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2019,那些告别北漂的年轻人

2019,那些告别北漂的年轻人

离开北京的前一周,有人5年来第一次熬通宵、住地下通道去看了次升旗;有人每天变着花样把会做的美食全都做了一遍;有人挨个儿找几年来交的朋友吃饭——这是他们离开这座城市的仪式感。

也是在真正离开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座城市的影响已经刻在自己的生命里。那些“逃离北上广”式的畅想,在离别之时变成复杂的情绪:这里太大太拥挤,但同时提供各种匪夷所思的机会。

这里冰冷残酷,又包容失败和异类。这里无比现实,却也提供精神上的更多选择和情感认同。有人在这里经历了最宝贵的青春,又弄丢了爱情。有人起点平平,也经历了职业和收入的高光时刻。有人“从来没有想过留下”,只是把这里当成寻找人生方向的试验场。

互联网、房产公司、影视行业,北京曾吸纳着全国各地的追梦者,现在,一些个体不得不面临具体的离开。暂时“下车”,他们发现自己都是在时代大潮中赶趟儿的人,挺不住冲刷、反应慢半拍,都会被拍散在沙滩上。但终归,他们曾在潮流中浸泡过。

最后一周

杨康倚靠在长安街的地下通道里,周围多是游客,有的带了毯子,有的带了马扎,也有人直接躺在地上。偶尔有小贩叫卖充电宝。

来北京5年,这是他第一次来看升旗仪式,也是最后一次。明天,他将结束北漂,去乌托邦大理寻找新的生活。

日子是特意选的,6月1日。选在儿童节是有寓意的——他想28岁任性一把,做回孩子的随心所欲。他早早在网上查了这一天的升旗时间,清晨4:48分。他关于清晨4点多的记忆,多发生在写字楼里的加班夜,那是紧急要修改的方案,突然参加的某个电影节项目,或是和女朋友唇枪舌剑的争吵。大多数时候,他很少失眠。而做了离开北京的决定后,他连续失眠了4个晚上。

凌晨2点,杨康离开地下通道出去排队。天安门广场上,人已经多了起来,他掏出手机看收藏好的攻略。他特意没怎么喝水,因为广场的卫生间晚上会关闭,步行到最近的卫生间至少需要半小时。

放行的时候,他和多数人一样玩命奔跑,总算占了好位置——第一排。升旗台看得清楚,围栏内的卫兵身材挺拔,目光如炬。站了快5个小时,他腿有点软。

但国歌响起来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突然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大脑,在拥挤的人群中,他眼泪涌了出来。杨康联想起很多事儿:升旗两分钟,却等了5小时;北漂5年,却没有类似的辉煌两分钟。离开这座城市,会被贴上“没混好”的标签。他没车没房,从这个城市要带走的只有一车的书,仅此而已。

北京站,人来人往

离开北京的前夜,李娜和老公也整晚没睡。他们背对着,想各自的心事。10月还不算冷,他们身上只盖了一个被单,被褥和大多数行李3天前已寄往河南洛阳,9个大编织袋,物流费500元。他们到家的时候,行李也就到了。

她躺在床上,北京生活的一幕幕往事像在脑子里过电影。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春节期间,北京城突然慢了下来,交通不拥挤,人也不多,李娜睡到自然醒就去超市慢慢地逛,买喜欢的零食和年夜饭的食材。

和东北老家不同的是,北京的商场春节也营业。白天李娜逛街,看电影。晚上回家,她一边看春晚,一边做菜、包饺子。父亲过世后,母亲去了韩国打工。和老公结婚前,她多数都是一个人在北京过春节,在北京,孤独并不可耻。

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周里,李娜每天都在做饭,炒菜、炖菜、包饺子、包馄饨、烙饼。菜是她在网上超市买的,订了一周的食材。她喜欢北京的便捷,也喜欢北京的包容。毕业后,她曾在天津待过5个月,总觉得很难融入。从天津到北京时,她“一下高铁就爱上了这个城市”,“我觉得雾霾都有特殊的味道。”

离开前,李娜将北京的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她说这是“北漂租房者最后的倔强”

不同于其他行业的不景气,李娜所在的老牌房地产公司在2019年急速扩张。公司主要做写字楼租赁买卖,2014—2016这3年,经济环境好,企业主愿意花大价钱租好房子,但从2018年开始,企业在办公室租赁方面的预算紧缩很快,李娜供职的公司开始转型做产业园区租赁。

为了快速分到市场的蛋糕,公司大批量招人,多为开拓市场的业务人员。李娜的工资跟销售一样,要拼业绩,标准就是拟招聘多少人,入职多少人,转正多少人。

她底薪一万,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扣完五险一金,还能剩个一万四五。比传统HR赚得多,也因此压力大,基本周末都加班,每晚都赶最后一班公交回通州。她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虽然忙但福利待遇还不错。如果不是因为怀孕,她本打算一直干下去。

方芸没有像杨康、李娜对北京投入那么深的感情,北京对她来说“太大,人太多”了,她在北京住的最后一个地方在天通苑,网上说天通苑是“亚洲最大社区”。这个城市唯一被她喜欢的“是古都,路横平竖直,地图是对称的,好找路”。

她最舍不得的是北京的朋友们。离开前,她每天找朋友吃饭,吃了一周。

离开的决定

去机场路上,杨康一直牵着女朋友的手。北漂5年,他们从大学便在一起,已经8年了。离开北京的契机,源于一堵墙被推倒。

2019年5月,他俩下班后一起回到在回龙观租的房子。推开门,“家”倒在一片废墟之中。双人床上全是砖头和墙灰,两人用乐高积木拼成的黄色潜水艇,也栽倒在地上,房间里灰尘弥漫。室友说:“拆隔断的来了。”女朋友迈进房间里收拾东西,杨康只是蹲在一旁点了根烟。崩塌的不止是那堵墙,还有他悉心营造的体面。

当天无家可归的两人,连夜打包行李,住进一家经济型酒店。

杨康失眠了一整晚。这个被打掉的隔断,算是他和女朋友租过的“最像样的”房子,每个月3000元,房间很大,有15平方米,通过一家小中介租的。刚来北京时,他和女朋友住过上下铺,也住过半地下室,但从没觉得很苦。但这一次,他感觉坚持不下去了。不太隔音的酒店床上,他和女朋友面对面,他第一次问:“你想离开北京么?”女朋友没有说话。

最终中介只把押金退了一半,杨康不擅长吵架, “他要不想给你,你想要也要不来。”

出租车上,杨康看着不断倒退的北京,想到了23岁刚来的那天。他跟女友拍完毕业照,拿上毕业证就飞奔去西安火车站,坐上T8,硬座156.5元,13小时就能抵达北京。一路上,他们看了五六集美剧《国土安全》,吃了两碗泡面,还买了一张北京地图,用笔划出以后周末出行的线路。女友把北京的特色小吃写在备忘录里,“以后要把100多家店都吃一遍”。

杨康学电子商务,但他一直喜欢影视行业,有个导演梦。2014年毕业时,影视行业正热,他在校外的培训机构学了一阵后期剪辑,投了简历和作品,顺利进入北京一家影视机构。工资只有4000,但这是他受邀去北京的入场券。学新闻的女友也很轻松地进入一家影视公司,做宣发。一切都很顺利。

彼时,影视行业是“风口上的猪”,有的光有个剧本大纲都能拉到投资。受行业感召,杨康去上了编剧课,学习怎么写剧本,甚至写了十几个出来,希望有朝一日“能更深入地跟这个行业发生点什么”。但从2018年底开始,行业开始变化。杨康所在的影视公司是给网大和动画做后期的,合作项目少了一多半,大项目接不到,小项目聊着聊着就胎死腹中。杨康拿不到什么绩效,收入从两万缩水到8000,有时候还要分两次发。

有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在一篇刷屏的文章里调侃,“系群已然变成微商交流群”,有人海外卖房,有人看风水算命,有人卖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而她打算卖电子烟。

杨康的同事也陆续转行,有人创业开店,有人去了热门短视频公司,也有人朋友圈开始发保险的各种知识。他接触过的一个女明星,大半年接不到戏,从北京像素搬到了亦庄,转行做了主播。

他感觉这个行业已经待不下去了。影视梦最终随着那堵隔断,一起倒在了烟尘里。

交工牌、交电脑、开离职证明,杨康的离职全程用了不到一小时。公司人事部门的人都走了,交接单上是前台的签名。

李娜的2019年充满坎坷。她经历了4件人生大事:结婚、失业、怀孕、流产。从怀孕那天起,她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HRBP的同事常讨论:“怀孕了怎么辞退?”“XX要过哺乳期了,如何辞退?”轮到自己,自然也没什么好挣扎。被总监请进办公室1个小时后,一切就结束了。

做HR时,李娜有时候会偷偷对抗,只要优秀,她不会轻易放弃已婚未育或刚生完小孩的女性,反而会多提供给她们一个机会。“她们更需要这样的工作机会,因为她背后是一个家庭。”但这抵抗通常是无效的——HR团队20个人里,只有3个女性,其余都是男人。

离职不到1个月,李娜流产了。失去工作和孩子的双重打击,让她有些心灰意冷。2014年毕业后,她一直生活在北京。5年来,年龄的增长曾带来收入的增长,也带给过她自信,但现在似乎一下子被打回了原形,“以后有小孩,也得回老家上学,早晚都得回去。”她和老公想法一致,不想再继续漂了。两个人决定回老公的老家。“他父母和妹妹都在,彼此是个照应。”

李娜和老公决定回到老公的老家

相比杨康和李娜与北京的深刻纠葛,方芸和北京的关系一直是若即若离。这个从东北公务员家庭逃离出来的“熊孩子”,4年时间,在北京换了7份工作,跨了5个行业。

北京对她而言,“太大”了,她从没想过以后留在这里。对她而言,这座城市是远离父母和寻找方向的试验场。

家人对方芸最大的希望就是在东北考个公务员。但父母越管她,她就越想折腾,而“北京最适合折腾”。

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一家汽车公司做员工培训。干了一年,方芸发现这家公司是养老单位,从这栋楼唠到那栋楼也没人辞退你。“不喜欢,我还是得想一想我该干什么,嗯,我应该去做导演。”

在网上自学了一阵视频剪辑,剪了一小段片子,还真让她找到了助理导演工作,“这就是北京的神奇之处,先不管靠不靠谱,什么机会都有。”

导演自称是央视出来的,入职第一天就上唐山拍片!一拍就拍了两周,每天晚上8点收工后,还要到导演屋里对素材,回去再改改脚本,天天都是凌晨一两点收工。受不了,辞职了。

方芸重新开始“职业规划”。大学时方芸在英语社团,经常组织活动、演讲,挺喜欢英语,就想着当老师吧,也是个靠经验吃饭的岗位,熬下来,还能自己办个补课班。

到丰台应聘幼儿机构当英语老师,教拼读,培训阶段就把她整蒙了,学自然拼读——根据英文的“偏旁部首”学发音,让她感觉回到高中,“太枯燥了,不是我想要的”。那时候她在丰台住了个暗隔,没窗户,一个月800块钱, 没有生活费,她就一整天不怎么吃饭,晚上吃个馒头,吃饱了才睡得着。

快活不下去了,又应聘到一家互联网公司重新做培训,一年后,经济缓过来了,精神也缓过来了,就又蹦哒起来了。“咂么一圈,哎,觉得互联网不错,挺喜欢这行业,有意思,都是年轻人,还玩儿得也挺好的,我看了看这三大部门,技术、运营,还有产品,不想搞技术,太枯燥了,运营吧,运营挺好(笑),搞活动,运营啥都得会,挺好玩儿的。”

方芸决定做互联网运营,第一单业务卖黑猪肉。站摊位上剁肉、切肉,卖了好几天猪肉,她发现,运营就是“卖猪肉”。

卖了三个月猪肉,换到一家互联网B2B公司做运营,每天统计销售人员的销售数据,数据她不在行,干了两个礼拜就被辞退了。

方芸之前看做运营的同事,嘴里都是些高大上的名词:裂变、留存、增长、社群。实际上也就是“社群里卖卖货什么的,编编朋友圈,编编社群文案,那我就觉得就是这些了呗。”她觉得自己也能干,但这两次试水,让她有些挫败。

在北京折腾近4年,该见识的见识了,该交的学费也交了,“是到了该走的时候。”

“逃离”之后

离开北京,方芸的第一站是杭州,因为“听说那里是做运营最厉害的城市”,那时她依然有个运营梦。很快她发现,杭漂、北漂,都不容易。

她在杭州的乔司小区租房子,月租1500元,合租带阳台,比北京的房子大,但上班通勤路上单程要两个小时,坐穿杭州一号线,“相当于住在北京天通苑,工作在大兴。”

第一份工作是电商运营,月薪5000元,帮淘宝的店铺代运营。要做数据分析,要写活动总结、投放总结、投放计划。晚上10点下班,12点到家,到了家还要忙活一两个小时,周末也不休息。

她坚持不住了,就辞职了。

第二家公司是给拼多多做分销的,入职后,公司交给她一个微信号,让她做转化,“让人下载我们那个APP,运营我们那个APP,在我们的APP里赚钱,他们赚的钱算我的业绩,这就不是单纯的运营岗了,开始背业绩了。”

方芸又开始纠结了,天天得维系客户,在群里头卖货,“我这才真正认识到运营是个啥,运营就是个销售。”

北京4年,杭州3个月,方芸感觉看清了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以前以为自己是个能干大事的,现在就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我扛不住销售的压力,也吃不了苦,那咋办呢,还是回东北吧。”

但她依然不愿意回到父母身边——因为她搬家把被子扔了都要教育她一小时的父母那里。她决定先去大连——东北人心目中最好的东北城市。

大连的海边

杨康离开北京的第一站是大理,女朋友也请了10天年假,跟他一起体验“逃离北上广”后,就回到了北京。

杨康还留在大理,他把这次逃离,称为夏天里的“冬眠”。他没做太多的规划,余额宝里有3万块钱,足够支撑两个月的生活。近一年不断在心里滋生的焦虑与压抑,需要找个地方去释放。

第一个月,他喝酒、看书、唱歌,过醉生梦死的日子。6月的大理白天虽热,到了晚上又变得凉爽。生活节奏缓慢,阳光能照满整个城市。杨康有时候能看到火烧云,还有被月光照得发光的洱海。他享受一个人的生活,有时候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他也认识了一些有趣的人,画画的,写作的,做陶艺的,最有意思的是老黄,他在挑战“十年不刮胡子”,胡子覆盖了整个下巴,看不出上嘴唇,说要等胡子拖地的时候,编成小辫儿,盘在脖子上。他喜欢周云蓬,最鄙视金钱。

但这种逃离北京的自在感并未持续多久。很快,杨康开始怀疑、慌张,年纪轻轻这样步入老年生活真的对么?他在大理投了几份简历,不怎么匹配,也没反应。他还买了把吉他,在人民路上卖唱,只唱了一次,就觉得抹不开脸。那一个晚上,吉他盒里有30块钱,其中20元是自己放进去的。

他尝试用运动对抗幻灭感,每天跑5公里。眼窝凹得更深了。一次和老黄喝酒,老黄告诉他:“心里有大理,哪里都是大理”,听上去很酷。但后来才知道,35岁的老黄在北京二环内有两套房子。

李娜刚和老公回洛阳的时候,试着适应了很久,依然不习惯。洛阳的3层自建房,没有暖气,这是她作为东北人,过的第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

李娜听不太懂当地方言。她主要的朋友是老公的妹妹——小姑子,她给李娜介绍新朋友,李娜听不懂河南话,她就用微信打字给她看。

很快她发现,应付小地方的人情世故不比在北京挤地铁、住出租房容易。她有些怀念在北京过的那些安安静静、孤独又自在的春节。

北京,孤独又自在的春节

有一次聊到生孩子的事,李娜分享北京的医生是什么样的,跟老家有区别。怀孕时,她会上网看很多资料,也会认真做产检。但老家的女人认为检查对孩子不好。

她们甚至质疑她,流产是“你自己不小心吧?”认为本来“吃点中药调理下就好了”。

2019年中秋节,女朋友从北京来大理看杨康。她换了一家更大的公关公司,月薪翻了一倍。他们没有探讨过未来的事儿,两个人谁都没说。

他们一起坐飞机先从大理去昆明,到了昆明后,各奔东西。这一次离别,两个人都很客气。杨康心里明白,这段感情到了尾声。

他回了合肥,女友回了北京。两个人甚至没说什么正式分手的话,女朋友就拉黑了他,他没再加回来。只是听说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北京人,两个人在谈恋爱。

杨康不怨女友,她陪他北漂5年,而他始终没做出什么像样的事儿。

赶趟儿的人

2018年底在北京看升旗的时候,杨康突然悟出一个道理,他此前的生活,一味地追求自在,做喜欢的事,年近30,才发现自己总是“慢半拍”,赶不上趟儿。

身边有些开挂的年轻人,有人在合适的时机买房“上车”,又在恰好的时机卖房,大赚一笔。有人出国留学深造,有人因为压对了一部戏,就平步青云。而他没有这样的远见和“准确”的判断。

刚来北京时,曾有同事着急出售房子,70万给他,当时女朋友办了北京工作居住证可以买,首付20多万,女朋友想两家凑一凑买了,他觉得要花掉父母一辈子的积蓄,还要背上债务,心里过不去,事情不了了之。

不到两年,那个70万的房子涨到了300多万,他肠子都悔青了。女朋友劝他,“命里有时终须有”。他后来不止一次地幻想,如果买了当初那套房,相当于赚了200多万。200多万能干啥?在北京换一个大房子,在老家买五六套房子。

到了2018年,全国各地房市猛涨,他慌了,赶紧“上车”,用光所有积蓄,还找亲戚朋友借钱凑了20万,在老家淮北买了套房。买的时候,房价在高点,9300元一平米,现在却跌到了8000多元。

2019年9月从大理回到合肥后,他发现也被老家同龄人落下了。曾经的同学和朋友都成家立业,在老家有了稳定的关系网。以往过年回家同学聚会,他从不羡慕他们,甚至觉得他们胸无大志,自己还有一种生活在北京的假想优越感,如今回家,没车没结婚没关系,是实打实的多维打击。

最让他自尊心受冲击的是一件小事,妈妈肠炎犯了,当地一个不错的医院的大夫排不上号。杨康想不出办法,而曾经各方面不如自己的小学同学,打个电话就约到了。

他找了份在房地产公司剪宣传片的工作,月薪5000块,是在北京时的零头。同事是同龄人,但很难有共同话题:有的准备生二胎,有的打算买第二套房,有的抱怨婆媳关系。恍然间,他觉得自己还是个外地人。

一天晚上,杨康去一个面馆吃饭。夜深了,老板站在吧台里和他说话:“你是北京来的吧?”

杨康一愣,问对方怎么知道。老板笑着回答:“从大城市里回来的人都客气。”老板说,刚就来了一个年轻人,送筷子、送面,要个咸菜都说谢谢,他从北京来。而杨康也是这样。

原来,他也被北京这座城市刻上了记号。他暗暗做了决定,重新回北京生活。

火车驶进北京时,他收到了来自北京旅游局的短信:北京欢迎你。杨康把短信截了个图,发在朋友圈:“我回来了。”

转了个圈,再回到北京,他不再迷茫了。那些曾经不切实际的想法也淡了,他只想努力赚钱。他并不后悔这次折腾。

杨康花了两周时间,找到了工作,去一家孵化网红的MCN机构做视频剪辑。他以前看不上这样的公司,想要当导演,拍真正的影视作品,现在则意识到,识时务者为俊杰。入职前一天,他刷朋友圈看到一个前同事写:“今年的影视行业确实太难了,我们小喽啰没饭吃,演员们也因为接不到戏,频繁上综艺。熬过这个冬天,明年还会好么?”配图是高以翔的黑白照片。

李娜尝试做小买卖——做手工零食。朋友圈是她的主要战场,接了单就做零食,空了就做推广。有时候连续做五六个小时,一个人做完后包装,打真空,打包,发货。

晚上零点后,李娜在做零食,老公在客厅看电视。

李娜问老公:“你想回北京么?”他老公反问她:“你想么?”李娜则反问:“我问你想不想?”老公又接着反问:“你想不想?”李娜看着他眼睛说,“我有时候想。”她老公也接着回答:“我有时候也想。”

*文中受访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钛媒体微信号(ID:taime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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