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朝之后，西安很难再成为首都？

作者 / 喻以流年

这个问题所讨论的核心，其实在于：

关中的地利。

近些年来，各地复古成风。大家在介绍本地山川时，都喜欢标榜自己这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并从史书的角落里翻检出“得 XX 者得天下”的说法，作为论据。

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地方都担不起这么重的 title。

除了“关中”。

这个地方，在中华民族的第一个千年当中，计有秦、西汉、前秦、北周、唐等朝代，都是以它为基础，进而问鼎中原的。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第一个千年之中几乎所有重大朝代的兴衰，确实都与它息息相关。

但为什么，之后却不是了呢？

要想回答这一“失”，我们还是得先从它的“利”说起。

首先要来确定一件事：一场战争中，最底层的考虑是什么？是胜利吗？

并不是。

答案是，不要败。

很多热血青年可能会觉得这个答案实在不尽如人意，打仗就要打赢啊，不败算什么追求？！

但你若是换一个场景，这就好理解了：你跟别人去茬架，当然是想打赢的。但如果打不赢也就算了，最起码别被人给打死了。

你牛逼哄哄的一个人拿着一把砍刀就去了，然后发现对方有十几个人，每人都抬着一门火箭炮要凸凸你。这个时候，不管你再怎么血气方刚，或者义愤填膺，扭头跑就对了。

没有人会笑你怂，你自己也会觉得自己这叫机智谨慎，好汉不吃眼前亏。毕竟安全第一，留着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只要能把命保住，回头就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一样的道理，两国开战，能不能获胜也尚在其次。最根本的考虑，一定是千万不能大败，尤其是那种颠覆性的大败。

为什么诸葛亮当年北伐的时候那么小心谨慎，也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诸葛亮手中的几万军队，已经是蜀国的全部实力。万一遭遇大败，全军覆没，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在认同了这个逻辑之后，我们也就可以来谈关中得天独厚的优势了。

先上地图，请一定放大查看：

关中平原以长安为中心，南倚秦岭，渭河从中穿流而过，四周群山环绕，有天然的地形作为屏障，易守难攻。

向东，只有崤函古道通往中原，而古道东端的关隘，就是天下闻名的函谷关（东汉以后，于古道西端设置潼关，函谷关逐渐废弃）。

也就是说，以关中的势力向东争霸天下，就基本上不用担心后方的问题，只需要派兵守好函谷关（或潼关）即可。如此，便能最大限度地将可以调集的资源和兵力送往前线。

而即便是前线大败，败军退回，那么闭函谷关自守，也足以依靠地利抵抗，稍作喘息，以图再聚实力。

赢了，我通吃；败了，我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这就是所谓的“关中形胜”。

关中的地形，不在于能让一个势力在战争中占尽先机，百战百胜。但是，它却能够以最大的可能，防备颠覆性的失败。

相反，如果没有有利的地形做保障，那么任何军事集团在做调动部署的时候，都必须先考虑防御问题——尤其是在群雄混战的年代，很有可能大军在前线作战时，后方已被别人攻占，满盘皆输。

而若有了这层顾虑，即便自身所能调集的资源很多，但真正能投入战场的，也就相对有限。

这种时候，再对比关中，就不难看出它这种有保障的形势战略意义有多么巨大了。它不仅意味着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资源，还意味着失败了还能反复重来。

一方是通过地利，积攒起重大优势；另一方却处处布防，而且提防的还是大败，对比之下，高下立判。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在这一点上，关中地势完美地帮助割据势力解决了“不可胜”的前提。

回顾历史，这样的例子从不鲜见：

战国时，秦人曾几次被关东六国联军击败，但却依靠着函谷关天险，将敌军阻止在了函谷关前。

前秦灭亡一百多年后，北周与北齐争霸中原，上演的也是类似故事。最初，关东的北齐实力占优，北周曾先后几次大败。但最终，却是西方的北周攻灭东方的北齐，统一了北方。

前秦的经历也与此相类。

趁着后赵衰败，前秦和前燕分别在东西方崛起，一样是东方的前燕被灭，西方的前秦统一北方。

这其中，关中的地利之便，功不可没。

写到这里，不妨再将其他的“兵家必争之地”拿出来做一个对比。

先上地图，请一定放大查看：

若要论地势的险要，山西与四川盆地都类似于关中的易守难攻。但再一深究，两者又都有硬伤：

山西号称表里山河，以山河为固，但不利之处在于腹地太小，仅有汾河沿线狭长的平原地带，很难支持大规模的实力累积。

四川盆地的问题，则是走到了另一个反面上去：成都平原足以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但蜀道实在太险，不止对于敌人，也对于己方。诸葛亮当初便饱受其害，北伐时运粮之难可见一斑。

而且，四川盆地还有一个更大的硬伤：位置。历史上，四川盆地长期远离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想以此为根基争霸天下，实在是有些鞭长莫及。

如此对比下来，只有关中平原完美地避开了这些缺陷：郑国渠修筑以后，关中沃野千里；其本身，又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

一旦占据并耕耘于此，只要不出大错，基本上都能进兵中原，鼎定天下。

然后再来回答疑问：

关中既然如此重要，那为什么还是没落了？

自唐代以降，关中的地位日益衰落，不再复有昔日的汉唐荣光，这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他答案也从很多方面做了回答，这里仅稍作列举。

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关中平原的生态已经被破坏殆尽。

历代经营关中，伴随着的是大范围的伐木伐林，这致使关中的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自秦以后的一千多年间，关中平原由于过渡开发，从沃野千里成了贫瘠之地，八百里秦川再也无法供养起伟大帝国的首都。

这一问题，在唐代其实既已出现。唐太宗以后，从唐高宗至唐玄宗，期间朝廷经常性的搬到洛阳。背后原因，就是因为关中的自有产出已经不足以支撑朝廷的巨大支出。

至武则天时期，甚至迁都于洛阳，其背后的考虑，也是在于关中日渐窘迫的产出。

这还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更大的背景，还在于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发生了转移。

自周代以来，以长安和洛阳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所在。但到了两宋之交，开始发生迁移：

首先 ，经济重心南移，从传统的中原之地转移到了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

其次 ，军事重心北移。两宋以前，对中华文明形成威胁的外族一般来自于西北，但自两宋以后，东北方向的异族形成的威胁更大。

在此前提下，以长安为标志的关中平原，已经彻底失去了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意义。再加上生态系统的破坏，衰落在所难免。

这个过程，持续千年。

感兴趣的，可以去查查看西安城的规模变化——现在的规模、明代的规模、唐代的规模，期间萎缩，一望便知。

这背后，体现的既是西安这座城市的自身兴衰。同时，更是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转移。

明代的西安，已经只是关中平原财富物资的集散地，不复大唐时万国来朝的盛景。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后期，陕甘总督驻兰州，这个基于军事目的的考虑，更让西安倍显尴尬。

而中华文明核心的转移，也构筑了今日中国之格局。

自元代大统一以来，政治中心于北京已经近七百年，如果以统一王朝来计，那么这个时间甚至已经超过西安，位居古都之首。

至于经济中心，则一直在太湖平原。此地如今以“长三角”之名更为人所知，其核心城市从杭州、南京、苏州、扬州，至于今天的上海，其实也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传承。

至于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分离，则是通过千里转运来解决的：

也就是大运河的出现。

很多人以为如今的“京杭运河”，还是当年隋炀帝修的大运河，但事实并非如此。

隋大运河的核心是洛阳，往北以永济渠勾连涿郡、洛阳；往南经通济渠、淮水、邗沟、江南河至余杭。

但到元朝时，随着经济和政治重心的转移，为使南北相连，朝廷截弯取直，把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大运河，改为从大都至杭州的纵向大运河。

这个改变，既是中国经济政治版图改变的体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改变。比如，大运河的繁荣，带来了沿河码头的兴盛。山东的临清、江苏的淮安，皆是如此。

当然，其中更为鼎鼎大名的，则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扬 州 。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历史上，扬州作为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这种繁华曾持续了上千年之久。

但隋大运河给扬州带来一千多年繁荣的同时，也消无声息的为扬州的衰落埋下了伏笔。近代以来，海运兴起，河运衰退，上海取代扬州，一跃成为最大的城市。而随着津浦铁路的贯通，大运河更是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失去了作用。

扬州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直至于没落无闻。

如今，它只是江苏省内一个很普通的地级市。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再也没有可能恢复当年的地位。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

说的有些远了，还是再绕回来总结吧：不论西安，亦或扬州，再或者别处他乡，当我们讨论一座城市的命运时，不能只关注他自身的发展，而更要放到历史的进程中去考虑啊。

回答完毕。

来源：知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