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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莎克里斯蒂对推理小说界的贡献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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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世界推理小说三大宗师之一,也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推理小说家。如果说二十世纪推理小说是一座大厦,阿加莎·克里斯蒂无疑是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她一生写了八十本推理小说,塑造了波洛和马普尔小姐这两个经典人物。在她死后,她的作品屡次被影视改编,从《无人生还》到《东方快车谋杀案》,再到《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挑剔的读者很少会在某一位作家身上达成共识,但如今,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他们公认的经典作家。

精彩的故事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为什么能流传至今?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她的小说长处在哪、局限在哪,又为什么成为影视改编的常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阿加莎是故事流的集大成者。所谓故事流,就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吸引力在于故事,故事的精彩程度,决定这部小说的成败。

读者可能会犯嘀咕,小说不都靠故事吗?还真不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乔治·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雷蒙·格诺把一个故事用九十九种方式讲述的《风格练习》,都不是传统的故事流写法。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是通俗小说的大师,在她这里,我们可能看不到语言的创新、小说模式的革命,但她是当之无愧的故事高手,她以一己之力创造了“暴风雪山庄”“乡间别墅派”“爱人共犯”等类型的经典作品,所以,她的小说能打破速朽,首先在于故事的质量过硬。

英国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

一个厉害的推理小说家,逃不过被借鉴的命运。比如岛田庄司的《占星术杀人魔法》,被《金田一少年事件簿》和《少年包青天》挪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也经常被人借鉴,她的后辈一次次借鉴她,却只能反衬她的精妙。

例如《无人生还》,暴风雪山庄类型的鼻祖之一,不知被抄了多少次,到头来,还是阿加莎玩得最妙。又比如《藏书室女尸之谜》,它的诡计就是东野圭吾《嫌疑人 X 的献身》的灵感来源之一。《嫌疑人 X 的献身》里有一个情节:男主杀死一个和死者身形相仿的流浪汉,给女主及其女儿制造不在场证明。这一处让我想起《藏书室女尸之谜》里,作案人为了给共犯制造不在场证明,就杀了一个和死者体态相似的女孩,将尸体烧焦。

影视编剧缺灵感,不妨翻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她像是一位数学家,严谨地推导每一步。推理小说家范达因(S.S.Van Dine)曾提出《推理小说二十条守则》,被后辈推理作家誉为信条,如果仔细对比,我们会发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小说往往符合这些准则。《古墓之谜》里,波洛说:“完美的答案必须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阿加莎·克里斯蒂做的就是这件事。

本格推理高手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公认的代表作是《无人生还》《尼罗河上的惨案》《罗杰疑案》《阳光下的罪恶》《东方快车谋杀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底牌》《ABC 谋杀案》《谋杀启事》《三幕悲剧》。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知道阿加莎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她尊重读者,叙事明快,又精于结构。她不会为了凑字数,加入肥皂感情戏。换句话说,阿加莎小说中的情爱,大部分都与主线设计紧密相关,她遵循着契诃夫的“手枪”原则,务求每一个人物和情节都是必要的;

第二,她是个本格推理高手。她可以玩惊悚、可以走社会派,但她最擅长的,是本格推理。逻辑、结构、理性推敲,古典小说的灵韵,藏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

第三,她是个刻薄又仁慈的老太太,马普尔小姐是她的一个分身。她看人毒辣,但比许多道貌岸然者更善良、更理解他人处境,这一切源于她对人性的洞察和尊重。

除了这些比较有名的作品,我还喜欢她写的《五只小猪》《长夜》《帷幕》

《五只小猪》是童谣杀人模式的经典之作,这本书对侦探提出很强限制,侦探在书中获取的信息,和读者一模一样,书中案件是一件尘封已久的疑案,而侦探只能依赖当事人的口述来推理凶手和动机。

《长夜》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文学水平的体现,它的轨迹在阿加莎的小说里并不算第一档,胜在氛围营造和情感渲染的能力。

不得不谈的波洛

至于《帷幕》,这是波洛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作品,波洛系列的收官之作。这本书出版于 1975 年,写作时间却是在二战前,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担心自己晚年笔力不济,又逢欧陆战争疑云,国内人心惶惶,她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完成了波洛的谢幕演出。

提到阿加莎·克里斯蒂,就不能不重点谈论大侦探波洛。波洛第一次登场是在《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是阿加莎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处女作。据阿加莎本人说,波洛的原型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比利时难民,她许久地记得那人的面孔,于是有了侦探史上经典的波洛形象。作家借黑斯廷斯上尉的口吻描述了波洛的外貌:

“波洛的外貌十分特殊,身高不及五呎四寸,但是拥有极高贵的情操。他的头形仿若鸡蛋,总是倾向一侧。上唇留着笔直工整的八字胡。全身上下保持得一尘不染。”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剧照,是侦探波洛的第一次登场。

不仅如此,“由于他从不运动,甚至连查案方法也尽量避免劳动尊体,所以他的体力不佳,宁可保留所有精力给‘小小的灰色脑细胞’。”

波洛是比利时人,却经常被误认为是法国人,他曾经做过布鲁塞尔的警员,后来当了私家侦探。他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小老头。但就是这样一位侦探,成为阿加莎·克里斯蒂 38 部小说中的主角。

波洛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位具有生活气的智者,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也不是猥琐低贱的,而是心存善念、恪守原则,但不会挂在嘴边标榜的务实主义者。如果说福尔摩斯像一个高大俊朗的梦中情人,波洛就像一个诙谐幽默的邻家大叔,这使得波洛注定不会有福尔摩斯那么大的知名度,但对于侦探迷来说,波洛可能更接近真实的智者形象,而福尔摩斯是写给侦探的一封情书。

波洛不只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提线木偶,在许多细节,我们能看到这个人物的人情味。比如《东方快车谋杀案》,当波洛得知,死者是一个当年拿到赎金后依然对一个三岁女孩撕票的绑架犯,而车厢里的 12 个人都参与了谋杀,波洛决定为众人提供两个版本的真相,这个细节流露的,正是波洛的恻隐之心。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阿加莎·克里斯蒂纠结的不再是二元对比的善恶,而是应了电影版的一句话——

“这个车上没有杀人犯,只有等待重生的灵魂。”

《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波洛最后发现车厢里的 12 个人都参与了谋杀。

在谢幕作《帷幕》中,阿加莎·克里斯蒂更是全面展现了波洛的内心煎熬,他的傲慢与脆弱,他对于法律和正义关系的理解。这一次,阿加莎把读者推到了最心碎的处境,他们眼睁睁看着波洛逾越法律界限,亲手处决恶徒,为了惩戒自己,此时已经罹患心脏病的波洛拒绝了药物,情愿在梦中死去。

波洛的人物弧光在《帷幕》中得到升华,极致的矛盾试炼出人性的质地。阿加莎·克里斯蒂写推理,更写人心。“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马普尔小姐的这句话,何尝不是阿加莎小说的座右铭。

《神秘的镜子》就讲述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个故事曾被王安忆在自选集里完整转述:“‘我’宿在朋友家的客房,从镜子里窥见身后墙上洞开一扇门,门里正上演恐怖的一幕——朋友的美丽的妹妹西尔维亚,被一个男人扼住喉咙,男人左脸上有一道疤痕,使他看起来十分凶恶。‘我’将这一幻象告诉了西尔维亚,于是,西尔维亚解除了婚约,因为她的未婚夫和镜子里的男人一样,左脸上有一道疤痕。后来,西尔维亚和‘我’结了婚,可‘我’其实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有一次,嫉妒心大发作,扼住了西尔维亚的脖子,就在这时,‘我’从镜子里看见了多年前那个幻象,那个左脸有伤疤的男人正是‘我’,因镜子反射的缘故,左脸上的伤疤实是在右脸,而‘我’在战争中右脸被子弹划伤了。”

依靠猎奇的推理小说,容易速朽,写到人性深处的推理小说,才可能流传。当一部小说写出了人性的复杂,写到了人心底里最幽暗的地方,它是什么类型的小说都不重要了,因为在时间的锈蚀面前,它已经建立了抵御的屏障。坦率来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并不是写人物第一流的,但很多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她对人性的理解力。

我私心以为,许多人是被阿加莎·克里斯蒂精彩的案件吸引,而最后留住他们的,不是一次又一次反转,而是她写出了我们曾经梦到或感受到,就发生在附近,而不是远方的恐惧之事。她写的其实是灵魂的恐惧、周遭的恐惧,而不仅仅是远方猎奇般的骇人事件。

法理与人情、代际隔阂、宗教习俗、家庭冷暴力、遗产纠纷、性虐待、情杀等,这都是普通人可能经历的事情,换句话说,阿加莎·克里斯蒂描写的故事,不是发生在远方,正是发生在附近,正因如此,它能激起一阵后怕的情绪。

一个侦探系列能否流行,质量和数量都很重要。波洛系列的质量不必多说,它的数量也足够令人吃惊。相比之下,以马普尔小姐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只有 12 部,马普尔系列的质量不逊于波洛,但因为数量较少,波洛系列就比马普尔系列要更有名一些。

普世性的共鸣

作为对比,推理黄金时代三大女杰之一约瑟芬·铁伊在中国寂寂无闻,多少也与此有关。铁伊的文本离地域贴得太近,阅读门槛相对较高,和同时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相比,她的产量也不算高,一生只写了八部推理小说。她犹如一位神隐的女侠,偶尔出手,引来高手称奇,又迅速抽身,三五年都远离尘嚣。她注重语言,如同侦探小说界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每一部小说都精雕细琢,但如今,由于作品相对晦涩,缺乏一个像波洛这样产量丰厚的侦探系列,她的影响力远不如阿加莎·克里斯蒂。

所以,决定一个推理作家能否广为流传,质很重要,量也不可或缺,同时需要具有普世性的共鸣,许多作家在本国非常出色,但因为文本地域性、时代性比较强,等到过了那个时代,当时的公共记忆已经消逝,这个文本的传播力就会相应受限。

《东方快车谋杀案》剧照。

如今,阿加莎·克里斯蒂养活了一个产业链,源源不断的影视剧改编自她的小说,光是我看过的,就有《大侦探波洛》系列、由英国 ITV 出品的《马普尔小姐》系列、克雷格·比贝洛斯导演的《无人生还》、上海译制片厂配音的 1978 年版本《尼罗河上的惨案》、1974 年《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等。这几年,肯尼思·布拉纳戏瘾上升,自导自演,但与其说他演的是波洛,不如说是更胖的 007 混合福尔摩斯。

波洛是怎样的人?他是一个看起来有点狡黠的胖子,冷幽默、穷讲究,跟三教九流相处得来,又有一股松弛感,宛若大智若愚的通透人。相比之下,肯尼思·布拉纳把波洛演得太正了,彼得·乌斯蒂诺夫珠玉在前,人们心目中的波洛,终究还是后者那模样。

肯尼思·布拉纳在《尼罗河上的惨案》中饰演波洛。

回顾荧幕,彼得·乌斯蒂诺夫是一代人心中的波洛,大卫·苏切版本的波洛系列、杰拉尔丁·麦克伊万的马普尔小姐探案,多少也算尽心诚意。青春期的时候,我喜欢拿波洛和马普尔系列打发时间,一边用手机放,一边不影响我电脑打字,因为这两个系列的节奏都很日常,不是那种特别紧的,而是闲庭信步,松弛得很。

这种松弛感,可能也是大家为什么喜欢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原因。松弛、缜密,讲一个精彩的故事,阿加莎如果活在今天,可以自己整一个侦探宇宙。在她的小说里有一种松弛感。不苦大仇深、不教育读者,只是讲一个故事的松弛。

阿加莎是讲故事的高手,她的武器库里有上百种兵器,每一篇小说,就是她展示兵器的形式,犹如老师傅打拳,不花哨,每一拳又都在恰当的力道。

阿加莎的小说是城市市民的消遣,她尊重人们对隐秘的好奇、对逻辑的讲究,她领着读者逃离沉重现实,暂时在侦探世界喘一口气,跟波洛旅行兼探案,听马普尔小姐小幽默和小刻薄,蓦然回首,发现阿加莎写的不是罪案,而是生活的真相,是关系、情感与人心。

《无人生还》剧照。

《无人生还》是阿加莎小说里特别的一部。这部小说的气质就像英国的天气,阴冷、多雨,蔚蓝色的大海上是苍凉的月光。《无人生还》也是惊悚小说的典范,和《罗杰疑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相比,《无人生还》的重点不在于如何严丝合缝的逻辑推演,而在于恐怖氛围的营造、作者对于人际关系的洞察。

小说的升华之处在于案件与古老童谣的对应,“十个小兵人,外出去吃饭。一个被呛死,还剩九个人。九个小兵人,熬夜熬得深。一个睡过头,还剩八个人。八个小兵人,动身去德文。一个要留下,还剩七个人……”

一个凶手就藏在我们之中,可是人们又相继死去,每个人都有一段罪恶之事,内心的重负让他们互相猜忌。这种悬疑模式古老而迷人,击中的恰恰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海面下的冰山。

《尼罗河上的惨案》剧照。

又比如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一群人,怀着各自的动机齐聚到船上,这种陌生与谎言的张力,随着叙事推进,一个个小的疑惑被解开,最终大的罪恶暴露在阳光之下,可却没有十恶不赦的坏人,凶手动机符合人性,这是阿加莎尊重读者智商的体现。

今人说到情感流写法,常会想到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和《嫌疑人 X 的献身》,一个人守护另一个人,屡试不爽,我最近读到郑执的《生吞》,也是这种模式。其实早在一百年前,阿加莎就探索了这种爱人共犯的写法,《尼罗河上的惨案》就是例子。

女性侦探

说到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是那个年代、为女性侦探留下一席之地的作家,在她的推理世界里,女性不再是佣人、妈妈、舞女、艺伎、儿童,女性也可以是独立思考的侦探、勇敢捍卫正义的人。

《马普尔小姐探案》第五季剧照。

她的小说一改男性侦探小说常见的“仙女”形象,塑造了许多更为立体的女性人物,尽管还有时代的局限性(比如仆人和舞女一类的形象依然符号化),但在马普尔小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作家对于女性智慧的尊重。

所以,阿加莎的诀窍是,老老实实讲一个精彩的故事,又在故事中窥见生活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阿加莎是最古典的那类小说家,她继承的是说书人和听故事的传统,她的贡献并不在于语言和风格上的创造,而是在于为侦探小说、悬疑小说乃至恐怖小说提供了大量精彩的故事范本,用教科书般的案件设计,为后世小说家提供绝佳的参照系。她是类型小说的开拓者,也是小说家面前的高山,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在其后书写推理小说的人,都应该感谢阿加莎·克里斯蒂。

来源:知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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