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司马懿
假传圣旨在汉朝有个专门的罪名,叫矫制。光《史记》和《汉书》里有名有姓的就能数出一串。更有意思的是,汉朝人对这个罪的态度,和我们今天想的很不一样。
矫制不害
今天我们会下意识觉得,假传圣旨是不问缘由的死罪。但是张家山汉简里吕后时期的律文是这么写的:
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
也就是说,假传圣旨造成了危害才杀头,没造成危害就罚点钱。定罪看的是后果。汉朝的皇帝们在这一点上很开明,干脆就不鉴别,事后追溯。比如汲黯,汉武帝派他去河内看火灾,他回来汇报说:
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
火灾没什么,我路过河南看到灾民在人吃人,就拿着您给的节开仓放粮了,现在来领假传圣旨的罪。武帝的反应是「贤而释之」,还给他升了个县令。
汲黯做的是好事,后果也小。那么后果大的呢?元帝时,陈汤和甘延寿在西域想打郅支单于,甘延寿想先上奏请示,陈汤说:
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
朝廷一讨论肯定黄,于是趁甘延寿生病,自己假传圣旨调了西域各国的兵。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出自这次矫制之后的报捷奏疏。仗打赢了,朝廷却吵了起来。石显、匡衡的意见是:
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渐不可开。
假传圣旨没杀你已经是运气,再封侯,以后出使的人都要学着赌一把。他们反对的是封赏,至于杀不杀,没人觉得该杀。最后元帝还是封甘延寿为义成侯,陈汤为关内侯。在这之前,冯奉世矫制发兵平了莎车,萧望之用同样的理由反对,宣帝就没给他封侯。可见汉朝朝廷真正有争议的,是赏了以后人人效仿,至于矫制本身,有功就可以不问。
当然汉朝矫制也不是说没有风险。武帝时博士徐偃出去巡视风俗,假传圣旨让胶东、鲁国自己煮盐铸铁。张汤弹劾他「矫制大害,法至死」,徐偃搬出《春秋》之义:大夫出了国境,只要能安社稷、存万民,可以自己做主。结果是「汤以致其法,不能诎其义」,法条上能定他的罪,道理上说不倒他。武帝只好让终军去辩,终军说:
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
古时候各国不通消息,形势瞬息万变,使者才有自己拿主意的道理;你在大汉境内巡视,哪来的出疆?徐偃理屈,服罪当死。
所以这个「害」还是「不害」,空间也很大。
那么当时的人怎么知道一道圣旨是真是假?答案是不知道。说白了,古代基本上就是靠着事后的追溯的威慑力。
汉朝验证诏书真伪最直接的办法是信物:诏书有玺印封泥,使者有节,调兵有虎符。但是信物只能证明这个人拿着信物。征和二年太子刘据起兵,「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又派人持节去调胡人骑兵。太子手里的节是真的,朝廷的应对办法很朴素:
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临时给节换个颜色,再派人追到军前喊一声:「节有诈,勿听也。」
还有一种情况没法验。东汉建宁元年,宦官曹节等人要对付大将军窦武,趁张奂刚从边疆回京、不明就里,「矫制使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围武」。诏书是从宫里出来的,玺印俱全,张奂照办,窦武自杀。张奂后来「深病为节所卖」,封侯也不肯要。假传圣旨的人如果就是皇帝身边的宦官,外面的人拿什么鉴别呢?
这就是事后追溯的局限,如果我大概率是事后的赢家,那么肯定是大胆的矫制。
不经凤阁鸾台
到了唐朝,法律变了。《唐律疏议》:
诸诈为制书及增减者,绞;未施行者,减一等。
口头假传也一样。定罪不再问有害无害,做了就是绞。不过唐律留了一个口子:
其收捕谋叛以上,不容先闻而矫制,有功者,奏裁;无功者,流二千里。
抓谋反叛逆的人,来不及上奏而假传圣旨,有功的报皇帝裁决,无功的流放,免死。宋朝的刑统基本照抄唐律。同时,鉴别的办法也换了。唐朝的诏敕要中书起草、门下审核,再交尚书执行,每一步都有人签字。于是一道圣旨真不真,主要看它走没走完这套流程。武则天时,宰相刘祎之被人告发,武则天派人拿着敕书去审他,刘祎之看了说:
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
凤阁鸾台就是当时的中书、门下。这是很惊人的一句话:敕书确实是武则天本人发的,但在刘祎之看来,没经过中书门下,就不能叫敕。当然武则天不吃这一套,以「拒捍制使」把他赐死了。
宋初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例子。乾德二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一天罢相,太祖要拜赵普为相,问题来了:任命宰相的敕书需要宰相签署,现在一个宰相都没有。太祖说:
卿但进敕,朕为卿署之可乎?
我来替你签行不行?赵普答:「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翻了半天故事,找了挂着同平章事头衔的开封尹赵光义来签。皇帝亲笔签的反倒不合规矩。但是这只防得了外人。宋宁宗去世当晚,史弥远把皇子赵竑挡在外面,另立了理宗,宋史里直接写「皇后矫遗诏」。管中书门下这一套流水线的人和皇宫大内联合造假,照样没人敢说什么。
皆斩
到了明朝,皇权更进一步,律文更干脆。《大明律》:
凡诈为制书及增减者,皆斩。未施行者,绞。
另有一条「诈传诏旨者斩」。唐律里「有功者奏裁」那个口子没有了。不过即便到这时候,罪也只到本人,诛九族是谋反大逆的待遇,假传圣旨够不上。
法条收紧了,实际操作中皇帝还是在权衡。崇祯二年袁崇焕杀毛文龙就是这样。袁崇焕有尚方剑,但毛文龙是一品大帅,自己也有尚方剑,杀他本该请旨。袁崇焕在双岛历数毛文龙十二条罪状之后,是这么做的:
乃顿首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
袁崇焕自己也清楚,事后上奏说「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谨席稿待罪」。崇祯的反应,《明史》写得很传神:
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
吓了一跳,但是人已经死了,辽东还要靠袁崇焕,于是下旨表扬。这和汉武帝对汲黯的「贤而释之」是一个逻辑,只是这个时候没有法条给他兜底了。半年后后金兵临北京,却虏三师傍帝城,袁崇焕下狱,「专戮大帅」被翻出来成了罪状之一。
所以从汉到明对假传圣旨的宽容度,也能看出皇权集权的步伐。汉朝相对粗犷豪迈,有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的感觉,把「有功可以不问」明明白白写进律里;但是后世的皇帝开始慢慢的收紧,到明清基本上就是假传圣旨就是死罪,就算还没来得及施行,也是绞刑。
来源:知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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