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上樊哙生吃了一个彘肩（猪前腿），为何没有感染细菌寄生虫等？

作者 / 特蕾西娅

首先，他大概率没吃生肉。

第二，就算吃了，他当场也不会有任何事。

最后以樊哙所处的年代，他身上本来就百分之百有寄生虫，他吃不吃那块肉，未必改变得了什么。

清乾隆年间，一名叫梁玉绳的学者读《史记》读到鸿门宴这里，停了下来。他在《史记志疑》里提出过一个疑问：彘肩不可生食，而且这块肉要么是厨房刚端上来的，要么是从席面上撤下来的，怎么会是生的呢？

他说得有道理，但是更关键的证据在《史记》自己身上。

在同一部书里，樊哙还有一篇本传，写的是同一件事，但那里只说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皆尽。没有生字，《汉书》抄这一段的时候也没有生字。

也就是说，生这个字在司马迁笔下只出现过一次，出现在全篇故事性最强的一幕中。

于是后世有了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这是传抄之误，原字可能是全，指一整条没切开的腿；有人说军帐里烤肉粗糙，外面焦了里面还红，所谓生是半生；也有人说那条猪腿就是生的，说项羽就是故意的，故意端一块生的上来，看你敢不敢下嘴。

好，现在退一步，假设他真吃了生的。

细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一头健康活猪，深层肌肉基本是无菌的。

生肉之所以会变得危险，往往是因为屠宰时肠道破了，体表的东西蹭上去了，然后切开之后在案板上放了太久，军营里是现杀现分，一条腿从猪身上卸下来到进樊哙的嘴，可能不到一炷香时间，这跟现代冷柜里躺了三天的排骨完全是两回事。世界上那些至今还在吃本地生牛肉的地方（不是城市吃的），很多靠的是同样的道理。

而寄生虫古人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在以前绝大多数人都实际都是带虫生活的。

猪带绦虫从被吃下去到长成成虫，需要两三个月，长成之后，它会在你的肠子里可以一住数年，绝大多数时候你是什么感觉都没有，只会偶尔感觉胀气、乏力，有时候如厕时能看见一小截白色的东西。

它在你的身体里是个安静的房客，你不去查几乎就永远不知道它在。

所以樊哙在宴席上没出事，和樊哙没被感染，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史记》记的是他有多猛，不是他的体检报告，他后来活到公元前 189 年，比刘邦还多活了六年，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肠道绦虫本来就不怎么杀人。

到这里，这个问题应该算是答完了。

但是题主之所以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现代的我们默认了一个前提：正常人身上应该没有虫。

但是这件事情在人类历史上能够成立，还不到一百五十年。

1972 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打开，出土了辛追夫人，解剖之后，人们在她的直肠和肝脏里找到了鞭虫卵、蛲虫卵和血吸虫卵；三年后，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座西汉墓出土了男尸遂，结肠壁和肝脏切片里是大量的日本血吸虫卵。

这两位都是列侯级别的贵族，吃穿用度是那个时代的顶配，他们照样一身寄生虫。

汉代的墓里还大量出土过一种陶模型，猪圈上面搭着厕所，人在上层方便，猪在下层吃。

这个设计在当时是效率的体现，这样就不浪费粪便，猪也省下了饲料，但它同时也是猪带绦虫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的天堂。人的粪便里带虫卵，猪吃下去长成囊尾蚴，人再吃猪，一个寄生虫的传染圈就此闭合，两千年不断。

所以樊哙到底有没有感染寄生虫根本不重要，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几个身上是干净无虫的。

这还只是中国的两千年，把历史再往前看，从人类诞生那一刻，寄生虫几乎就在一直伴随着我们而生，毕竟人是动物。

寄生虫学家把它们分成两类，一类是灵长类祖传的，一类是伴随着人类生活而加入的。

蛲虫和鞭虫属于祖传。它们跟着我们灵长类祖先的肠子一路走来，在智人还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猿类祖先身上安家落户了，伴随着我们从猿到人。

阴虱的故事则更离奇一些，基因研究推算，它大约在三百多万年前从大猩猩的谱系跳到了我们祖先身上。要发生这种事，两个物种必须挨得非常近，近到共享巢穴或者食物……

头虱住在头发里，体虱住在衣服里，两者从共同祖先分开的时间，理论上就是人类开始穿衣服的时间，算出来大约在十万年前上下，误差不小，但这是目前能拿到的最接近的一个数字。曾经人类学家为了搞清楚衣服的起源，翻遍了地层，最后居然是寄生虫提供了线索。

今天我们的主角，绦虫的来历超乎绝大多数人们意料，许多人可能认为绦虫来自于猪，可分子钟给出的人们染上绦虫的时间比驯化猪要早的多，早在任何驯化发生之前。

目前比较主流的推测是，我们的绦虫来自更新世的非洲草原，来自那些围着狮子和鬣狗吃剩的骨架抢肉的直立人祖先。

它先在人身上定居，等我们后来养了猪和牛，它才顺势把这两位也作为自己的宿主。

也就是说，猪身上的绦虫是我们传给猪的，就算樊哙那块肉里真有虫，祖上也是我们家的。

古代人类的寄生虫压力在有一段时间骤然减少，那是在刚刚走出非洲的时候。

钩虫的幼虫要在温暖潮湿的土里发育才能钻进人的皮肤，一场寒冷就能把它整条命脉掐断，冰期把一批热带的虫子留在了老家，往北走的那批人，身上的寄生虫感染确实轻了一些。

但是之后农业发展起来了，把人类和寄生虫之间的防护栏拆了。

定居这件事，在历史的角度看是文明的开端，从流行病的角度看则是人类第一次长期住在自己的排泄物旁边。

灌溉渠给了血吸虫的钉螺一个完美的家、圈养的牲畜提供了中间宿主、密集的人口提供了传播效率，而用粪便肥田，把这条链子最后一环也接上了。

于是我们能在埃及的木乃伊里能找到钙化的血吸虫卵，尼罗河那套让文明得以诞生的灌溉系统，同时也是血吸虫的高速公路。

在古埃及，血尿常见到几乎被当成成年男子身上的一件寻常事；冰川里的奥茨，肚子里有鞭虫卵；英王理查三世的骸骨被挖出来时，骨盆位置的土样里是蛔虫卵。

寄生虫从不区分王室、贵族和平民，它挑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在罗马身上体现得最淋漓尽致。

罗马人很讲卫生是常识，当时他们就有公共厕所、下水道、渡槽引来的活水、烧热水的公共浴场，还有专门规定街道不许堆粪的法律。

按理说，肠道寄生虫的传播应该因此受到打击。

剑桥的一位学者花了很多年，把罗马时期的墓葬、厕所沉积和粪化石一样一样查过去，结果出乎意料，鞭虫、蛔虫、痢疾阿米巴在罗马时期非但没有减少，还在缓慢上升。

他给出了一个非常朴素，让人无法反驳的解释，因为法律要求把粪便清出街道，那些粪便去了哪里呢？去了城郊的农田，变成肥料，然后变成菜，最后回到了饭桌上。

罗马的卫生系统解决了垃圾和排泄物的气味，却没有阻止他们回到饭桌上。

同一批研究里还有另一个发现，鱼绦虫在罗马时期突然遍布整个帝国，而在此之前的青铜、铁器时代，它的水平一直很低。

学者的猜测落在了一种叫 garum 的鱼酱身上。那是罗马人极爱的调味品，把鱼肉、盐和香料装进坛子，放在太阳底下慢慢发酵，全程不加热，做好以后封罐，沿着帝国四通八达的商路运往各地。

罗马人引以为傲的物流网络，成了鱼绦虫的免费航运。

这个故事在中世纪还有续集。

同一批人比较了剑桥当地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和普通教区居民的墓葬，修士的蠕虫感染率是 58%，普通居民只有 32%，这很难理解，因为修道院里有厕所区，有洗手的地方，穷人的破房子里什么都没有，感染率高的偏偏是修士。

很可能因为他们勤勤恳恳地用自家粪坑的东西给菜园施肥。

所以有没有厕所从来不是重点，重点是粪便有没有绕一圈又回到人们的饭碗里。

到这里为止，说的寄生虫都是些让人难受但不致命的种类，现在我们要谈谈寄生虫中的老大哥，虐原虫了。

疟疾对人类基因组施加的压力，强度在所有病原体里完全排得进前列，它留下的痕迹至今仍然写在很多人的血液里。

镰状细胞性状、地中海贫血、G6PD 缺乏症……全是疟疾留下的遗迹，它们的共同点是都让红细胞对虐原虫来说变得不那么好用，而疟原虫恰好住在红细胞里。

带一份镰状基因的人抗疟能力更强，带两份的人会得镰状细胞病，但是只要死于疟疾的人比死于镰状细胞病的人多，这个基因就会留下来，所以这些看起来像遗传病的东西在某些地区到处都是。

在显微镜出现之前，人类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我们能看见的只有那些自己爬出来的东西，比如蛔虫，绦虫掉下来的节片，从腿上钻出来的几内亚线虫，剩下的部分全靠猜。

隋代的巢元方对此就已经有了初步的推测，他在《诸病源候论》里写寸白虫，说它长一寸、色白，会一节一节地长，能长到四五尺，还指出这病和吃没烤熟的牛肉有关，那已经是一千四百年前的人凭肉眼和经验能到达的极限。

当然他也把桑树枝、白酒和生栗子一并算了进去，说明这个结论还只是经验和归纳，并不是理解。

对它的集中发现和突破集中在短短 200 年以内，而且几乎每一步几乎都带着点意外和荒唐。

1681 年，列文虎克拉肚子，顺手把自己的粪便放到镜头下，看见一群会动的小东西，那是人类第一次亲眼看见寄生性的原生动物，后来叫贾第虫。

1835 年，伦敦一个叫 James Paget 的一年级医学生在解剖课上发现尸体肌肉里有细小的白点，他一路追下去，找到了旋毛虫，论文发表的时候，署名是他的老师 Richard Owen。

1851 年，德国人 Bilharz 在开罗的解剖台上，从一具尸体的血管里挑出了血吸虫。

1850 年代，另一个德国医生 Küchenmeister 想验证绦虫的生活史，他找到一名死囚，在处决前给他吃下带囊尾蚴的猪肉，处决后解剖，找到了成虫，生活史确认了。

这件事今天读起来令人感觉毛骨悚然，但这确实是那个年代医学实验的普遍现象，有良心的用自己做实验，其余人用别人做实验。

1877 年，在厦门海关当医官的苏格兰人 Patrick Manson 做了一件当时看来很怪的事，他捉来叮过丝虫病人的蚊子，一只只解剖，然后在蚊子体内找到了正在发育的丝虫幼虫，这有力证明蚊虫可以成为人类寄生虫互相传播中的关键宿主之一。

这个观念本身比这个发现重要一百倍，后来几乎所有事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

二十年后，在 Manson 的指点下，Ronald Ross 在印度剖开一只按蚊的胃壁，看见了疟原虫。

1898 年，开罗的 Looss 在实验室里把钩虫的培养液洒到了手上。他没在意，过了几天，他的手上起了疹子，再过一阵子，他自己的粪便里出现了钩虫卵，他就以这样一种极其不体面的方式，证明了钩虫是从皮肤里钻进去的。

慢慢的，人类终于看清了寄生虫的真面目，知道了自己身上住着谁。

了解清楚以后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让当时的美国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产生了新的看法。

1909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南方发起了一场钩虫防治运动，在运动开始之前，南方人在美国全国的形象是懒散、迟钝、面色蜡黄、干活没劲、孩子上学也学不进去的，这套刻板印象在美国流传了几十年，进了小说和漫画。

调查结果出来，人们忽然发现南方大片人口感染钩虫。

这种虫钻进皮肤，最后定居在小肠上段，每天一点一点地吸血，量不大，但年复一年，人就慢慢进入了许多状态……慢性贫血是什么样子呢？乏力，注意力涣散，脸色发黄，干不动重活，孩子发育迟缓。

当时的报纸给它起了个外号，叫懒惰的病根。

一种肠道线虫，塑造了一个地区一百年的性格。

人类对寄生虫的化学反击来的非常晚。

2015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同时给了三个人，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为青蒿素获奖，另外两位是大村智和 William Campbell，他们从一株土壤里的链霉菌中找到了伊维菌素，这种药在治疗河盲症上卓有成效，再加上对付血吸虫和绦虫的吡喹酮，人类总算手里有了几件真家伙。

但是人类和寄生虫的相伴历史远远还没有结束，今天体内几乎无虫的健康状态也远远没有覆盖全人类。

土源性蠕虫，也就是蛔虫、鞭虫和钩虫，在今天估计感染着大约十五亿人，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弓形虫的慢性感染据估计覆盖全球约三分之一的人，包括很可能正在读这段话的你我。

疟疾在 2024 年造成了大约两亿八千两百万例感染和六十一万人死亡，比前一年还多了九百万例（2025 年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公布，我找不到），其中百分之九十五的死亡发生在非洲，而这些死者里，四分之三是不到五岁的孩子，青蒿素的部分耐药性正在扩散。

不过也有好消息。

几内亚线虫，古人叫它火蛇，它的幼虫藏在水里的微小甲壳类动物身上，人喝下去，虫在体内长一年，可以长到接近一米，然后从腿上或者脚上钻出来，钻出来的过程伴着剧烈的灼痛，人会本能地把腿泡进水里降温，虫就在这一刻把下一批幼虫释放进水源，循环再开始一次。

古埃及人对付它的办法是拿一根小棍，一天绕出来一点点，绕上几个星期，有人认为医神手里那根缠蛇的权杖，画的就是这件事。

1986 年，卡特中心接手根除工作的时候，全球二十一个国家每年约有三百五十万例。

2025 年，全球只报告了十例。

它很可能会成为继天花之后第二个被人类根除的疾病，而且将是第一个在没有疫苗、特效药的情况下根除的疾病。

故事已经讲到这里了，好像该在这里画上句号了，就像童话故事里王子和公主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但这个故事还有最后的尾声。

蠕虫在人体里住了几百万年，为了与人类长期共存，它们练出来了看家本领，让免疫系统别去理它，它们会主动分泌一些东西，把宿主的免疫反应往平静的方向调，好让自己安安稳稳在人的身体里住下去。

而人类的免疫系统，正是在有蠕虫的环境里发育定型的。

于是医学界就产生了一个假说。

发达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把蠕虫清得干干净净，而同一时期，过敏、哮喘、炎症性肠病、多发性硬化的发病率陡然上升，免疫系统失去了它在演化上一直预期存在的那个配重，就开始对花粉和自己的肠壁大动干戈。

这个假说催生了一种让人听起来像疯了一样的治疗方法，那就是给克罗恩病或者多发性硬化的患者服用猪鞭虫的虫卵。

我在这里必须诚实地说一句，这种治疗方法在机制上讲得通，早期的小样本试验也确实曾让人兴奋过，但是后来规范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大多令人失望。

它现在是一个精彩却没有兑现的想法，还不是能用的治疗，更不是你该去主动感染点什么的神奇理由，所以你读到这里别去真的尝试这种治疗方法，至少现在别去。

看完人科动物这 500 万年的历史，你会发现体内有寄生虫才是人们绝大部分时间里的常态。

它是背景音，是默认设置，是所有人都有因而没人觉得需要提起的一件事。

真正新鲜的、异常的、只存在了一百多年而且至今只覆盖了世界上一部分人口的状态，是体内几乎没有寄生虫。

我们之所以会对着《史记》里那三个字发出惊叹，觉得是樊哙的子孙吹牛逼，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小段时间里，对这段情节的惊讶本身，是一种非常稀有和年轻的奢侈。

至于樊哙，那顿肉他吃没吃出寄生虫，谁也不知道，司马迁也不在乎，以他的年代和地域，他身上大概率本来就住着几位，他从没在乎过它们，它们也从没在乎过他。

他们一起过了十七年，然后在公元前 189 年，一起结束。

来源：知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