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时代，大清如何由盛转衰？

策划：邓玲玲

脚本：山鸦

编绘：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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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聚焦：乾隆帝真的对西方一无所知吗？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致英吉利国王书》

这段文字，出自乾隆皇帝交给英国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回信，由马嘎尔尼使团带回英国，经常被拿来证明 “十全老人” 的愚昧于自大，以及其对英国的不了解。与之相应，老皇帝对跪拜礼仪的偏执，似乎也成了英国使团外交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结合其他记载，这种 “傲慢”，只是乾隆帝对英态度的一个侧面，而非全部。现存档案中，乾隆帝本人曾这样讲：

“若该贡使于进谒时行叩见之礼，该督等固不必辞却；倘伊等不行此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之勉强。”——《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此段廷寄，发布于英国使臣抵达天津前后。大意是：“英使如果愿意跪拜，那当然很好；若不愿意跪拜，官员们也不必勉强，顺着英国人的风俗就好。”

如果照此，“跪拜礼” 纠纷本不该发生。一些学者认为，纠纷的根源，或不在皇帝本意和英使本身，而出在皇帝与清朝大臣们的关系上：若英国人跪下来，迎接 “贡使” 的大臣必然有功；加之乾隆帝平素 “圣意难测”，臣僚们也难免会处事保守，以免老皇帝变卦。为了讨取乾隆帝的欢心，臣子们还提前吹了牛，声称英夷 “倾心向化”。然而，随着会面临近，官员们越发瞒不住了 —— 才有了这出闹剧。多年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的礼仪纠纷，也与此如出一辙。

“傲慢” 之外，乾隆帝对英使，还有另一重态度：重视，警惕。

会见英使，并非乾隆帝第一次接触西欧人或英国人。明朝后期以来，一直有西洋人在钦天监供职，他们与清朝皇室交往密切：顺治帝曾在德意志人汤若望的教堂里过生日，亲切称呼汤为 “玛法”（满语 “爷爷”）。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历仕康、雍、乾三朝，乾隆帝在做皇子时，就与这位 “洋大臣” 不无交往；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他更以皇帝之尊亲自为郎世宁操办 70 大寿，足见二人关系密切 —— 西洋臣子陛见必然行礼，乾隆帝焉能相信 “洋人的腿不会打弯”？他曾向法国设计师蒋友仁（米歇尔・伯努瓦，Michel Benoist），详细询问过西欧各国概况，尤其关心俄罗斯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以及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情况。乾隆帝从蒋友仁手中得到一份世界地图，他对地图上远离欧洲的 “新荷兰”“新西班牙” 很感兴趣 —— 这正是欧洲殖民者剑与火的掠夺后，烙印在新大陆上的疤痕。

英国人与中国人的直接接触，或始于明崇祯八年（1635 年）英国商船 “伦敦” 号抵达澳门。仅仅两年后，另一批英国商船就与明军发生武装冲突；英人还杀掠了珠江沿岸的中国村镇。明军称这支英国人为 “红夷”—— 似乎将其与荷兰人相混淆。这种错误认知延续到清代，清人也一度认为英国是荷兰的属国。而乾隆帝的 “英国印象”，至少可以追溯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英商人洪仁辉（詹姆斯・弗林特，James Flint）违背 “一口通商” 旨令，强闯宁波、天津海关控告清朝官员之事 —— 显然，这不会给乾隆帝留下什么美好回忆。

看到英王乔治三世的国书后，乾隆帝曾发布上谕以整饬水师。其中明确指出了英国人的潜在军事威胁：

“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 即如宁波之珠山等处海岛，及附近岙门岛屿，皆当相度形势，先事图维。毋任英吉利夷人潜行占据。”——《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除了对沿海的布防外，乾隆帝对英国人在内陆边疆的活动，也有所察觉：征讨廓尔喀的清军将领福康安，曾向清廷禀报，一支名为 “第哩巴察” 的势力，出现在廓尔喀以西，或有觊觎西藏的图谋。英国使团到访后，乾隆帝曾派在锐健营中担任佐领的 “降番”（廓尔喀俘虏）观察，确认了 “第哩巴察”（“噶哩噶达”）正是 “英夷”。这位廓尔喀军官，还向乾隆帝介绍了英国人在南亚次大陆耀武扬威的情形：

“其人最为强横暴虐，人皆怨恨，称为‘披楞’，犹言恶人…… 廓尔喀王子亦因噶哩噶达（英国）强悍，常遣人往彼馈送物件。”——《清通鉴》

由此，乾隆帝对英国更加警惕，这也是后来使团遭到冷遇的原因之一。

可惜的是，乾隆帝乃至彼时整个清朝，对西方的警惕也仅限于此了。英国人则显然技高一筹 —— 这次不愉快的外交活动后，马戛尔尼使团，在离京沿途对清帝国进行了一次细致的调查，从武器装备到水文地理、风土人情，乃至流行歌曲，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 —— 对于已经饱掠了北美、印度等地的 18 世纪英国人而言，以显微镜般的视角窥探一个异质文明，再找个说辞进行一场 “冠冕堂皇” 的战争 —— 哪怕是贩毒战争，早就是轻车熟路了。

回首近代的不堪过往，时常有国人感慨，若清廷与英通商，历史的轨迹可能会改变；亦或是将这口锅扣在乾隆一人身上。但这历史演进的轨迹，恐非如此简单就能撬动 ——— 自从 16 世纪麦哲伦环球航行后，任何东方古国，都不难找到西洋人的身影：他们或是明清皇帝的钦天监正，或是印度宫廷的包税商，抑或奥斯曼帝国的技师、缅甸王家的军械工、东非君主的雇佣军。可几个世纪后，当西洋人乘坐铁甲舰，用击发枪和后膛炮为所欲为时，这些古老文明中，又有谁逃过此劫？

18 世纪的东亚文明圈内，不仅清廷 “一口通商”，李氏朝鲜与日本德川幕府都在施行 “海禁”“锁国” 等贸易管制。相对开放的越南，一度与欧洲交往深入，广南阮氏还借助法国势力改朝换代，将太子送往巴黎；鸦片战争前夜（1830 年代），国王阮福晈主持下，还曾效法英美的海战技术，引进西方蒸汽机船。然而 “黑船来航” 之际，越南非但没能摆脱悲惨的命运，还举国沦为殖民地，只能倚靠在宗藩体系内向清廷呼救；倒是锁国已久的岛国日本成了一匹黑马。可见历史发展的轨迹、走向，并不是仅从几个因素就能断定的。

英使团离开后半个世纪，道光皇帝在《南京条约》上屈辱地盖下了玺印。不知彼时，他可否会想起祖先立下的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