什么这病和时间关系如此密切，有什么内在逻辑吗？于是他决定实地走访一下，前往川口做了一个多礼拜的调研。其时陕北风沙很大，调查极为艰苦，马荔返回延安时，已经被吹得满头黄砂。
但他极为兴奋，因为吐黄水病的谜，终于被解开了。
川口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以山地为主。村子随地势分布，有高有低，最高的红旗山庙安村，海拔有1200米。马荔实地走访各个村子之后，结合徐根竹的地图总结出一个特点：凡是处于上风口的村子，吐黄水病就发作得厉害，凡是在背风口的村子，发病就少。
难道说，真凶竟是风？
马荔解释说，肉毒杆菌这种细菌，会以芽孢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土壤中，在干燥环境中可存活30年以上。
陕北位于黄土高原，大风从冬季要持续到农历五月，动辄扬得漫天黄尘。黄土中的肉毒杆菌芽孢，就这样被大风带进上风口的村子，落进腌菜缸中。陕北腌菜的时候，不盖盖子，缸上面只压着一块大石头，极易被污染。腌菜缸是肉毒杆菌最喜欢的环境，一落地即开始生长繁殖。
恰好这个季节没有新鲜蔬菜，村民被迫大量食用腌菜，吃到污染菜之后，便会发病。到了端午之后，风沙小了，新鲜蔬菜陆续上市，腌菜吃得人少了，发病率自然就下去了。马荔搜集了一批川口的土壤样本，在其中检验出了大量肉毒杆菌，足以佐证其理论。
他把这个发现报告给了防疫委员会以及徐根竹。徐根竹仍旧没有停止探索，他循着马荔这个思路，进一步调查发现，扬尘所带来的肉毒杆菌芽孢，不止是会污染腌菜，也会污染水源。
川口当地有两河口河、小李渠河。大风一来，会给河面带来大量黄土。群众虽然被政府教育要吃开水，但陕北燃料匮乏，他们打上河水来，只加热到七八十度就饮用。这个温度，不足以杀灭芽孢形态的肉毒杆菌。
至此，吐黄水病终于在世人面前呈现出真实面目。
徐根竹据此撰写了《延安县川口区三乡防疫工作的报告》，刊登在了《解放日报》上面。而防疫委员会迅速做出指示，要求各地对症下药，切断吐黄水病的污染环节。
一场大疫，就此消弭。而在此后，吐黄水病很少再有大规模爆发，悄然退出了威胁陕北人民生命的烈疫之列。
传染病的传播，教科书上会介绍其一般规律。但各地风土人情的不同，导致传播途径千变万化。幸亏徐根竹医生和马荔医生都具有打破砂锅的钻研精神，能设身处地从群众感受出发，才顺利解决这一次危机。
在当年的延安年度卫生表彰大会上，十几个农民拎着鸡鸭、牵着猪羊突然闯入会场，自称是川口槐树庄的，指名要选姓徐的医生，说要感谢救命之恩，一时传为趣谈。
徐根竹医生在46年出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一职（后来改组为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拖着伤残的一条右腿，率领医院辗转于陕北各地，一直奋战在第一线。1947年10月，第二次榆林战役爆发，徐根竹在榆林城外的三岔湾村设置野战医院，不幸遭到敌机轰炸，壮烈殉职，享年只有……31岁。
他的墓碑，至今仍在榆林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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