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体制深似海，你还能游出来吗？

文 | 李依蔓

在北京城区某街道办事处工作的袁琪，最近陷入爸爸对她 “盯梢” 中。

自从和家人透露了要离职的想法，担心她真辞职的爸爸每天都盯着她的作息。早上出门晚，就问 “辞了？不上班啦？”，晚上回来早，又问 “今天怎么那么早，真辞了啊？”

这让袁琪哭笑不得，明确和爸爸谈了一次，表示自己肯定会辞职，换工作不会死人，让爸爸别老跟盯贼似地防着自己。爸爸老大不高兴，发了一通脾气，甩下一句 “上哪找那么好的工作啊？”

在这个爸爸眼中的好单位，袁琪已经累计工作了 8 年。

2007 年袁琪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慢性子的她毕业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几十场公司面试、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都没成功，“家里蹲” 了将近一年，所幸北京孩子不需要为房租和生计发愁。

妈妈替她到失业窗口询问，争取来了一个街道临时工的机会。最开始袁琪在计生窗口负责接收潮水一般的准生证办理材料，琐碎又易错，薪水只有 800 元。

工作压力大，能 “转正” 的考试又没过，2 年后袁琪一气之下裸辞了，虽然家人告诫她 “你就一直考一直考，总有一天会感动领导的”。

和朋友在大学门口摆地摊，去面包店打工，到珠宝店贴标签，袁琪折腾了一年没结果，一走亲戚就被七大姑八大姨围攻批判。“还不如回到原来那样呢。” 袁琪又低着头考回了原来的街道当临时工，明显感到同事们对自己的态度都带着轻蔑。

2013 年，袁琪终于通过 “专职工作者” 资格考试，获得了体制内的正式身份，工资也涨到了税后三千多。家人希望她在体制内把个人问题也解决了，给她介绍了在另一个街道工作的男生。“真心不行，我自己在这就觉得不好，我再找一个这儿的，多糟心啊，还要承担起家庭责任，不敢想象。”

即使 “二进体制内”，32 岁的袁琪依然试图跳出去，和袁琪一批成为专职工作者的同事有 3 个，2 个都辞职了，有一个走前和她说，“哪都比这强”。

但就像被困在隐形笼子里的鸟。过去耗费的时间是巨大的沉没成本，加上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变动更得谨慎。

越焦虑，袁琪就越疲惫，每天下班提不起精神，吃完就睡，一个月胖了 10 斤。

改革开放前，工作并没有体制内外的分别，每个人都是 “祖国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去哪里。如果要那时的人想象，未来自己需要靠面试竞争工作，简直像天方夜谭般荒谬。

到了 1990 年代，仍然有 70% 的工作属于 “体制内”，人们更习惯 “单位” 而不是 “公司”，习惯于住房、医疗、养老、生活福利、子女上学甚至就业被单位妥帖地照顾。

而根据最新的国家统计数据，2015 年在城镇国有、集体 “体制内” 工作的人数，仅占全部城镇就业人数的 16.6%，这个比例从 5 年前的 20.3% 一路下滑。虽然这个比例在不同城市并不平均。

社会变化剧烈，但 “体制内” 光环依然是许多 80、90 后的父辈对于 “好工作” 的认知，不少城市里的 80、90 后，都是在父母的单位分房或远低于市场价的集资建房里长大的。

“我工作之前，包括工作前几年都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大家说什么好我就去做什么，大学志愿都是父母帮我填的，没想过自己想要什么。” 曾在苏州某经济开发区工作的秋凉，这样解释她进入体制内的缘起。

她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享受过 “体制内” 工作 “金钟罩” 般庇荫，自然也希望孩子生活在在这样安稳的保护下。

2008 年秋凉从南京的一所大学的文秘专业毕业，班里大部分同学不是成为公务员，就是进事业单位。那年搬了新大楼的苏州某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到学校招人，刚结束韩国交换生活的秋凉回到国内，看来看去只有这个工作最 “体面”。经过四轮选拔，秋凉和一名同班男生成为最后应聘成功的两人。

刚入职，秋凉被分派到接待科，如果开发区里有客商、领导来洽谈考察，就负责安排路线食宿，工作轻松得让她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拿的工资。后来因为在写作、演讲比赛中的成绩，秋凉被换岗到办公室。

工作第 3 年，秋凉通过晋级考试，幸运地成为单位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对于许多公务员、事业编制员工而言，能够参与竞岗考试升职的机会并不多，多是 “媳妇熬成婆”。

工作头几年，秋凉的工作和生活完全是 “好姑娘” 的人生模板，属于相亲市场上颇受欢迎的那一类。但同时间就业的同学朋友，这时开始呈现出不同的职业特点，差距逐渐拉开。稳定在温室里的秋凉，忍不住会想，这份工作真的那么好，真的适合自己吗？

那时微博刚刚兴起，许多社会议题在舆论里不断发酵，在不同观点的纷争中，秋凉觉得很困惑，“不知道该听谁的，想获得一些帮助”，于是她选择到上海念在职研究生，每个周末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上课，尝试走出固化三年的生活圈。

她还参加了许多上海的展览、线下活动，试着学习采访各式各样有趣的人物，和朋友们成立了工作室，策划展览、排演女性主义主题话剧。“我发现人居然可以这样那样地活，发现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不安分的种子越来越大。”

从那时起，秋凉就偷偷瞒着领导、同事、家人，一直在寻找离开的合适机会，每年都会修改简历、面试求职，拿到一些不一定会接受的 offer。“想跳槽就要知道自己在这个行业能拿到什么薪资，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 最接近离开的一次在 2015 年，职位是上海一家国企的总经理助理，却因为同时通过了单位职级聘任的考试通过，薪水又涨一些，秋凉决定再干一年看看。

压倒秋凉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职研究生论文写作，她的选题是 “中国女性公务员的上升通道”。这篇论文从 2013 年起写了快三年，她大量查阅资料，也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对单位领导进行访谈，结果并不乐观。

秋凉发现女性在体制内，不仅上升通道狭窄，还要承受的来自领导、同僚对于女性员工以家庭为重的 “传统观念” 影响，就算自己未来表现出色成为领导，可能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做完研究我就绝望了，还是离开吧。”

2016 年，秋凉结束了 8 年的 “类” 公务员生活，前往米兰大学攻读文化交流方向的硕士。一方面因为依靠 8 年的体制内背景，在工作市场上再度选择的机会并不多，另一方面因为同在米兰读研的学姐告诉她，意大利公立学校的学费并不高，“留学” 更像是低成本地换一种生活方式。

飞往米兰的一周前，她才向单位提出离职，那是她拿到签证的第二天。领导同事们都很惊讶，这个对同事们自称 “不用微信”、安静低调的女孩，没透露过半点可能会离开的想法。

而爸妈并没有对秋凉的离职做阻拦，还主动帮她结清了国内的房贷尾款，免得她在国外还贷手续麻烦。身为老公务员的爸爸也清楚，随着这几年的政策变化，本以为自带优越光环的 “体制内”，福利和前景远不如当初了。

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小雪原本也没想过自己会进入 “体制内”。

2013 年，小雪从美国金融硕士毕业，回国结婚、找工作。但由于在英国念完化学硕士，才临时转方向去美国念了金融，小雪在回国求职时遭受不少打击，想进银行和证券，屡屡因为 “没有实习经验”、“学历背景跨度太大” 而碰壁。

“刚毕业时特别傻，根本不知道能选什么工作，对行业的分支基本都不了解。” 于是小雪听从了家人的建议，选择了到一家和金融毫无关系的国企做后勤，先安定下来，慢慢再看。

接下来，她就开启了重新找工作的模式。

2015 年是小雪找工作最疯狂的时期。每天上班时打开求职 App，登录一家家招聘网站，搜索新上线的招聘需求，投出简历。

在某招聘网站发布《2015 年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中，公务员群体成为 2015 年春季跳槽大军中的亮点，跳槽率同比增加 34%。全国范围内有 1 万多名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这个招聘网站投递求职简历。这其中，就有小雪的一份。

图片来源：中青报，制图：陈龙数据来源：智联招聘《2015 年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

最多的时候，小雪一周有三、四个现场面试，这还没算上电话面试。为了能溜号，小雪想了无数种理由请假，请全天的假比较麻烦，就借口家里有事晚点来，或下午早点走。车里常备一件西装外套，打底的裙子也以黑色为主，这样面试时只要穿上西装外套就足够正式了。好在小雪是办公室里为数不多的女生，领导对小雪的管理没有太过严格，开溜面试的事从没被发现过。

没想到一年的面试都没结果，小雪才意识到，问题也许出在求职方向上。曾有面试官告诉她，“你的简历是我见过最适合做‘行研’（行业分析师）的”，小雪就一头往里扎。但他没告诉小雪的是，能拿到这个职位的往往都是博士。

一整年尝试离开的努力，像重拳打在了棉花上。全家和小雪坐下来谈话，既然短期内走不了，那就先把孩子生了，国企还能申请到最长 7 个月的带薪产假，到时再找工作就没后顾之忧了。“但那时我还能走吗？” 小雪自己也怀疑。

结果怀孕 2 个月后，小雪查出胚胎发育不良，不得不做了流产。想走走不了，孩子也没要成，费劲努力想要的都落空，小雪反而彻底放松了。

2016 年年中，小雪看到一家 500 强外企运营职位的招聘需求，没抱太大希望地投出简历，却收到了 HR 邀请她进行在线压力笔试的通知。为了准备考试，小雪把能找到的所有题库资料都打印出来，贴在家里的墙上，疯狂面试时的笔试经验也派上了用场。

在面试环节，小雪发现和自己一起面试的竞争者，几乎都是英美排名前 10 的留学生。” 我告诉自己就是来打酱油，见见世面的。“

在国企的经历也并不是无用功，写报告做项目时形成的逻辑思维习惯，让小雪能在 1、2 分钟里迅速理清思路，用英文漂亮地完成逻辑清晰的即兴演讲。本来面试的是运营岗位，负责财务的经理甚至中途 “拦截”，问她是否有兴趣加入财务分析师团队，这是小雪更心仪的职位。

“虽然你没经验，但我认为你能胜任，不懂的我们都会教你。” 这位经理成为小雪现在的直属老板。

家人几乎没人支持小雪突然的离职决定，在计划要孩子的关头走，放弃国企轻松的工作和比一般公司更长的带薪产假，新公司还需要付出将近 4 个小时的上班通勤时间。小雪和家人达成协议，入职一年后将怀孕的事提上日程，说服家人同意。

从国企写报告的后勤人员，到外企建模分析的财务分析师，新工作比想象中要累得多，经常加班到停车场的收费大叔都不愿意等了。入职半年，所有的工作要从头学，包括怎么在 Excel 表格里加编程、跨国电话会议怎么开。

新工作比想象中要累得多，经常加班到停车场的收费大叔都不愿意等了

“我以前觉得自己挺学霸的，到这里自己就是个学渣。” 小雪发现周围同事几乎人人都考下了通过率仅有 15% 的注册会计师资格证，在考虑自己要不要也考一个。但当务之急还是尽快上手工作，在第一季度的财务工作高峰到来前，能帮得上忙。在体制外的江湖里，沉浮更靠自己的努力。

与其说进入 “体制内” 是年轻人对父母期待的迎合和满足，不如说是没有足够力量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年轻人的一张护身符。

小雪花了 3 年的时间，在体制里完成 “想要什么” 的功课。“不过更重要的，是慢慢发现自己不想要什么。”

Stark 是上海人，读书和工作都在上海，没离开过家人身边。2014 年大学毕业时，他面前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创业，一个是某国企。

Stark 大学时期非常喜欢健身，在健身房认识了两位健身达人，正好都有开一家以团课为主的健身私教工作室的想法，一拍即合。

大四那一年，Stark 和两位合伙人开始筹备健身工作室的事。从选择场地、做空间设计，自己上阵刷墙、铺地垫、组装健身器械。2014 年毕业前，Stark 参与创办的第一家 200 平米的健身工作室，在上海一个创意园区里落地。

虽然家里给了 Stark 几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但依然不认同他将开健身工作室作为主业。Stark 没有忤逆家人的意愿，选择了一家国企，从事后勤工作，把开健身工作室作为副业。

本职工作的清闲，给了 Stark 很大的自由空间。平时上班手头的正经事并不多，他就处理健身工作室的工作。单位下午下班早，4、5 点过后就是他的健身工作室全职时间，平时如果需要洽谈业务也尽量安排在自己下班后。

刚开张半年多，Stark 的健身工作室就开始盈利了，并在一年之后开了第二家。去年，Stark 和合伙人又把事业拓展到了另一座城市，开出了一家 2000 平米的健身房，涉足健身教练培训领域，收入远远超过本职。

Stark 把副业的成绩一部分归功于幸运，2014 年上海的健身工作室不过才 10 家左右，发展到现在已经有 1000 多家。“如果当时没开，现在开可能就比较难了。”

在单位里，Stark 表现得十分低调，话不多，朋友圈对同事全部屏蔽。“国企不需要你畅谈，安安分分低调一点，什么多的都不要说。” 领导们整天 “小 S、小 S” 地叫，却不知道 Stark 在外面开了三家健身房。

许多人都对 Stark 就职的国企表示羡慕，但超常的福利待遇只是外人的 “臆想”。五险一金，加上补充医疗和年金，曾被津津乐道的福利待遇因为反腐倡廉、” 八项规定 “被大幅削减。这样一来，“体制内” 的员工待遇和许多 “体制外” 企业并没无差别。至于几十年后的可能高于其他企业的退休金？没人能够预测那时的企业经营状况和退休政策。

更让 Stark 感到担忧的，是未来的发展可能。“体制内” 等级制度森严，上级都是 80 后，年纪差距不大，自己要晋升，就得要熬到他们升职，周期可能长达 10 年。但实际能不能升，不一定和能力高低有关。一份不需要操太多心的工作，能力自然也得不到锻炼，Stark 觉得如果自己没有因为创业学习到更多技能，绝不会在想辞职时心里能有满满底气。

Stark 虽然考虑过近期辞职，要想争取到父母的首肯还需要时间。如果未来有风投资本进入连锁健身房” 副业 “，Stark 觉得自己基本铁定会辞职，那时也更有理由说服家人要全力投入了。

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曾出现过几次 “离开体制内” 的风潮，最大的一次莫过于 1992 年，当年有 12 万公务员相应政府 “下海创业” 的政策号召而离职，1000 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而如今许多体制内的年轻人，并不需要” 停薪留职 “才能创业，副业成为主业相对清闲的体制内单位员工” 曲线救国 “的选择。

在中国三明治为 “体制内” 故事姜饼人发起的微信群组中，15% 的” 体制内 “员工表示自己在从事副业。

有人在国企住集体宿舍时贩卖内裤袜子，生意不错。有人在周末做学生家教，或在教育机构兼职培训讲师，甚至有公务员办起了公务员考试培训班。有人开起了服装淘宝店，周末跑市场选款进货，一下班就赶回家发货，有时饭都顾不上吃。

8 小时的本职工作不足以满足自身的成就感，与其上班时刷淘宝刷朋友圈，更多人悄悄选择给自己找点事做。

业余时间，袁琪也经营着自己的副业，开了家代理香氛精油和首饰的微店，虽然销量一般，但好歹算是个尝试。

她仍然在不停投简历、面试的路上，经历着各种理由的拒绝，比如 “那么多年，你在街道居然都没考上公务员”、“街道多稳定啊，干嘛要走”、“街道那么清闲，我们压力很大的”。

让她无奈的是，走不了，在体制内部调换岗位也会遭受不解，比如从街道到社区工作的第一天，主任就忍不住问她，“你干嘛来这儿啊？有能力的都走了”。袁琪尴尬得只能回答，这儿离家近，走着就能上班。

从去年开始，袁琪尝试做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约谈 HR 进行职业咨询，上各种关于写作、职业规划、新媒体运营的在线课程、线下活动。尝试的领域越多，她越发现，“世界比我想象中大得多，每一行都有不太容易的地方”。以前她对生活的认识，大多局限在家人偏颇的讲述里，比如 “写字楼里都是皮包公司”。

过年之前，袁琪参加了中国三明治写作者的线下活动，站在台上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第一次对外人提起自己小时候得过先天性疾病的经历，亲戚们因为担心她 “智力有问题” 而避讳对她的支持，背负了很多心理负担，总是因为害怕而裹足不前。

“我们都在不断突破和完善自己的过程中吧。” 尽管想尽快离开的心情依然迫切，但她的状态放松多了，“不合适就是还没碰到，再面呗”。

最近袁琪还给自己报名了《中国新歌声》的海选试音，和一个烘焙基础班，开玩笑说要让自己释放天性。她通过了第一轮，止步第二轮，却兴高采烈地撰文分享过程中学到的歌唱心得。

今年是秋凉第一次在外过年，大年三十那天，她和室友一起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一位热心的东北大姐送来酱肉，就算年夜饭了。秋凉从国内背了好几口锅来，回归 “穷学生” 的身份，下馆子是奢侈的，连说带比划地去市集买菜回家做饭，竟然也把自己喂胖了。

在接下来大半年的时间里，秋凉将从零开始学意大利语，通过语言考试后才能正式入学。和她一届的语言学校同学只有 6 名中国学生，最小的才 19 岁，已经能和意大利语老师侃侃而谈，看得秋凉 “抓心挠肺”，而她连菜单还看不太明白。

但生活在米兰的艺术氛围里，还是让秋凉感到自在的。每月第一个周日是米兰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免费开放日，那天秋凉会坐红线地铁，从 Palestro 站出来走进自然博物馆，不远处就是现代艺术画廊。从语言学校出来会经过米兰大广场，那里有建于 1386 年的米兰大教堂，耸立的哥特式的塔尖刺向天空，游客的打卡景点成为秋凉上学的日常。

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至少要持续 2、3 年，纯意大利语的上课、讨论、论文都是不小的挑战。未来会回国，还是留在意大利？对秋凉而言还是未知。

每当想起在体制内外的选择时，秋凉的脑海里总会盘旋这样一句话：

“每条鱼都有自己的河流，你知道自己是什么鱼，就会流向你想去的那条河。选择前想清你要什么，能承受什么代价，想清楚就去做吧。”

（文中所有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中国三明治（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11095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