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大妈：作为千年历史名城，开封为什么从清代开始就逐渐失去了名气？好像和千年历史名城十分不相配？这事要追溯到明末一起惨案。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这次围城从五月持续到九月，农民军采取”围而不攻、坐困城内”的战术，而城外援军也在朱仙镇之战中被李自成击溃。开封作为明朝在河南的重要据点，城内由河南巡抚高名衡、推官黄澍等将领指挥守城。围城期间，城中粮尽，出现”家家炊烟绝，白昼行人断”的惨状，甚至出现人相食现象。当时有一位开封人白愚，他亲历了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并做了详细的记录。其中许多细节，包括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现象，已被开封御龙湾遗址的人骨研究（包括砍削伤痕和烹饪痕迹）所证实，可见所言非虚。
总之，这么下去不是办法。而开封城北紧邻黄河，且黄河河床高于城池（“悬河”），一旦决口，低洼的开封城便首当其冲。这一地理特征成为双方都想利用、又都深受其害的关键因素。根据白愚的记录，开封守将高名衡、黄澍等在绝望中决定”决河灌贼”：
“（明军）从朱家寨决河……贼恨甚，亦于马家口顶冲处，直对北门，挖掘小河一道，引水灌汴。”黄澍把这个向周王朱恭枵汇报”倡决河淹贼之计”后，周王认为计划周密，赞成这个建议。
有了王爷的支持，明军决定在城西北的朱家寨附近决堤。因为李自成的营地就在城西阎家寨，从朱家寨决口，洪水自其营地一路而下，从护城堤外向南流，城垣处于缓冲地带，水到不了城根，能淹死大部分围城农民军，而城中平安无事。
听起来算个很周全的建议是吧？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负责协调黄河决堤事宜的是河南巡按御史严云京。他联络黄河北岸的明军，派总兵刘泽清等率军在朱家寨掘堤，企图水淹城外农民军。当时李自成的部队对黄河大堤一线有所放松，刘泽清不费吹灰之力就扒开了黄河大堤朱家寨段。但农民军发现后，为了反制并自保，立刻在附近的马家口（位于朱家寨上游不远处）也掘开堤坝，意图“以水灌城”或“以水拒兵”。
本来这俩口子就不远，到了九月十四、十五日左右，天降暴雨，黄河水位暴涨。本就被双方人为破坏的朱家寨和马家口两处堤坝，在洪峰冲击下彻底崩溃。两股洪水合流，直扑低洼的开封城，酿成了“水灌开封”的惨剧。
在汹涌的洪水下，开封城一片汪洋，连雄伟的周王府瞬间被淹没，波涛中仅能看到钟楼和鼓楼等高一些的建筑。全城数十万人口，存活者不足两万，开封东南一片泽国，达到了六七百里。
洪水退去后，整座城市被数米厚的淤泥覆盖，昔日的宫殿、街道、王府全被埋在地下，这也造就了今天开封“城摞城”的奇观，整个城市的地基和基础设施被彻底抹平。清代虽然重建开封，但那是“平地起高楼”，相当于另建一座新城，原有的城市底蕴和物理资产荡然无存。
有人从开封到固始县之间行走六天不见一人，但见草长数尺，野狼千百成群。行人必须结伴同行，人人手拿柳木棍，倒是不怕贼寇，只防狼兽。整个开封附近“绝人迹者三年”。到了这份上，还有什么城市呢？
然而，关于这场决堤的责任，在后世的各种叙事中，因为政治原因变得异常混乱。清朝编纂的正史《明史》中，将决河的罪名完全扣在了李自成头上，称其“决河灌城”，以此来凸显农民军的残暴，同时为明朝守将的失策开脱。然而，像白愚这样的亲历者笔记却清楚地记录了明军主将先有“决河灌贼”之计并付诸实施。这种叙事上的割裂，正应了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在明清易代的政治背景下，为了维护正统观念，需要一个十恶不赦的“贼”来承担全部罪责；而那些为求自保不顾百姓死活、扒开黄河大堤的明朝文武官员，却在官方史书中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或殉国者。历史的真相被政治需要层层包裹，使得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责任归属都成了一笔糊涂账。
抛开这些被政治扭曲的叙事，这次人为决口不仅毁了开封，还导致黄河大幅改道，豫东地区水系遭到毁灭性破坏。黄河河床进一步抬高，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此后数百年间，开封随时面临决溢之险。在这种随时可能被淹的威胁下，历代王朝和民间资本都不可能再对开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城市发展的上限被彻底封死。
当然了，从今天的眼光看，即便没有这场洪水，开封也依然会像洛阳、西安一样，逐渐衰落为一般城市。但这次人为的灾难，用最残酷的方式，把一个历史名城打入了绝境，彻底断绝了开封复兴的物理与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