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七月，学校选定南方的一座城市分配实习。机电组装，流水线，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两年前，我从中专单招进入这所专科，相比高考的同学局限性很大，弊端数不胜数，首先是无法更改专业。
我中专专业为汽修，多年前的香饽饽，到了如今职场饱和得令人膛目结舌；凡是肄学待业的，准离不开美发专业与汽修专业，凡是打工仔，准有一段时间的美发或汽修从业经历。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个失败者的标配。
学校到我那一届才刚刚设立汽修专业，赶了趟“夕阳专业“的末班车，同年中专学子奔涌而来，二百多人，凑齐了四个班。学费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一年的花费比朋友的艺术专业还要高，以至于朋友常常在酒桌上调侃：“花这么多钱，修航空母舰去了吧？”
然而教学质量，咬牙切齿地骂半小时脏话都不解恨。用同学的一句话来说：“我在家卸几辆共享单车，学到的都比这儿多。”
专业课固定教室，实训课的场地和机电专业轮流使用，一个约300平米的铁皮房；实训配置是几辆产自千禧年前后的小型轿车，也和机电专业轮流使用，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进行发动机、水泵、汽油箱等单个配件的组装，我们再用他们组装好的配件进行汽车组装。
除去必要的公共课，专业课请来的老师大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他们双手指甲里堆积着黑色泥污，手上布满老茧，裂口也是黑黢黢的，已经融进皮肤里，无法洗净。据班里的同学说，这些教师是学校从本地各汽修厂、汽修铺请来的师傅。
这些有着自己的买卖，和教学三杆子打不着的“老师”众说纷纭，其中最有可信度的一项是——“挂名顶替”，即这些师傅顶替专业的授课老师进行教学。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因为近九成学生来上学的目的是混出一个高学历毕业证，学生不言语，上面再打通关系，就能糊弄过去。
近些年国家号召培养专业技能人才，水利、机械、建筑百花齐放。仅我所在的这所学校，两年间就陆续开放了畜牧专业、机械专业、自动化专业，俨然变成一所特种职能集训中心，“商务学院”这个头衔也显得子虚乌有。
两年时间，我将一辆桑塔纳装卸了几十遍，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专业度；授课老师带来黑指甲的同时，也带来了商人头脑，只教拆卸不教修；每当我们提出异议，老师眼睛一眯，笑容奸诈：“要不说你们是学生，修车能挣几个钱？你们就说修不了，得换！”
大一暑假我凭着一身拆卸技术到4S店实习，迎来的第一份工作是电路维修检测；师傅打探我的专业能力，扔给我一台专用电脑就去忙别的事了。
我寻摸半天，连线路都没找到，只得灰溜溜地找师傅请教；师傅跑了两三趟，对我的学历产生怀疑，纳闷地说：“这是基础啊，学修电动车也得有电路啊。”
我尴尬地向师傅解释，目前学习进展还处在汽车整体装卸上，师傅心领神会，点头表示同意：“我报的自媒体课程也一样，学十几期了，还在讲咋选平台，不值钱的知识真是越来越值钱了。”
师傅让我学以致用，于是那个夏天，我扒了两个月的轮胎。
二
有趣的是我们班级的人员结构，年纪最小的16岁，最大的25岁，除了少数高考进来的倒霉蛋，剩余大部分都是我们中专生，这让他们很不平衡。还有一些个例，早早辍学在外打工，吃不了苦又花钱折返到学校的社会人士。
鄙视链就此形成，环环相扣，那些通过花钱以“预科生“身份进入班级的，常常感慨地冒出一句话：“学的啥我都不知道，竟然当了个大学生。”
学校教学质量惨不忍睹，纪律上却管控得滴水不漏。
刚进学校是为期一个月的军训，第一步是购买军训服，500元，一身秋装一身夏装，军训鞋还要花200元单独购买。全体大一新生约有三千人，浩浩荡荡在操场分散开，位置不够，一些同学被分到操场旁边的大路上受训。
动员大会结束后，面前一幕让我们傻了眼：教导我们的教官穿着休闲装，一边嬉笑打闹一边对我们摆出严肃面孔，甚至有的教官还染着头发，额前的刘海耷拉至眼睛。
在我旁边的同学看出了是怎么一回事，他骂了一句，说：“真他妈抠门，让大二大三的教我们。”
据学长说这是种传统，大三教大二，大二教大一，16届教17届，17届教18届，我们学会了还要教下一年的学弟学妹。为了应付上级，学校象征性请来一位武警教官，而这位教官的作用只是坐在舞台上方，看着我们操练。
军训内容单调到令人绝望，军姿、跑步、鸭子步，30天内无限轮回，没有任何新花招。学校十分享受全体学生挥汗如雨的场面，组织“教官”安排我们比赛站军姿。“教官”声音高亢，手中挥舞着皮带，用吼叫威胁着学生精神集中。我藏在人群中，悲哀地发现，如果没人停，这场对抗会持续到世界末日。
为了逃避军训，有人想到了病假，一张按了戳、写着禁止参与运动的电子档病例卖到1000元一张，报名者仍不计其数。同时市场催生出了中间商，拉人办假病历会得到相应报酬；或是出售“资源”，一个医生的微信ID炒到2000一个。
我一个同乡看到这场面老咂巴牙，嘟囔着说：“这学上得怎么跟逃难一样。”
学校同样有专科学校共有的问题——学生会。
纪检部、学习部、卫生部、督察部、保卫部齐头并进，为一个相同目的：“不能让新生们有好日子过。”
有一些狠下心的人，上了几天抱着行李箱就往校门口冲，不受这种糟心罪。
这事也挺讽刺，刚开学那段时间几乎每个人嘴上都挂着脏话，心里冒出退学的想法，但真正会走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骂天骂地，就是不肯行动，理由很好找：惦记学历、担心毕业证、怕家里反对。等过两个星期，几乎就不会有人走了，习惯了。
三
疫情突如其来，打乱了学校的新学期安排。开学时间从3月延期至4月，4月延期5月，疫情反反复复，开学遥遥无期。
早在上学期我们就已缴了一年的相关费用，随着各大学校陆续开启退款通道，我们也开始打探费用问题。学校几番交涉，最终决定将部分费用折算成学习材料进行发放，同时将应退回的费用存入下一年的学费中。
辅导员在班级群里通知时，不知是故意还是开玩笑，发了一张岳云鹏“退票，你去呀！”的表情包。
各专业下发的学习材料均有不同，我们是一套五金工具套装、一套专业课书本。学校在北部，快递却是从广东发来的，拆开包装，有些同学还收到了一张好评返现卡。而书本，我们在此之前就已经上交了额外的书本费。
两年来，班级从五十多人变成二十四人，同专业的人数也仅剩一百出头。
五月底开学，早前班级内部就传出强制性实习的消息，开学时很多同学都面露难色。强制性实习我在中专第二学年时就已经历过，在北部一家零部件加工厂，一天12小时给发动机贴标签。没想到大学也无法逃脱这种命运。
果不其然，短短两周后，导员就带着一沓授权协议书前来，合同细则是实习事宜全权委托给学校进行。合同共有三页，密密麻麻填满了专业术语，我们来不及研究，当下签字就要上交。
不签字拒绝学校安排实习的后果也很简单，无法毕业。
据班上在学生会任职的同学透露，我们的毕业跟学分挂钩，学分到了标准数目才会发放毕业证。在校内上课期间，学校会绞尽脑汁地把我们的学分压低，好让实习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加分项。
简单来说，如果我们不去实习，那就代表着没有毕业证。
几天后，导员又拿来一份合同，是学校将我们的实习承包给第三方中介的同意协议，其中涉及到薪资的部分被空出来，却让我们盖上手印；我们察觉不对，询问导员，导员说实习性质不同，工资波动性大，因人而定，3000元至10000元不等，多劳多得，上不封顶。
同时导员保证，即使什么也不干保底工资也有2500元。话里行间透露出的信息我明白，即是工资只有2500元。
两份合同签得都很紧急，通篇声明都没有看完就签上了字、盖了手印，一脸茫然地看着合同和自由就这样被老师拿走。
有同学用手机拍下了一些细则，研究一番发现合同上面都在咬字眼，且每个大段落后都会加上一句“因疫情及学生安全问题，我校拥有最高解释权。”
我们上网咨询后，得知一些合同要求不符合规定，同学向有关部门投诉，没有得到任何有效回响，反而被导员阴阳怪气了一顿。
现在我仍记得那天在晚自习时，导员在两条过道间来回走动，尽力用真挚的眼神和我们每个人对视，他的语气听起来十分诚恳：“当今年轻人不懂得吃苦，对于你们来说这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如果我儿子现在是你们其中的一员，我会非常高兴他能参加能够让他铭记一生的经历。”
在我旁边的杜得源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导员保持微笑，眯着眼睛望着他，杜得源看看我，又看看其他同学，刻意让语气轻松：“我也替您儿子感到高兴。”
这句话或许让导员感到冒犯，他保持着微笑盯着杜得源，张了张嘴，在脑海中措辞，这时下课铃救了他。
后来我发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导员。
四
我们在学校休息三天后，在群里收到导员的通知，次日一早便和机电系的同学登上了大巴。学校与目的地的方位相隔南北，大巴跑了12个小时，匆匆掠过各地区的人文风景与地质面貌，最终停在一个县级市的外环边上。
那是一家制作机电的厂子，没有富士康、海尔、三星这些大厂赫赫有名，公司名称前面还加着某某市。
杜得源偏胖，有些神经大条，说话爱咋呼，他踮着脚尖晃晃悠悠地迈进大门，像汤姆猫因为厌恶杰瑞捏紧鼻子一样。他小声地骂了一句：“来对地方了，比学校还他妈寒酸！”
工厂面积不小，一位看起来刚毕业的女生接待我们，她向我们介绍厂区共有1000亩，有免费的篮球场与活动室，住宿环境与配置也相对不错。
实际上，真实情况与介绍大相径庭，宿舍楼鳞次栉比，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栋。
宿舍楼是环形建筑，共有五楼，一楼是类似商业中心的设计，每间屋子都上着钢化玻璃，但除了一家小卖部外内部皆空，两侧和中间的置物架也只剩白色底板。
最中间的空地上摆放着小型储物柜，部分楼层中有几间闲置的大型房间，内部还留存着展览柜与圆形台板，看起来之前有人在这里进行过展览。
女生人数较少，分到了五楼。男生就安置在二楼到四楼，房间打了隔断，面积狭小，但生活设施还算齐全，唯一让人不满意的是，房间居然是12人间。
我、杜得源和同班同学凑满了一间小宿舍，收拾完床铺已是晚上11点过，屋里小，没办法提供12个人同时站着的面积，一些人只能坐在床上吃饭。
洗澡也是糟心事，12个人轮流洗，水压还不稳，杜得源游戏打到手机没电，也没轮上，骂骂咧咧地睡了。
到厂子之后领队的是一个中介。随行老师把事情安排妥当，功成身退，没过夜就回了学校。第二天中介又拿着一份合同让我们签署，这次的甲方是某个生产机电配件的知名品牌；一连签三份合同，大家都没兴致过问，同样是潦草签完，潦草收走。
杜得源昨天晚上就憋了一肚子气，他尖酸地对中介说：“到哪天把我们卖了，我们都不知道。”
厂区的车间不少，每隔一块草地就有一座相同构造的铁板房，隔着老远就能听见里面轰隆作响。白天的视线更清晰，我们这栋宿舍楼旁边还有着几栋宿舍楼，但建筑风格不同，像是重新装修成的。
第一天要进行核酸检测，我们宿舍排在下午，闲来无事，我和杜得源到厂区内溜达。厂区内有些大楼修建得比较气派，但墙上白花花一片，一些公共设施也锈迹斑斑，透露出一股年久失修的复古风格。
一直往厂区左边走有一座公园，同样没人打理，杂草从鹅软石路上冒出来，亭子被记号笔画满了爱情誓言；最左是一片田地，闪着耀光的农作物一路蔓延，看不到头。
往右走，路过两个小型篮球场，一座办公大楼，车间就多了起来。
路过一个堆放胶管的场地时，我们看到有个年纪相仿的黄毛坐在胶管上抽烟。我们走过去，杜得源让他一根“芙蓉王”，他别在耳朵上，和善地与我们聊天，他说：“你们哪个公司的？”
我感到疑惑，说出了品牌方的名称。
他说：“说的是你们的外包公司。”
我们愣住了，杜得源反应快，踹了胶管一脚，恶狠狠地骂：“真他妈让人卖了！”
五
黄毛告诉我们，厂区主要产品有两个品牌，都是声名赫赫的上市企业，但负责生产的公司却有十多个，均为外包公司。这就是为什么，厂区内有那么多与工作不相符的“传媒”、“商务”、“建筑”公司。
我打了个寒碜，想不到堂堂一个专科生，连流水线的正式员工都配不上。
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容易解释，大厂的基层薪资有标准规定，学校与其合作捞不到多少油水；委任中介联系外包公司，三方合作，既挂了大厂的名，又能赚得盆满钵满。
黄毛比我们小两岁，他通过中专实习来到这里，不过现在已经成了正式员工。
他一年前来到厂区，工作卖力，但学校和中介想方设法地扣除餐费、住宿费、保险费、学习费，前两个月，每月薪资只有两千元左右。学生工的薪资很低，只能做又累又毫无价值的工作，主管和监督部门还把学生当成眼中钉。
他所在的公司每周二晚上会开一场培训会，不是培训，是洗脑：发散焦虑，夸赞公司前景，表示签约薪资即可提升；黄毛听了两个月，热气涌头，一跺脚签了正式工。
他签正式工倒不是为了前景，他想不了那么远，而是因为同车间的一个女孩让他中意，意欲表现自己。这个举动让他成了名人，公司也有意拿他造势，下月发工资时，公司履行承诺，他的工资比同班同学翻了两番。
他一篇文章都读不下来，却在一个月内演讲近十次。同公司演讲完被另一家公司请去，有一阵简直炙手可热，他自己也有些迷糊：“成了正式工，怎么像成了人上人？”
日子没好多久，学校实习结束返回，那女生也是学生，铺天盖地的“成功学”攻势没将女生打倒，跟着学校一起回去了。现在他在这里呆了一年半，“干得人都废了。”他点上那根芙蓉王。
杜得源问他为什么不走，他说走不了，我们又一头雾水。
“交了保证金了，五万，现在本钱都没挣够。”
我和杜得源异口同声地感叹了句“卧槽”。
公司告诉黄毛，正式工涉及工作机密，同时也是公司精心培养的人才，为了避免学成拍屁股走人和泄露机密的情况，要先付一笔保证金；保证金也有蹊跷，分三万和五万，三万每月最低工资三千元，五万最低工资五千元，所学得技术也分优劣，上满三年，保证金会全额返还。
结果从黄毛的表情上就能看出来，“五万最低工资五千元”的重点不是“最低”，而是“五千元”；除了第一个月的公司营销，他每月工资都是“保险前五千元。”
而技术层面，黄毛想不通开开机器、拔拔网线能有什么脸称“技术”。
我和杜得源目瞪口呆，黄毛看惯了诧异：“来厂子为了毕业证，进正式工为了女人，别人为这俩活着，我为这俩快死了。“
杜得源坐在胶管上，为黄毛复盘：“你要是现在走了，没挣钱不说，还搭进去几万。你要挣够本钱，走了也是亏，浪费时间。你要是等干满3年，拿了钱走了……”他“啧”了一下，歪头想了想，“我操，你这才是被卖了啊！”
六
做完核酸检测，第二天还要体检，我们放了三天假，没事时就去找黄毛聊天。他的车间刚刚来了一批学生工，领导让他负责补料，满厂区跑，强度不高，没事时就带着我们转悠。
黄毛的脾气随和，和我们也聊得来，有次杜得源旁敲侧击地告诉他，这种合同已经违反了劳务规定，可以试试诉诸法律。
黄毛叹口气，说他之前就考虑过这个事，但这里面实在是一滩浑水。他跟学校来的，但实习结束了，他留下来作正式工不仅和公司签了合同，也和学校签了自愿协议，现在学校走人了，字是他签的，留下也是他自愿的，跟学校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再说诉讼这事，他人生地不熟，公司背后还有这么大企业，担心得不偿失。
我和杜得源对视一眼，没话说。我们这么大人了，不也被拉到流水线，不也潇洒地签了三份合同，我们可怜黄毛，实际上和黄毛是一个情况。
三天休息结束后，我们分到了一间车间，和黄毛的车间隔了一座篮球场。到车间前，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件工装，一双足有三斤重的劳保鞋。
车间内是一整套流水线，集配件生产、组装、测试、包装为一体；地上铺了一层绿色的绝缘地板，光线很暗，中间堆放着制作完成的成品，弥漫着一股防锈液的味道；每个工位上都挂着一副绝缘手环，上方有盏照明灯，第一印象很高级。
首先是各片区的主管选人，杜得源和我“天生一对“，被分到包装组。组长是一个年轻男人，姓刘，带着圆框眼睛，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看着很文范。
刘班长是四川人，二十多岁，欢迎辞和自我介绍听起来很客套，没有像其他组长那样对我们“洗脑”和下马威，只是说：“希望大家好好配合。”
他还带着一个年纪和我们相仿的全能工，叫“黑球“。他阶级和我们不同，厂牌是黄色的，第二行写着“正式员工”。
黑球一讲话，我和杜得源互相白了一眼。
经过黄毛那事，我们给同学再添油加醋地夸张一番，潜移默化中倒分成了两个阵营：学生工与正式工。按理说我们比他们在工资、岗位上更差一些，员工福利更是想都不敢想，但他们却成了我们鄙夷的对象。
就像外国种族歧视一样，出门时见到正式工，恨不得往他们脸上打个巴掌。
我们生产的是品牌方的电机减速器，包装组的工作相比其他组要简单一些：往成品里插入绝缘纸，流入测试组进行检测，经测试组检查完毕后，再进行里三层外三层包装。
或许是到岗的学生均为小白，而正式工寥寥无几，所以工作强度不高，流动量没有电子厂那么丧心病狂。一个小时里，流到我们这里的仅有7台成品。
车间内不允许讲话，手机也早早被收走。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凳子上发呆，杜得源因为趴着还挨了好几次骂。
车间大头见我们没事做，安排组长让我们在车间各处打扫卫生，一部分人搬运成品至仓库。各组长安排后，我发现除了个别岗位，几乎全部同学都下了工位，做些跟实际工作无关的事。
在车间找点事做极其容易，打扫地面、擦拭器械、整理仓库，甚至修剪车间外的绿化带。人人有事可做，又人人无事可做。当杜得源第三次拖地时，歪着嘴向我小声抱怨：“这他妈是请一帮人干保洁员来了！”
车间中午管一顿饭，这方面正式工也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是早早就送到车间里的盒饭，菜品丰富，美味诱人。而我们则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工一样，走十几分钟到厂区的最右面，一间简陋的铁板房，吃些十分糊弄的大锅菜。
食堂饭菜 | 作者供图
每天只有一个菜，万变不离其宗，没有一点荤口，今天白菜、明天蒜薹，做饭师傅还硬把菜做成淅淅沥沥的汤水，杜得源评价：“猪看了都恶心。”
七
日子每天都是这样过，说不人道，车间又恰到好处地掌握了那条界限，并且他们手上拿着我们的命门——实习评价，校方会根据评价对我们进行打分。
唯一不同的是每周二晚的培训大会，在一间格外华丽的会议室，每个座位前摆放着水果、饮料、点心，主讲导师热情似火，一向板着脸的车间大头也跟我们成了朋友。
培训大会跟黄毛讲的一样，没有工作上的任何内容，首先是正式员工的表演，其次是学生的表演，气氛起来，主讲导师开始表演。导师的PPT做得很用心，里面有中国大学生毕业率，中国大学生失业率，还有和未来相关的一些数据，虽然流表大多是韩国的。
通过这些内容，他告诉我们如今一个铁饭碗多么重要，于是借此引出正式工的福利。标准软文格式。
正式工的待遇乍听很诱人，但多数福利的实现年限最快也排在5年后，最晚到退休，导师把这个机制概括起来：“终身待遇享受。”
不愧是导师，每句话、每个词都抑扬顿挫、不留余地。为了增加信服力，PPT里列举出学生工加入正式员工后的生活变化，十余人的队伍，每个人的介绍里都有种“成功人士”的韵味。照片里的黄毛，笑得格外开心。
杜得源每次都坐第一排，倒不是喜欢听讲，是为了找茬。导师讲述完毕后，采访现场同学的感受，杜得源诚挚地说，通过导师演讲明白铁饭碗的重要性，“所以我要回去考个公务员！”
会场一阵哄笑，组长气得脸红一片。
据黄毛说，他们在没有学生工来的时候，吃饭的地方也和我们一样，在那间破败的铁皮小屋，但毕竟是正式工，菜里多少还有些荤腥。他害羞地说，正式工除了盼发工资，还盼有学生工进厂，吃的喝的干的都会提高一个档次。
听黄毛说完，我们更恨正式工了。
工作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改变，我们在几天时间内换了多个产品，且不同品牌，部分产品也跟电机类沾不了边。大多时间里，我们都在打扫卫生。甚至一次，我和杜德源被分去擦拭车棚里的电动车。
杜德源对此有好的看法：“拉不到正式员工，恼羞成怒了。”
第一个月工资发了下来，我得1773元，全校最高，最低者仅有1400元。
中介与组长给出的解释是：我们散漫，有戾气，没有干实际工作，给出工资已经是良心上的开恩。
我们觉得可笑又困惑，回想之前的工作，每天几乎都在打扫卫生、搬运物料，几十人做些与实际工作不相符的事。每天手持扫把比戴上绝缘手环的时间长。
同样是早七晚七，休息还需打批报请假，我的1700元工资，就是一个月内一天没休得来的。这一切的安排全是来自公司，同时感到困惑地是：没有那么多的工作量，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多人？
培训会议召开次数越来越频繁，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每周三次，最后成了每天晚上的规定流程；组长、部长及一些加入正式工的员工轮流成为主讲人。
条件也越来越诱人：公司方没有权利开除人，到规定服务年限奖励一套商品房，晋升比老员工快40%，每月还推出了200元-1000元不等的奖励金，为期一年。
实话讲，这些激励和刻意强调的福利，对于中专生或许还有些用处，我们虽然学校不起眼，但一个大专生的头衔至少还差强人意，都认为凭着自己的资质与雄心壮志，放在工厂的1000亩地里太屈才了。
八
培训没有任何反响，自然而然地，劳动程度加强。
篮球架 | 作者供图
包括同班女生在内，承担厂区内所有公共领域的清洁工作，连篮球架都成了清洁的目标。一直没有抛头露面的老师忽然建立起一个钉钉群，让我们的家长加入进去，连续开了几场“学生就业研讨会”。
核心就是灌输公司的优良政策与福利机制，再顺带贬低我们实习期间的表现，赞扬公司方的开明，好似天上不仅掉下馅饼，还有位贵人喂你吃。
顺延老一辈的思想，认为有份稳定工作就能一辈子不愁，何况可以分房子。不少家长被打动，认为孩子现处于叛逆阶段，渴望自由，不能把握人生正确方向，同公司方、学校联合进行“洗脑攻势”。
杜得源的家长就是其中之一。
杜得源是“反洗脑”的头号成员，呛领导、说反话最大声，表现得无畏无惧，反倒远在天边的父母反了戈，让他觉得很没面子。
对这个刺头，公司方毫不气馁，培训会变成单方面会谈，社会、未来、学历、父母多方面打击。他们甚至给杜得源不小的福利，部长亲自送他一本员工手册，工作时间不用下岗，在岗位上学习即可；跟正式员工一起吃盒饭，连下班都比我们早两个小时。
看得出来，公司的想法是通过杜得源带动我们，如果杜得源这个最大的刺头成了正式员工，对我们的影响巨大。
杜得源认为自己心里有底，他配合，不过是想在实习期间偷懒罢了。
有天晚上他对我说：“有时候一仔细听，他们还挺有道理，但是换一种角度，就不行了。一句话能两种说法，他就捡着不好听的那一面说，什么大环境不好、找不到工作、父母生病、学历不被认可，这要都能让我摊上，我买彩票不行？”
然而有一个问题迫在眉睫，我们实习期六个月，以后怎么熬是一个问题。
杜得源的小心机很快被公司看破，平时给他培训说什么都答应，员工培训会也不找茬，可一谈到签约杜得源总说“再等等，再等等。”
公司逼急了，一天内三位领导找杜得源谈话，一谈就是半小时，杜得源也急了，说：“我家是贫困户，没那么多钱，要不你们好人做到底，先给我垫上，回头分房子了给你一间。”
这时公司才发现，用在中专生身上那一套对我们没有用。
九
厂区内有不少荒地，八月，南方天气已达酷暑。
如果你来到这个厂区，会看到奇怪的一幕：一群穿工服、脚踏劳保鞋的男生，手持铁锹、锄头，正在荒地里拓荒；旁边绿化带里，同样一身打扮的女生，正在为树木喷洒农药。
这是杜得源计谋被拆穿后，公司以“一人犯错、全体受罚”为理由给我们安排的工作，虽然我们都不清楚杜得源何错之有。
培训会仍在进行，点心与零食被撤了下去，会议延长到了晚上11点；精美的PPT不再播放，刘组长一改斯文，话里行间透露出对我们的鄙视，最后还会解释句：“当然，我说的是某些人，不要因为你个人狭隘地价值观影响到别人。”
说这话时，组长与杜得源的眼光恶狠狠地对峙。公司方的目的摆在台面上，昭然若揭。
我们在外面劳作时，黑球负责监督工作。
他每天下午带来一袋冰糕，分给我们解暑。然后站在我们的角度发表对公司的看法：“他们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其实对你们还是挺好的。”虽然说完这句，杜得源会满脸凶相地让他滚，但打个巴掌给个甜枣，还是让很多同学动了心思。
活自然是永无止境的，拓荒后种树，种树后浇水，这一块地弄完，不过是一千亩地的沧海一粟。
种树 | 作者供图
手上磨出茧子，脚挤出泡，每个人身体疲乏到躬着身体走路；饭吃出铁锈味，我们赖以生存的小卖部挣黑心钱，价钱翻倍上涨，一桶泡面卖到了十块钱。
有不少同学坚持不住，甘愿自毁本不成立的条约，放弃毕业证回家，同时还要因违约金为由扣下一个月的工资；班级群里除了宣布当天工作地点无其他事项，导员熟视无睹，唯一动态是几篇散发焦虑的文章，让我们“再坚持坚持”。
短短几个星期内，自愿结束实习的就有二十几人，群内人员数量骤减，而工作量在逐渐增加。原本我们因为惧怕流水线对工厂满腔怨言，现在，我们最渴望地恰恰是流水线。
杜得源又成为抗争的领袖，他发现工厂的做法仅有两个目的，一个很明显：加入公司，回头是岸。另一个目的则是逼着我们自愿结束实习。
我们的抗争多在暗面，投诉教育局、工作协会，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到微博、贴吧、知乎等一切能让网友关注到的领域求救。
结果石沉大海，听不见任何回响。
一次例行培训会，几个组长和部长在一旁低着头坐着，气氛沉重，一个已经接近退休的老男人担任主讲。还没开讲，他就让我、杜得源和几个与我们关系要好的同学站到前面来，面对着同学。
水泡 | 作者供图
他走到我们前面，脸色通红，像处刑一样，气愤地指责我们扰乱公司秩序，在网络上散播谣言，贬低公司形象，损害公司利益。接着他走到杜得源面前，手指着杜得源的脸，说他是个小人，没有道德心，辱骂上升到家教方面。
他顿了顿，面孔狰狞，令人不寒而栗，用生硬的普通话骂：“败类！”
杜得源的眼眶红了，他死死盯着那张满是皱纹的脸，颤抖地大声骂道：“我操你妈！”
部长和组长闻言“哗”一下站了起来，大头气得脸部抽搐，挥手打了杜得源一个巴掌。男同学们冲了过来，把杜得源和大头围了个圈，激动地说：“你再打一下试试！”
我望着这一切，心里隐约感到，一场战争已然打响。
十
工作已经从根本上变质，自从大头打了杜得源一巴掌后，我们的工种已经沦落成建筑工、种植工、绿化工，总之和实际签署的工作背道而驰。
强度日益增强，之前我们还有冰糕吃，能在最炎热的时候偷会懒，经过那次，组长开始设定工作量，一天种多少树，开拓多少荒地，达不到就无法休息。
黄毛不时来接济我们一次，送些冷饮，再不经意地从他的角度，客观地说些加入公司的好处，劝我们放弃抵抗。他的话都大致相同，杜得源认为黄毛已经被公司收买，是潜伏的卧底。
从那时起，我们彷佛四面临敌，在厂区里，能够信任的只有我们自己。
我们的阵线不经意间发生变动，个别同学吃了难以想象的苦，又听到培训会的煽风点火，自愿加入正式员工。次天，他们就得到了一身崭新的工服，一副耀眼的工牌，搬离我们的12人间。而他们也成了我们歧视的对象，双方在沉默中划出战区，无论之前关系再好也不搭话，成了臭名昭著的叛徒。
而我们在夹缝中一直尝试与学校对话，努力向他们证明，现在我们遭遇的一切多么不人道，诉求只有一个：离开工厂。
公司越来越针对我们，上午12点工作结束，食堂开饭时间是11点30分，限时一个小时；我们的工作地区与食堂相差十几分钟的路程，收拾完再赶路，到达食堂后剩下不到十分钟就餐时间，个别同学还会因此吃不上饭。
走的越来越多，加入公司的也越来越多，最后只剩二十几人苦苦支撑。
培训会去掉不必要的流程，我们二十几人坐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组长或全能工坐在前面，桌上放着一张表格，室内鸦雀无声。到了11点，他们收起表格，给每个人发放一张公司规章制度的试卷；试卷问答题居多，做完回到寝室，已经是第二天。
压迫每日都在进行，10月中旬的一天，组长宣布因为公司制度，我们有一部分人的工作时间调整到夜班。毋庸置疑地是，我、杜得源和几个立场坚定的同学成了那一部分人，分在夜班组，且宿舍重新划分。
公司以工作方便为由，让我们搬到距离农场很近的一间蓝色铁皮小屋里，屋内没有像样的生活实施，门外有一个拉水井，洗漱时必须要一个人拉着水。
夜班干流水线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夜班种树我还是第一次见。
同样是设定工作量，由黑球监督，伸手不见五指的地界，每人头上戴着一个探照灯，“哼哧哼哧”地奋力刨土，边干边气得发笑，心想公司为了折磨我们还真是煞费苦心。
夜班也有好处，新鲜感加持，而且要比白班自由，但不能细想，只能浅层地苦中作乐。第二天，白班的两个同学被调到夜班组，临来时部长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无可救药了。”
夜班第三天，凌晨两点多，杜得源去上厕所。
差不多种一棵树的功夫，铁屋后一阵“劈里啪啦”的声响，烧焦味传来，最后才看到摇曳的火焰。漆黑的铁屋瞬间亮堂起来，周遭映衬地绯红一片。置身在偌大空旷的荒地里，遥望那间被火包围的铁屋，满目疮痍居然也显得美艳绝伦。
黑球惊醒，跑了过去，边跑边冲我们喊：“仓库着了！”
这时杜得源不知从哪里蹿出来，一脚踹倒黑球，嘴里骂着：“我操你娘，你是没东西玩了，放火玩！”
我们跑过去，看到杜得源将黑球压在地上，反剪着手，黑球嘴里骂着什么。
杜得源高声地喊：“失火啦！失火啦！”
喊完这一遍，他才冲我们眨了眨眼。
十一
铁皮屋属于公共区域，没有监控，当晚只有我们和黑球，而我们一口咬定，是黑球放的火。公司对此心知肚明，但除了我们统一的人证，他们再想找其他证据也无从下手。
事发当天，我们的住宿又被调换到原先的宿舍楼，刚放下行李，又被告知要调换到另一栋楼。我们干脆破罐子破摔，将床铺搬到距离厂工最近、同时人数也最多的篮球场，写了一块被工厂压迫的横幅，拜托他们拍视频发出去。
中介和公司怕了，几番来劝，学校老师火急火燎赶来，带我们搬进一间宿舍，大改之前的态度，对我们和和气气。他说他阻止了公司报警，并在学校监管不力上向我们道歉，同时表示会认真倾听我们的意见，争取让每个同学都有快乐、充实的实习经历。
我们同时一笑，杜得源说：“老师，客套话已经够多了。我们只想回家。”
我们本以为学校要和公司讨论好一阵子，谁知老师仅仅打了一个电话，就说出好消息：“实习结束，工资和毕业证照常发放。”他最后提醒我们：“但只包括你们几个，对外要说你们自愿结束实习，说漏嘴概不负责。”
当天晚上我们离开厂区，一迈出那扇黑漆斑驳的大门，身子骨就像大病而愈一样灵动起来，近乎癫狂，宛若脱胎换骨。
隔了很长时间，沉寂已久的班级群又冒出红点，开头是班长，他是最后一批正式工，当时学校与公司对我们的打击与施压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福利相比前几批正式工不算太好。仅搬了宿舍，吃了两顿像样饭菜，看对我们的影响太小便被公司抛弃，无人问津。
班长发了一份电子登记表，标题寥寥四个字——“离园名单”，仅五六分钟，表格就填到了第十二位。询问后才发现，他们加入正式工不到一个月，就被拉到了另一个园区，做另一制造业的流水线工作。
新产线任务量大，一整天没有停歇的空，加班到晚上九、十点也是常态。两个工作大相径庭，但流水线作业，上手极易，当时大家伙以为是公司新开的产线，适应了几天也就干了下去。
疑惑出现在一个多月后，公司临时征集人员，挑选优秀员工回司演讲。优秀的评判标准不是产量、质量，而是人品，即是人憨厚老实，对公司忠心耿耿。
直到代表被选中回到公司，大家才发现，原来是其他地区的职高学生来实习，这演讲，就是号召职高生加入正式工的演讲。
矛盾爆发在几天后。
通过这件事，部分同学有了警惕心，找到园区的老员工询问工资，居然比他们高几千元不止，而且在该园区进行加班作业，还会有相应的加班补贴。但我的同学们，自始至终，拿得都是那三千元、五千元的“最低工资”。
工资 | 作者供图
同学们这才意识到，学校把他们卖给中间商，中间商再撺掇着让他们，将自己卖给工厂，然后在几份合同的暗地流通下，工厂又低价将他们承包出去。
班长带领同学们与公司鏖战一场，互联网成为扭转战局的救星。随着大量关注与声讨，公司最终迫于压力，返还保证金，厂房也关闭了。
有的同学因为私事隔了两三天才从厂区里离开，临走时发现，关闭的厂房已经打开，一些曾经的老员工正在清理卫生，二楼挂着一张崭新招牌，公司名称跟原先的名称一样，只是由“贸易”变成了“物流”。群里讨论这些的时候，导员如往常一样，一言不发。
我仍记得那天逃出厂区的情景。每人抽了两支烟，向市里走了两公里，扫共享单车，骑了无比痛快的十二公里，抵达市区。接着找到一家宾馆，喝了酒，脑子很晕，枕头又太软，大家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杜得源忽然对我们说：“刚刚喝酒的时候组长给我发消息了。”
“他说啥？”
“问我把铁锹放哪儿了。”
我们一阵大笑。
来源：全民故事计划 微信号：quanmingu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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