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是否被严重高估？

@马修:钱锺书可以算是民国那批学术大家里，运气相当好的一个。

好到什么程度呢？他的名声大致具备得上他的学问。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是个相当罕见的现象。

所以有人觉得他被高估了。

这个逻辑很蠢。好有一比，一屋子饿鬼，有个人终于吃上了饭，大家一看这人居然不饿，于是就怀疑他吃撑了。

民国学术圈里，有大学问的人很多，而且水平高得相当吓人。不过今天大家讨论起民国大师，能说出来的也就那么几个。

剩下那些人呢？

咱就比如顾颉刚*。

我们今天谈古史辨，很多人还在重复他一个世纪前就开始系统处理的问题。他提出的古史层累造成说，直接改变了人们处理古文章的方式。一个时代为什么会创造出关于更早时代的记忆？传说又是怎样逐渐取得历史身份的？这些问题今天仍然在持续的讨论。

但顾颉刚在大部分人心里的知名度实在是不高。

顾颉刚还好算的，你看陈垣，你看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大部分人会觉得书名都特么看不懂说啥呢。

但事实上，陈垣处理宗教史、民族史、史源学的功夫，在现代中国史学中有非常高的地位。尤其《史讳举例》，虽然看着像讲古人避讳的工具书，真去研究中古文献，才知道这套东西里包含了多恐怖的断代、辨伪和校勘的数据方法论。甚至今天研究历史的学者，很多人即便没有系统读过陈垣，但每个人其实都用过他那套方法论。

还有汤用彤研究魏晋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面对的是几百年间翻译、思想和宗教制度的复杂变化。柳诒徵、邓之诚、余嘉锡这些人，今天就更少出现在大众文化讨论里了。

尤其是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这本书，大多数哪怕是专业的历史人打开以后，都比较容易产生一种自己遭古人羞辱的感觉。但，倘若你真做文献研究，你就会发现辨一个书名、查一条引文、理清某部书的版本源流，都是很吃功夫的事。

余嘉锡就是在这些地方一层层下去的，而且做得深度实在是相当可怕。

我说难听点，余嘉锡先生都死了70年了，但现在在学术圈里横向对比，余先生在古文献学上的水平依然可以称得上是当世无敌。

至于乾嘉十力、金岳霖，问题又不同了。乾十力在重建哲学本体论，金岳霖做逻辑和知识论。跟钱锺书比谁读书多，本身就有一点无聊，因为几个人追求的学术成果并不一样。

很多人谈到大师，总有些刻板印象，所谓：

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所以就很容易变成比谁知道的冷知识多，在这件事上钱锺书确实很占便宜，毕竟他知道得实在太多了。

而且他还会写小说。

《围城》这个东西，对钱锺书的公众形象帮助太大了，尤其是1990版的电视剧。很多人根本没接触过钱锺书的内容，但先认识了方鸿渐。而且这个小说很有趣，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大体面，也非常符合某些文青们对知识分子的期待。

后来听说他还有一本《管锥编》，用文言文写成，里面随手就能写来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英文材料，再和中国古籍互相参照，读者马上肃然起敬，原来写《围城》的老头这么不得了。此时，对钱锺书就非常的敬佩了，虽然他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这种文风在某片土地上很常见，行为很像大学舍里那种特别爱讲荤段子的处男。性生活那是一次都没经历过，姿势却通三百二十种，连哪个动作容易抽筋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你问他本人有什么经验，他表示这种问题过于庸俗，我们应该把讨论提高到哲学层面。

很多人只看过几段钱锺书的轶事，甚至《管锥编》都没认真翻过，就已经能向别人详细介绍钱先生的伟大学术成就了。

你问他到底伟大在哪儿？学贯中西。

然后呢？博古通今。

那如果你问他，钱先生具体解决了什么问题呢？他会翻你个白眼然后告诉你，你这人怎么回事，对大师这么不尊重？

我每次看见这种讨论，都觉得钱锺书挺冤枉的，因为如果你真细看，你会发现《管锥编》其实比《围城》有意思得多。

这部书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等十部大著为入口，读到一处有意思的文本，就可能牵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言中的相似表达。比如古人说声音，为什么经常会用视觉语词？不同文化里出现的相近的修辞，我们应当把它理解成文献传播，还是人类心理存在某些共同的活动方式？

钱锺书很擅长从一段微小的句子里找到其他材料，再用这些材料重新理解原来的句子。《管锥编》里谈古代诗文，经常会突然冒出一个西方作家，这当然不能理解成中国古人影响了那个西方作家。钱锺书真正感兴趣的是人类在不同语言中如何处理相似的经验。

今天其实历史论者们就不明白这件事，他们看到中国古籍里出现一个概念，西方也有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就开始说中国人几千年前已经提出了某个理论，西方都是抄中国云云。

钱锺书熟悉大量文献，所以有很强的能力辨别相似之处有多相似，又有哪些有差异。当然，钱锺书也会犯错，有时候因为他过于浪漫，会把存在差异的材料拉得有点过紧了。

这也开始涉及钱先生的学术局限了。

李泽厚先生批评过钱锺书，认为他读书之博几乎到了惊人的程度，可惜很多材料散在文学里，没有形成足够重要的理论创造。他甚至用“买椟还珠”这样醒重的批评。余英时先生谈钱锺书时，也提到叶公超所说的那种散钱没有串起来的批评。

不过，余英时先生的意思要比叶公超复杂一些，他认为钱锺书本人不一定相信宏大的理论体系，而且相比制造一个能包罗万象的大系统，钱锺书更愿意捕捉一个个小的局部。

这话我说得相当到位。

钱锺书先生的学术工作具有很强的个人性，你读他一段考论，往往会很佩服。但你读完以后，照着他的想法建立一个新研究领域，你会发现不太可能。因为他能把相距千年的材料联系起来，是因为他已经在脑子里积累了大量书。

如果换个人来干？那得先把那些书读完。但问题是，等你将书读完，他用过的许多联想可能已经不需要你再想了。

这就牵涉到学科材料考证年代先公先王，推动了古史研究中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互证的路径。陈寅恪研究中古史，能够把制度、族群、宗教和政治关系组织起来，给出有解释力的历史判断。傅斯年所代表的史学取向，又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史学研究的训练方式。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结论，也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继续做。

钱锺书不一样，他的某些研究方法虽然也能学，尤其是在比较文学和文学阐释学里尤其如此。不过，如果要求他提供一套像断代史或现代学科体系那样明确、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研究程序，就不太可能了。钱锺书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具体的发现，但把这些发现整理成一个公共的理论系统是不太可能的。

但这不是他不厉害，或者学术做得不够硬。因为有些学问能够改变整个领域的工作方法，有些学问则能把某一类问题做到后人难以达到的广度或者深度。

钱锺书在大部分研究领域里并非中心学者，但他的学术发现几乎已经散落在我们当下各个方向了。

而且钱先生的名声确实有特殊的地方。他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1979年《管锥编》出版，他活着，1980年《围城》重印，他也活着，他当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围城》电视剧播出，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他。

此时的文化环境，确实非常需要一位能够连接中国传统学问和西方知识世界的学者，钱锺书就非常当值。有实打实的著作，也有国际学界认可的学术能力。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可以让普通读者接近他，那些极其艰深的学术著作又足以让人保持敬畏。

中国读者喜欢有学问的人，尤其喜欢有学问又看起来不怎么在乎别人怎么看的人。

然后就是那句著名的鸡蛋和母鸡的比喻。

这个比喻很巧妙，但我觉得它背后可能还有着非常满溢的自我保护，因为一个人一旦成为偶像，人们对他的要求就会逐渐离开他自己。

你要出来讲话，你要发表观点，你要谈传统文化，你要给年轻人指明方向，你要航行靠你当舵手，最好还谈谈家庭教育，再向大家传递一点夫妻性生活和谐之道。

钱锺书很明白其中的麻烦，所以他确实也尽量减少自己进入公众的机会，然而这反过来又给钱锺书增添了一点神秘感。

大师嘛，正常。

后来杨绛写了《我们仨》。有学问，有才华，婚姻令人羡慕，生活低调，说话幽默，年轻时的事还特别有趣，于是他渐渐变成一种特别的知识分子形象。

但这种事一般都不什么好结果。于是又有人开始研究他年轻时候同事的关系，研究他在西南联大的经历，研究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分歧，《管锥编》里那些值得商榷的考证，也被一条条拿出来讨论。

没问题，学术作品本来就应该接受批评。但很奇怪的是，有些人研究去研究来，最后发现钱锺书原来也会犯错，立马就说原来大师也沽名钓誉。

这就很怪了，毕竟我倒也没有听闻钱锺书说过自己不会犯错。况且钱锺书的学术地位，大部分也确实经得起这种检验，他没有明确解决中国学术的所有问题，也没创造出陈寅恪式的中古史研究，也没有像金岳霖那样留下明确的哲学体系。

但他也有他特别擅长的事情，《谈艺录》对中国诗学传统的重新发掘，《管锥编》对文学表现方式的细密比较，以及他对典故、修辞、文学经验的长期思考，都值得拿出来重新研究一遍。

其实我挺喜欢，那些最喜欢使用“学贯中西”或者“沽名钓誉”来评价钱锺书的人，究竟有多少认真读过《谈艺录》。不说《管锥编》了，毕竟对今天的读者而言，阅读门槛确实很高，但《谈艺录》已经相当能说明他的学术性格了。

他喜欢把诗歌中的某种很细的东西拿出来，接着古人的批评再往深里走，还会时不时的引入西方文学的参照，能让我们突然发现，原来一个看着十分熟悉的中国诗学问题，还有另一种理解方式。

这是相当深的文学理解能力。

我一直觉得，研究民国学术，最令人震惊的其实是那些今天已经不太出名的学者。我当年读书的时候，随便去图书馆翻一本当年的专著，就能发现一些人的名字不见经传的学者，在某个极窄的领域里下过相当惊人的功夫。他没有留下多少有趣的轶事，文章也原文好读，生平也没什么值得给公众反观媒体上总结汇报。而且这些人好像还挺自信，虽然他们古籍原文看不顺，文献源流没弄清楚，但他们讲起诸子百家的时候，生动的像是昨晚上刚和孔子打了半小时视频。

这些人实在是专业的文化偶像了，毕竟他们真的没什么难懂的东西，你听五分钟就明白了，甚至听完还觉得自己学问大精进，可以马上去跟别人讲了。

钱锺书相反。你听别人说他，可能五秒钟就觉得五体投地。可你真去读他的学术著作，读着读着，就会发现自己以前照点关于“博学”的想象，实在太没有想象力了。

钱锺书，这位1910年出生，1998年去世的先生，我认为他的声誉大致配得上他的成绩，甚至他的某些学术贡献，至今仍然需要后来的人继续发挥。

至于为什么很少有人说他名声太大，我觉得真正应该问的是，那些和他处在同一个时代大学者，为什么今天很少有人提到？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了，就在文章的中段前。

我始终认为，中国知识界真正被高估的东西，其实是“大师”这个称呼，毕竟谁都可以当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