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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青年,没钱,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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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抹平了一些差异,那些生活在小镇上的人逐渐接受了与大城市相似的娱乐方式、流行文化,也因此改变了消费习惯。对很多小镇青年来说,消费升级、消费场景的增多同时发生,但县城的就业机会、工资收入没有同步增加。在消费趋同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割裂:有些人是真的消费升级,有些人则在被消费透支。

文 | 徐晴
编辑 | 赵磊
运营 | 田宝

月薪2600的“有钱人”

林菲是个95后,大学毕业后考上了襄阳老家的公务员。回到县城生活后,林菲一直想不明白,身边的有钱人怎么这么多?

她有一个00后朋友,大专毕业,正在准备考编,这两年一直待在家里,除了备考,就是吃喝玩乐。去年冬天,光皮草就买了几件,花了上万元;平时去襄阳的美容院按摩,一次就花二三百;二百多元的美甲,网上看到喜欢的样式就去店里做;去神农架滑雪、去武当山爬山,朋友圈比很多一线城市的人还丰富。

与大城市相比,县城的薪资水平差了一大截,林菲每个月到手只有3000块,但她觉得消费水平并不比城市低多少:每次和朋友们出去吃饭,稍微好点的餐馆,人均将近一百;周围人喜欢在路边的服饰店买衣服,也不是什么品牌,随便一件就要500、1000块;玩游戏也都会充钱,几百块、上千块的,都没当回事儿。这两年,连电影票都从9.9元一张一路涨到35元,到今年过年的时候,要50多块钱,“都看不起了”。

在东北的一个县城里,00后的宋佳职校毕业,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有时去餐厅端盘子,有时去汽修店里帮忙,一个月只能赚1000元。他可以把这些钱全部用来娱乐,发了工资,给自己买一双700元的球鞋;跟朋友出去玩,吃顿火锅、自助都不算大花销;在家附近的健身房办了月卡,一年1200元;冬天天冷,他去室内球场,一个小时25元,一个月也要几百。

生活在西部某县城的啾啾也是95后,她做幼师工作,每个月的工资是2600元,但几百块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兰蔻粉底液,啾啾都舍得给自己买。疫情之前,啾啾跟朋友去西安玩儿,在一个本地特产店,一小包茶叶300块,一个平平无奇的工艺品400块。店里说,可以邮寄到家,啾啾买了不少。那次去西安,三天两夜,啾啾一共花掉了4000块,而这些钱,是她用了半年才存下来的。

相比一线城市,一些县城里的年轻人有时候更敢花钱,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一般工作稳定,没有租房或买房的压力,父母也还处于壮年,能在经济上给予帮扶,让他们有了“挣多少花多少”,甚至是“入不敷出”的底气。

他们的画像一般是这样的:年龄20-30岁,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了房,全款或者很少的贷款,或者与父母一起生活,有一辆十几万的小汽车;工作结束后有大把的闲暇时间,能和朋友聚会、喝酒、打牌,或者在网上消费娱乐,最常见的方式是网购、游戏、短视频、在线阅读。最重要的,是有很强的消费意愿。

陈乐是个典型例子。她26岁,在县城开着一家手机维修店,已经结婚两年了,有房有车,都是结婚前两个人的存款加上双方父母的支持买的,没什么压力。平时自己也不做饭,婆家娘家轮流吃,三天两头和朋友下馆子。每天关店后,她喜欢打《王者荣耀》,买了一百多个皮肤;她也看李佳琦的直播,用的都是大牌护肤品和化妆品;每年出了新iPhone,她都第一时间买;看抖音直播或小红书,种草了什么东西也毫不犹豫就下单,每个月赚的钱基本都花掉了,“我都不知道攒钱要干嘛”。

直到去年生了孩子,她才开始做长远打算。但她有点后悔,“还没玩够,应该过两年再生”。

▲ 手机商店。 图 / 视觉中国

小镇消费紧追潮流

互联网让县城消费迅速与一线城市接轨,只要有消费能力,都能买到一样的东西。而另一面,小镇年轻群体有着更强的消费意愿和充足的闲暇时间,也让城市的消费潮流更快涌向县城。

2019年,林菲刚回县城时一度感到压抑。朋友们都在考研、读研,或是在襄阳上班,自己一个朋友都没有。县城里的生活很匮乏,没什么娱乐方式,网吧维持着古老的样子,密集的电脑成排地摆在一起,永远烟雾缭绕。两个电影院,周末和节假日人爆满,平时十分冷清。县城里唯一的娱乐场所就是一家电玩城,林菲会在周末走30分钟,穿过整个县城去玩跳舞机。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生活有了丰富的迹象。

先是奶茶店开进了小县城,以前只有两家吾饮良品,最近多了蜜雪冰城、古茗、书亦烧仙草,上个月,一家茶百道开业了。连网红也来到了县城,不过是山寨的——一家是山寨手打柠檬茶,另一家是山寨茶颜悦色。林菲去看过“茶颜悦色”,除了名字不一样,从店铺的装潢到产品的logo、定价,再到奶油顶上撒的坚果,几乎跟原版一模一样。除了奶油差一点,茶底的味道完全喝不出区别。

即便是山寨的,也足够稀有、独特。那家“茶颜悦色”开业时,每天限量几百杯,卖完了就没有了。林菲的很多朋友一大早过去排队,朋友圈里,每个年轻人都捧着一杯奶茶打卡。上班路过那家店,排队的人像一条长龙,林菲第一次在县城里看到这么多年轻人。

剧本杀也来了。林菲第一次玩剧本杀还是2019年在武汉,2020年,襄阳也有了剧本杀店,2021年底,县城里开出了第一家剧本杀店。在这里,价格比大城市还贵一些。“县城里每个人要八九十块钱,襄阳那边也就六十多块”。整个县城就这一家,大家还要抢着去,“你来晚了,你连房间都订不到了,DM(主持人)也没了,就是这么拽”。

县城的年轻人们愿意为一切新鲜的、独特的、高品质的消费买单。前一阵,小红书和抖音上到处都是露营,小镇女孩刘思思也买了不少装备: ‍‍‍‍‍‍‍‍‍‍‍‍‍‍‍‍‍‍手工编织的毯子、炉子、煮茶的壶、帐篷、防湿垫、睡袋、天幕……露营地就在附近,一家人开车出去,随便看到一个好风景,就停下来。潮州、汕头、揭西都去过,夏天天气好的时候,湖水清凉,闪着波光,她跳下水去“游野泳”。这些快乐的唯一代价是,要花好几千块钱。

一些返乡创业的年轻人看到了商机。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县城,米克租下了两间农村的院子,做画室和生活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清理老旧的农村小院,把原本灰扑扑的墙面刷成莫兰迪色系,一些旧家具改造成复古的颜色和样式,摆上网红大卫雕像,院子里也搬来了ins风的绿植——龟背竹、天堂鸟、柠檬树,大大小小的画架放置在院子中央。

一番整饬,脏乱的农村小院变成了一个随便在哪里拍照都特别“出片”的空间。生活馆的装潢比画室更精致,鹅卵石地面打底,青石板小路从门口通往餐厅。坐下来,兼职的大学生服务员会递上一份设计简洁、黑白配色的“冷寂风”菜单,上面的寿喜锅、韩式烤肉,是小县城不太常见的菜式,也有着不太常见的价格,一份寿喜锅要198元。

▲ 图 / 视觉中国

最初,村子里的人都觉得这个人“疯了”,农村里早没了年轻人,要去赚谁的钱?但真的开业之后,生意好得超出米克的想象。县城里有两所学校,一到周末放假的时候,画室里一天能来五六批学生。很少有人自己过来,大多是跟朋友一起来。颜料和画笔有时候不够用,得当即开车去县城买。院子到处都是人、画架、颜料,车停满了外面的小路。除了学生,还有一部分客户是公务员和家境相对好的年轻人、中年人。有几次,米克发现有人带着全家,从另外的县城开车一个多小时来画画、吃饭。

赶不上消费升级的人

同样在县城,一些年轻人却无力追赶时髦的消费潮流。

温文在河北县城老家的工厂上班,工资每个月到手4000元。除了一些基本的生活开支,他很少乱花钱,即便在自己的爱好上,也想方设法,能省就省。每个月,他交100块钱话费,把家里的宽带和手机的月租都包了。厂里有食堂,中午管饭,不用花钱,晚上他买点菜自己做,每个月就花500块钱。他很少买衣服,经常一件衣服穿三年,什么时候穿坏了再买新的,淘宝上有一些打折的专卖店,一双安踏只卖一百多块,一年下来买衣服可能就花三四百。2016年买的电动车,花了1800元,到现在都没换。

对于消费升级,温文没有什么感知,那些消费原本就在他的世界之外。温文曾经到上海打工,一位认识的阿姨请他喝了一杯奶茶,那家店的名字叫“悸动”,“红糖水的味道,里面加了珍珠、葡萄干”。虽然觉得味道有些一般,他还是郑重地拍了一张照片留念。这杯价值十块钱的奶茶,是他自己绝对不会买的东西,连蜜雪冰城他都没喝过。

温文的父母都没有工作,年纪也渐渐大了。父亲一直身体不好,家里没有什么积蓄。对他来说,到县城买房这件事有些困难。县城里的房子5000多一平米,90平的房子也要50万。他仔细算过,付20万首付,算上利息还要再还40多万贷款,如果还10年,每个月要还三千多元,这是巨大的压力,“我感觉这房子是一座大山,我迈不过去”。

因为家里出不起学费,温文十几岁就辍学打工。最初在建筑工地搬砖,后来做过保安、进过工厂。有时会去外地打工,但多数时间还是在老家。不管在哪里,他的工作都并不稳定。

工厂里的工作环境不好,生产线上有挥发的酒精,味道浓烈,令人难以忍受。他也不喜欢厂里的环境和单调乏味的工作,还有复杂的人情关系。有时做错了一件小事,就会被主管骂“怎么这么笨啊”。温文敏感,性格内向,几乎每隔4个月,他就要换一份工作。温文打了个比方,让他靠自己存钱在县城买房,就好像让月薪一万的人靠自己在北京买房。

漫长的十二年都在零碎的打工中过去了,温文有些难过。“我为啥混得不好,因为我们本地的生存条件也不是很好,没有大城市那么多的就业机会。”

十年前,县城里还有许多工厂,大多涉及重工业,温文的祖辈、父辈都曾进厂打工。在当时,进厂是当地人眼中的好工作,活儿稍微重了些,但工资不低,比当地的平均收入高出一截。温文短暂地赶上了工厂最后的兴盛,那是2013年,他在一家电子厂上了75天班,收到了8600元工资。但很快,政府治理环境,这些工厂都迁到了外地,只剩下少数工厂留了下来。

现在,工厂的薪资没有上涨多少,温文工作的生产机械元件的工厂,一个月要出勤30天才能拿到4000块工资。工厂变少了,薪水变低了,愿意进厂的年轻人也变少了。温文说,“随便找一个工厂,都是缺人的”。

除了最吃香的公务员和编制岗,县城的工作选择并不多。有些年轻人为了更高的收入去了建筑工地,那里工资更高,一些技术工种一个月可以拿到七八千;有些在县城的奶茶店、手机店上班,或是去大型的超市卖衣服,赚得少,但工作轻松点;还有一些去做了外卖骑手,但县城里点外卖的人少,温文认识的骑手朋友,一个月跟他赚得差不多。

还有人在消费降级。在县城开手机维修店的陈乐赶上过县城手机市场的红利期,那是2016年,她和男朋友大专毕业,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租下一间门面,做手机维修,主要卖一些配件,也会卖手机,如果有人预订就从开手机专卖店的朋友那里拿货。

手机维修、卖手机配件的利润非常高,比如换个屏幕能赚一半,很多中老年人遇到一些小问题也来修,动动手就能调好的问题,也能赚几十块钱。生意最好的时候,陈乐每天的流水能有两三千,刨除房租水电和人工材料,一个月能赚两万多。

那会她花钱大手大脚,有一年情人节,她男朋友给她买了全套的SK-II,花了七八千,她给对方买了一块30克的金佛,也花了一万多。几乎每个月,她都能收到一支YSL或TF的口红,有的是男朋友送的,有的是自己买的,虽然他们的钱都是开店赚来的。

现在,维修店的经营越发惨淡,她把原来的门面退租了,租金太贵,一年要十万,新找的门面在街道尽头,小小的一间,租金只要两万,但人流量也少了很多,一个月只能赚几千,经常入不敷出,需要父母支援。2019年结婚的时候,他们买了一辆宝马3系,平时也就同学聚会的时候开一开,现在每逢县城有人结婚,就租出去加入婚车队伍,赚点外快补贴家用。

生了孩子以后,陈乐口红也不怎么买了,护肤品都是用到见底,她把小红书卸载了,因为看到喜欢的东西却不能买的感觉非常难受。她时常和老公商量着要不要把店关掉,做一些别的生意或者打工,说不定能赚更多,但以前的消费水平,怕是再也达不到了。

陈乐周围开店的朋友们,都在感慨生意不好做,“现在人们买啥都在网上买,也就餐饮店还能维持,但因为疫情也是很不稳定,赚钱真的太难了”。

▲ 图 / 《远看是蔚蓝的春天》

被互联网割裂的小镇

小镇青年逐步在分化——对一部分人而言,买房是轻松的,房价是相比一线城市低廉太多的,但对温文和像他一样缺乏家庭支撑的人,房价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难够得着的。一些县城里,新开的楼盘连两室一厅都没有,都是一百多平的大房子。

县城里,像温文一样的男性面临着困境。身处河北地区,性别比例失衡,以前人口流动不明显,找对象还比较容易,现在“一个女生能有几十个人和她相亲”。工厂里的年轻女性也快要消失,现在的工厂,不再有“厂妹”了,只有三四十岁的女性进厂打工。对买不起房的温文来说,结婚简直是一种奢望,他甚至做好了准备,“走一种小众路线”,不结婚。

宋佳的家庭条件也一般,父母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来还了房贷。在县城,对一个年轻男性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房子。他的父母观察过,村子里适龄男性显著多于女性,那些到了二十八九岁还没有结婚的男孩,90%都没有买房。

在发现了这一点后,他们更努力赚钱还房贷,也开始支持宋佳买鞋和衣服,并计划今年给他买一辆大约五六万的二手车,搞好“面子工程”,开出去方便谈恋爱。尽管宋佳才21岁,但他们想得长远,二十几岁是黄金择偶年龄,几年晃晃悠悠就过去了,要尽早准备,才不会被剩下。打游戏也是被父母默许的,因为在游戏里,至少可以认识一些异性。

但除了房子之外,消费逐渐成为另一种“标准”和“面子”。

温文的同事大多是年轻人,同样一个月赚4000块钱,“他们月月光,经常就是去唱歌、喝酒、吃饭、买衣服”。温文跟同事经常发生的对话是:每个月挣多少钱,够花吗?不够。钱花在哪里了?不知道。

一个98年的男孩,曾经跟温文一起做过保安,“他挣两千块钱的时候不够花,挣三千的时候不够花,挣四千块钱的时候不够花,去年挣六千块钱也不够花,现在挣一万了,够花了”。

一个月赚三千块钱的时候,男孩买了一个 iPhone,还跟温文借了些钱。温文问,买两千块钱的就不能用吗?对方说,不一样的,这手机能用好几年。但实际上,只过了一两年,他的手机又换成了最新的iPhone。

宋佳的一位发小,在外地的酒店做前台,一个月工资3000元。他的父母希望他回来学一门手艺,比如汽修,他不愿意每天跟脏兮兮的机油打交道,远不如站在酒店大堂里体面。宋佳的另一位发小,在无业两年后,做了游戏代打,据说已经月入过万。今年过年两个人见面,对方告诉宋佳,“低于100元的单子我都不接”。

消费习惯改变的同时,互联网将所有年轻人塑造成了差不多的样子,都有类似的价值标准和想法。在县城开咖啡店的潘文斌,同时开了一家春饼店,小小的档口店因为烘烤春饼总是闷热,环境也不整洁,他开出5000元的工资也很难招到年轻人,店里一直是两位阿姨在工作,而咖啡店开业的时候,3000元的工资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中部县城公务员余芊因为过度消费,欠下了十来万的网贷。在她的逻辑里,有些便宜不占白不占,提前消费是“为了省钱”:淘宝上关注的“网红店”又出了新款大衣,满3000减300,要买;换季了应该有一双长靴来搭配,淘宝直播间里200块不到,要买;一个知名的日本爽肤水做活动,打九折送一堆小样,600块,更要买。

工资没剩多少不要紧,信用卡还有额度,但现在不买就没有折扣了,她每个月都要收几十件快递。她也热衷医美,双眼皮、纹眉毛和美瞳线、打瘦脸针,做一次就是一个月的工资。消费的欲望难以控制,至今,她还没能还完钱。

▲ 图 / 视觉中国

一位豆瓣网友则发帖求助,说自己在“痛苦和快乐之间反复横跳”。快乐在于,生活在小镇上,时间是丰裕的,周末有空就去滑雪、露营,最近还想学拳击和剑道。但痛苦的是,她的工资到手两千多元,加薪无望,还有车贷、油费、生活费用……自己变成了月光族,没有任何存款。她有点绝望地写道:“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支撑不住我的兴趣爱好了,有点累。”

温文没有周末,晚上的两个小时就是全部的娱乐时间。线下的娱乐要花钱,他多半会选择免费的娱乐方式——刷短视频。但时间久了,温文发现,“本来在工厂工作,每天高度重复,就感觉过得特别恍惚,时间特别快,再去看抖音,时间过得更快。”为了让时间慢一点,最近,温文卸载了抖音。

但对更多人而言,互联网是仅剩下的娱乐选择。休息的时间,温文总会看到同事坐在一旁,右手捏着烟,左手看着手机,手指一下一下地滑动,“隔几秒钟就换了个背景音乐”。还有人喜欢带着手机去厕所,“一蹲半个小时”,短视频的洗脑音乐从厕所里传了出来。还有人喜欢打游戏,最初都是玩免费的,时间久了,控制不住往里面充钱。温文听说一个同事,每个月4000块的工资,可以拿出一两千元去充值。

互联网抹平了一些差异,那些生活在小镇上的人被迫接受了与大城市相似的娱乐方式、流行文化,也因此改变了消费习惯。对很多小镇青年来说,消费升级、消费场景的增多同时发生,但县城的就业机会、工资收入没有同步增加。在消费趋同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割裂:有些人是真的消费升级,有些人则在被消费透支。

啾啾说,自己大量的休息时间被丢进了抖音这个时间焚化炉,“因为可以不用带脑子”。她最近买了一本罗翔的《法治的细节》,一个月都没看完。她有些愧疚地说:“你知道吗,感觉它有点深奥,我可能太久没读书了,有时候一句话还要多读几遍。”

像各地的年轻人一样,他们输出自我、获得认同的方式从文字变成了短视频和种草帖。在襄阳县城,短视频拍客追着一位神志有些失常的人直播,他们一起手舞足蹈,发出怪异的声响,希望获得流量的垂青和真金白银的打赏。宋佳所在的小城,新开的商场有一个“伤感墙”,大批的年轻人去那里打卡拍快手视频。宋佳说,“就是一群分手的人到那emo去了”——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emo是什么意思。

在米克的生活馆,原本只有在化粪池上搭了几块木板的简易厕所,人踩在上面,总会担心掉下去。尽管村子里并没有下水管道,米克还是在室内修了马桶,干净、方便清扫,而一墙之隔的外面,化粪池还在。就像是一个隐喻,一道名为互联网的墙隔开了马桶和化粪池,隔开了网红生活馆和不方便的农村,也隔开了线上的世界与真实的生活。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来源:每日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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