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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孤身一人代表祖国参加北京冬奥会的运动员,都有着怎样的故事?

作者 / 潘志立

从某种角度来说,北京冬奥会堪称冬季服装展销现场,但上身一丝不挂只涂了一身油的美属萨摩亚代表队,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眼球,他们沿袭了汤加、瓦努阿图等太平洋岛国的光荣传统,完美诠释了“less is more”的美学原理。而他们 less 的不只是服装,还有队伍的规模——这位光膀子举旗的壮士,是美属萨摩亚唯一的参赛选手,就在半年前,他刚参加完夏季奥运会的男子百米跑。

夏奥会上就是这个造型了

在奥运赛场上,类似的小国尤其多,除了参赛人数一只手就能数过来之外,这些小国境内往往不积片雪,连一块平整的冰场都没有,但他们依然派出了冬奥代表团,可谓是“重在参与”精神的最佳代表。毕竟美属萨摩亚此前最出圈的体育新闻,是被澳大利亚男足灌了个 31-0。

例如首个参加冬奥会的热带国家哥斯达黎加,在参加了五届夏季奥运会之后,他们于 1980 年第一次踏上冬奥舞台,阿图罗 – 金奇是唯一的参赛选手,他参加了高山滑雪的男子速降和大回转比赛,金奇在男子速降中滑到 41 名,而在难度更高的大回转比赛中,他甚至没能滑过首轮。

当然这也在人们的意料之中,金奇原先是名足球运动员,他在休赛期接触到滑雪这一运动,起初是想保持体型,但踏上雪场的金奇好像打开了新世界,他花费两年时间说服官方,成立了哥斯达黎加滑雪联合会,并由自己出任主席。金奇一共参加了 5 届奥运会,一直滑到 2006 年的都灵。

哥斯达黎加滑雪协会主席金奇爷爷

2006 年,还有两个月就满 50 岁的金奇依然是哥斯达黎加唯一的参赛选手和开幕式旗手,陪同他的有几位哥斯达黎加官员、一位医生、一位按摩师和他的未婚妻。26 年来,参加奥运的差旅和训练费全由他个人支付,单是这一趟都灵之行,金奇就要自掏 15000 美元。不过金奇显然有更重视的目标:“在 1980 年,我只是第 41 名,但在 26 年后,我滑出了自己的奥运最好成绩。”身处都灵的金奇还有两个月就满 50 岁,他的笑容充满了皱纹与自豪。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埃塞俄比亚的罗贝尔 – 雷马里安,同样是独苗选手,雷马里安也凭一己之力成立了本国的滑雪协会(为了凑人数,他还拉上了自家兄弟)。而出生于泰国的普拉瓦特本职是计算机教授,但他出于对滑雪的热爱,同样说服了泰国政府,成立了冬奥委员会,让自己作为泰国代表团的唯一选手,参加了盐湖城冬奥会。

泰国计算机教授普拉瓦特

这样的选手往往有着丰富曲折的职业经历。关岛独苗班克特参加了 1988 冬奥会的冬季两项比赛——碍于髋部骨折,他直到冬奥会开始前 4 个月才进行滑雪训练。最终,38 岁的班克特在 10 次射击中脱靶了 8 次,72 名选手中排名第 71 位。

而斐济独苗罗哥亚瓦,则是在奥斯陆读电子工程专业时学会了滑雪,他代表斐济参加了两届冬奥会。到 21 世纪初罗哥亚瓦退役后,斐济人又有了更多想法:他们发布了“招募广告”,邀请热爱滑雪的年轻人加入国家队,刚满 20 岁的劳伦斯 – 托马斯看到广告,报名入队。于是斐济续上了冰雪传承,一位定居斐济的瑞典商人提供全额资助,最终劳伦斯最终在男子大回环项目上获得了第 55 名,刷新了斐济在冬奥会上的最好成绩。

斐济滑雪祖师爷罗哥亚瓦

对这些见不到雪的小国来说,参加冬奥的最快途径就是找一位喜欢滑雪、有本国血统的选手,让他们参加高山滑雪的比赛。高山滑雪之于冬奥会,就像田径之于夏奥会一样,都是参赛门槛最低的“大众项目”。理论上,只要你滑过雪,还能获得这些热带小国的国籍,那你也能参加冬奥会,甚至有机会成为旗手。

不过代表这些国家参赛,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埃及选手埃尔 – 里迪就是典型。他在父亲的指导下成了滑雪爱好者,18 岁那年,里迪被选为埃及代表团成员。作为唯一的运动员,里迪除了刻苦训练之外,还进行了精神意志的特训——他在埃及找了个满是蛇蝎的洞穴,在里面待满了 40 天。虽然这并不妨碍他在男子滑降赛中排名倒数第二、在男子大回转比赛中摔倒出局,但这份略显尴尬的成绩,依然是他和埃及的冬奥记忆。

蝎子洞里修行的埃及先知里迪(左)

而马达加斯加的冰雪独苗马蒂厄则背负着更宏大的使命: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这个非洲岛国。他的兄弟经营着一家非盈利组织,通过这种方式支持马蒂厄前往都灵参赛。在奥运会的男子大回转比赛中,马蒂厄的水平肉眼可见地进步,总成绩排名第 39,高于中国选手李光旭和一名吉尔吉斯斯坦选手,以及其他三十多位没有完成比赛的选手。

塞内加尔选手拉明 – 盖耶的经历则要沉重一些,1984 年,盖耶作为塞内加尔独苗和首位冬奥选手,参加了萨拉热窝冬奥会。他是第一名参加冬奥会的非洲黑人——本来这一纪录可以由 1960 年的南非打破,但南非当时尚处于种族隔离期,他们派出的都是白人。

初次抵达奥运村的盖耶兴奋不已:“就像第一次到访迪士尼的孩子一样。”在这种掺杂了黑色、白色和血色的历史背景下,盖耶参赛的象征价值就扩张到了无穷大,他在冬奥会上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作为塞内加尔的旗手,他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最大的代表团之间入场。

但唯一对盖耶不友好的是项目本身,盖耶参加了男子速降和大回转两项:“在塞内加尔,我们没有‘下坡’这个词,因为我们那就没有山。我害怕极了,几乎要吐了。”不过盖耶还是坚持赛完了全程,四肢完好地接受了赛后采访,“看来我已经充分测试了冬奥会安全措施,可以这么说,这些措施都是有效的。”

不会下坡的盖耶,多年后,他写了一封气势恢宏的公开信给时任奥委会主席罗格,怒斥冬奥会削减非洲参赛选手人数的行为是“歧视”

除了这些“一人成军”的队伍之外,朝鲜也曾是冬奥会上的一朵奇葩。早在 1964 年,朝鲜就首次参加冬奥会,出人意料的是,朝鲜并不是打打闹闹,而是有备而来,速滑选手韩弼花获得了女子三千米银牌。无论是参加冬奥会的时间,还是获得奖牌的时间,朝鲜都抢先了隔壁“老大哥”一大步。

当然,这也是朝鲜队和韩弼花本人的出道即巅峰——除了这枚奥运银牌,朝鲜在单项大赛的最好成绩“只有”第三名。而朝鲜队史的第二枚冬奥奖牌,则要等到 28 年后了。

朝鲜“银盘之花”韩弼花,她的哥哥韩弼盛在战争期间被留在了南方成了韩国人,两人直到 1990 年札幌亚东会才重新相见

另一支“小国家创造大新闻”的队伍是 1988 年的牙买加雪橇队。这是牙买加首次参加冬奥会,擅长田径的他们没有选择高山滑雪,而是在美国企业的资助下选择了双人和四人雪橇。四名选手全部来自牙买加国防军,他们在两人项目中排名第 30,在四人项目中因为撞车落到最后一名,但这群年轻人依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转播方甚至全程转播了他们的四人雪橇比赛。1993 年,以牙买加雪橇队为原型的电影《冰上轻驰》上映,也算一段传奇。

但也有不那么小的国家,在冬奥会上反向出名,葡萄牙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坐拥一千万人口,却只在 1952 年派出了一名高山滑雪选手参赛。似乎是觉得这名选手倒数第六的总成绩不理想,抑或是对冬季运动不感冒,葡萄牙整整 36 年都没派出冬奥代表团。1988 年,葡萄牙派出了五名选手,参加钢架雪车项目。此后,葡萄牙代表团的选手数量从没超过 2 人,本届北京冬奥会,葡萄牙派出了规模惊人的 3 名选手,创造了 34 年来的新高。

后面负责壮声势的,是葡萄牙的教练和保障人员

不过这些国家的运动员至少都在冬奥开幕式上亮过相,而与美属萨摩亚的壮士相映成趣的是,美属维尔京群岛代表队同样只有一名运动员,但这位选手因为新冠阳性,无法出席开幕式,不得不由冬奥志愿者代行旗手一职。

在这个体育政治化、政治娱乐化的时代,人们总想寄情于一些纯粹的东西。或许,从这些冬奥小国和独苗型选手身上,我们才能感受到最纯粹的体育、梦想和热爱。就像北京冬奥会的火炬塔,火焰虽小,但汇聚的是全世界的一片冰心。

来源:知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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