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在国外人尽皆知，国内却鲜有人知的中国人？

你可能见过这样一张明信片，一位身穿清代服饰的东方女子，一手持书卷，一手举着望远镜，望向画外的星空。这张明信片曾经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刷屏，欧美的年轻人把她印在帆布袋上、做成插画、写进畅销书。她的名字，跟居里夫人、阿达·洛芙莱斯并列在一起。然而在国内，直到 2019 年一位博主偶然分享了这张明信片，大多数人才第一次听说她。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贞仪。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 1994 年将金星上新发现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 Wang Zhenyi，2000 年 2 月 8 日，北京天文台发现的第 43259 号小行星，同样以她的名字命名。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Nature），在评选“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的女性科学家”时，把她列入其中。2016 年，美国畅销书《勇往直前：50 位杰出女科学家改变世界的故事》收录了她的故事，同书被收录的还有居里夫人。2018 年，另一本美国出版的《数字的力量：数学的反叛女性》，也花了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她对科学研究的贡献。

你会发现，这些荣誉的颁发者，几乎全是西方的学术机构。而在她的祖国，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位科技史学者，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至少在我读书那会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么，王贞仪究竟是什么人？

清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 1768 年，王贞仪出生在江苏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的一户士大夫家庭。她的祖父王者辅做过宣化知府，为人酷爱读书，据说藏书多达七十五橱，尤其精通历法算学。父亲王锡琛科举屡试不第，转而钻研医术，成了一位名医，出版过四本医学专著。祖母和母亲也都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擅长诗词。

这个家庭在整个清代历史里面，可能都算是一个绝对的异类。他们不让女儿读《女诫》、《女论语》，而是教她天文算法，也不要求她缠足学女红，而是带她走遍大江南北。王贞仪祖父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手把手教她数学了，她后来在文章中回忆：

“贞仪幼侍大父惺斋公，公细训以诸算法。”

当时的舆论环境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读书吟诗就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何况搞什么天文算学，那可是“所禁例而不可以论”的皇家专属学问，民间私习天文，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但王家好像完全不在乎这些规矩，或者说，他们创造了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小气候，在这个小气候里面，王贞仪可以自由生长。

十一岁那年，一件大事改变了她的一生。祖父王者辅因官场风波被贬到吉林，不久便在那里去世了。王贞仪随祖母和父亲千里奔丧，从此在塞北住了整整五年。

这五年，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非但不是困苦的流放岁月，反而成了她人生中最自由、最丰沛的一段时光。祖父留下了七十五橱、近万卷藏书，其中不乏张衡、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等古代科学家的著作。王贞仪一头扎进书堆，据记载她“矻矻然终日尽日夜以涉心其中”。

更让人意外的是，在这期间她还做了一件当时对于民间闺秀来说相当叛逆的技能——骑射。她向当地蒙古阿将军的夫人拜师，跟着蒙古女子练习骑马射箭。清人闵尔昌在《碑传集补》中的《王贞仪传》里记载了这段经历，写得极为生动：

贞仪年十一，侍祖母董于塞外，能读书，学射于蒙古阿将军夫人，发必中的。每角射，跨马横戟，往来若飞。

你把她跟当时那些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寸金莲走几步路都要人搀扶的闺秀放在一起对比，简直就是两个物种。

陈晓《大生意人》里面的女主角常玉儿是不是参考了王贞仪的故事，只不过常玉儿是全武行

十六岁时，她护送祖父灵柩回到南京，之后又随父亲辗转各地行医，足迹遍及北京、陕西、湖北、广东，甚至远到粤东一带。不到十八岁的年纪，她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足行万里书万卷，尝拟雄心胜丈夫。”

十八岁之后，王贞仪结束了漂泊，随家人在南京定居下来。终于有了稳定的环境，她开始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她的研究领域广泛到令人咋舌，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医学，同时在诗词、绘画上也有不俗的造诣。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全面开花的六边形战士。

但我们今天最应该记住她的，无疑是天文学。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是一门高度敏感的政治学问。观测天象、制定历法，那是皇帝的特权，民间私习天文属于“禁忌之学”，轻则杖责，重则杀头。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王贞仪居然在自己家里偷偷研究起了日月食的成因。更令人震惊的是，她做的研究不是照搬古书、寻章摘句，而是动手做实验。

她是怎么做的呢？在《德风亭初集》收录的《月食解》一文中，王贞仪自己详细记录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至上元之夕，家宴于德风亭。既毕，各灯俱上，一时灿然。亭中区大圆桌一，中梁上用绳下垂，系大晶灯一，而东西窗际长桌上各大圆屏镜一。其高也，与晶灯等。灯系颇低，其光互及乎两镜之内。仪闲坐四顾，其时目注心思，忽若有触于心者。因戏移窗西之一镜下于地，觉桌以上之晶灯，其光遂不能及乎镜，盖镜为桌所间也。乃引晶灯之垂绳，高之尺许，而灯光又可及于镜，因光渐散于桌四隅之外也。复渐引高其灯，而镜中之镜光亦愈下。下之与上恒若相避，上之与下则恒若相望。灯引高至梁，且移镜近于中桌之旁，而镜亦不能逃灯之照，灯不偏而极其高，而桌之面乃不能稍隔其高矣。于是恍然悟月食之理，且可以悟天之内、地之外，四围空洞，虽日在地下，月在地上，若不相见，而实无不见也。

我们来翻译一下这段话：她把房梁上的水晶灯当作太阳，把地上的大圆桌当作地球，把两面大圆屏镜当作月亮。然后她不断调整灯的高度、镜子的位置和桌子的角度，观察光线在三个物体之间的遮挡关系。经过反复试验，她发现当桌子（地球）恰好挡住了灯（太阳）射向镜子（月亮）的光时，“月食”就发生了。她由此恍然大悟：月食不是什么“天狗食月”，而是太阳光被地球遮挡后形成的自然现象。她还进一步推论出，太空（“天之内、地之外”）是空洞的，日月虽然在不同的位置，但彼此之间并无阻隔。这一认知，与今天的科学理论完全一致。

这就是王贞仪最了不起的地方，她不盲信故纸堆，而是亲手去验证。她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科学训练，没有导师指导，没有同行交流，整个带清甚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理解她在做什么。她完全靠着祖父留下的那些藏书、自己动手做的简陋器材，以及那颗永不满足的好奇心，独自走到了与当时西方科学前沿比肩的高度。

除了《月食解》，王贞仪在天文学领域还留下了多部重要著作。《经星辩》中，她正确推导出了金星、木星、火星、水星和土星的旋转方向。在《地圆论》中，她明确主张“地体浑圆”，反驳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天圆地方”之说。针对“人站在球体下方为何不掉下去”的经典质疑，她的回答极其朴素而深刻，“人居地上，各以所居之方为正。”每个人都以自己所站的地方为正，地面的巨大尺度和人的微小视野，让人看不出大地的弧度。这个解释放到今天来看，也完全没有问题。

在数学领域，王贞仪同样成果斐然。她把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的艰深巨著分解重编为五卷本的《筹算易知》，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为初学者讲解中国传统数学的概念和方法。她撰写的《勾股三角解》，详细解析了当时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但语焉不详的三角函数公式，篇幅占了她“文集”的整整一章。她的数学著作还包括《历算简存》、《象数窥余》、《西洋筹算增删》、《重订策算证讹》等，总计涉及天文算学的著作至少有十余种。

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来说，王贞仪在天文学、数学、气象学、地理学、医学、文学等多个领域都有著作传世。清末学者诸可宝编纂的《畴人传三编》，收录了历代天文数学家的传记，其中仅收录了三名女子，王贞仪便是其中之一。清代著名史学家钱仪吉在读过她的著作后，给出了一个极高的评价：“窃谓班惠姬之后，一人而已。”意思是说，自东汉班昭以来，能称得上“才女”二字的，只有王贞仪一人。

如果王贞仪只是一个会做学问的人，那她充其量是个天才。但她远远不止于此。她同时是一个在封建礼教最森严的时代里，公然挑战性别秩序的人。

清代的女子生活是什么样的？《女诫》教导女人要“卑弱第一”，《女论语》规定女人要“行莫回头，语莫掀唇”。缠足被奉为时尚，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的整个人生轨迹，被严格限定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框架之内。

王贞仪没有缠足，一个汉族女子在乾隆年间不缠足，这在当时简直等同于自绝于社会。她二十五岁才结婚，在那个普遍十五六岁就嫁人的年代，属于标准的大龄剩女。她的丈夫詹枚是一名普通的诸生，家境不富裕，但非常理解并支持她的研究（真的很难得，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婚后，王贞仪并没有变成相夫教子的贤内助，而是继续读书、写作、研究天文，甚至开设私塾教书。

面对那些指责她的声音，王贞仪从来没有退缩过。她在文章中写下的反驳，放到今天来看，简直就是一篇女性主义的宣言：

今世迂疏之士，动谓妇人女子不当以诵读吟咏为事，夫同是人也，则同是心性，六经诸书皆教人以正性明善、修身齐家之学，而岂徒为男子辈设哉！

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男人和女人，同是人，同具心性。经典中教人向善、修身的学问，难道是专为男人而设的吗？你们凭什么说女人不该读书？

这句话，放在乾隆年间，是惊世骇俗的。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她还有两句更出名的诗：“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

不仅如此，王贞仪还是一个坚定的反迷信斗士。在《葬经辟异序》中，她公开抨击风水迷信之说，认为所谓风水与后代人的贫富贵贱毫无关联。在宦官权贵沉迷炼丹延寿的时代风气中，她直截了当地指出，炼丹延寿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她的父亲曾随口提到鬼怪邪物，她立刻反驳，毫不因为对方是自己的父亲就有所避讳。可以说，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一个在迷信横行的时代里，用实证精神和逻辑思辨武装自己的孤独斗士。

然而命运的残酷在于，它给予一个人的时间，往往是极不公平的。王贞仪在二十五岁结婚之后，只过了短短四年，便于清嘉庆二年（1797 年）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九岁。关于她的死因，史料记载语焉不详，只说是“因病逝世”。有一种推测是积劳成疾，多年来的高强度学习和研究，加上婚后操持家务与继续治学的双重压力，过早地耗尽了她生命的能量。

临终之前，王贞仪做了一件事，让人读来心里发酸。她将自己平生所著的全部手稿整理成《德风亭集》，交给了丈夫詹枚，嘱咐他务必把这些文稿转交给自己的挚友、一位姓蒯的夫人。她对丈夫说：

君家门祚薄，无可为者，妾先死，不为不幸。平生手稿，为我尽致蒯夫人，能彰我于身后。

她唯一的希望，是那位知音蒯夫人能够让她的作品不至于彻底湮灭于历史的风尘之中。

蒯夫人确实收到并珍存了这些手稿，但此后的命运并不如意。王贞仪传世的著作，据记载约有六十四卷之多，涵盖天文、数学、医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然而到了今天，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德风亭初集》十三卷，以及散见于各处的一些零散篇目。其余五十余卷，包括她用力最勤的天文学和数学研究，都已散佚失传。

一个倾尽毕生心血做学问的人，留下的大部分作品却在身后消失了。这大概是最让人感到无力的悲剧之一。而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恰恰在于她的女性身份。在清代，一个女人的学术著作不被主流知识界重视，不被刊刻流传，不被收入正统书目，只能靠私人之间的托付来延续微弱的火种。火种最终还是熄灭了。

然而，历史自有它的公正。

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沉寂之后，王贞仪的名字开始以一种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但不是从中国，而是从西方。

2019 年，国际知名的科学期刊《自然》网站在年度“激励科学与创新科学研究奖”提名的宣传片中，将王贞仪列为当前女性科学家的“前辈”代表。她的画像、她的故事、她那句“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的诗句，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英语世界广泛传播。国外的插画师以她为原型创作了大量作品，明信片上的她一手持书卷、一手举望远镜，目光望向星辰大海。那些插画里偶尔也会闹些可爱的乌龙，有的给这位中国女子配上了西方人才用的羽毛笔，有的把她的实验场景画成了欧洲书房的模样。但无论细节有多少错位，至少一件事没有错，王贞仪确实是一个足以代表全人类科学精神的形象。

但这同时也引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忘了她？

坦白说，原因并不复杂。

其一，科学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显学，因为经史子集才是正统，术数之学在士大夫眼中不过是小道，属很多人眼中的奇技淫巧之流（是不是很熟悉），而王贞仪研究的那些天文算法，在大清的主流知识体系里更不入流了。

其二，性别歧视。一个女人的著作，即便再有价值，也很难进入由男性把持的学术传承体系。

其三，历史的偶然性。她去世得太早，手稿大量散佚，没有建立起持续的影响力和传承谱系，这注定了她不可能像梅文鼎、戴震那样形成一个学术流派。

坦率地说，如果严格按照现代科学史的标准来衡量，王贞仪的研究并没有在理论上取得革命性的突破。她没有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没有发明微积分，她的《月食解》虽然正确解释了月食原理，但其中的理论框架仍然是建立在当时已有的中西方天文学知识基础上的。将她与牛顿、伽利略并列，多少有些言过其实。

但王贞仪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她发明了什么。她的价值在于，她在那个几乎所有外部条件都不支持她做这件事的环境里，依然做到了。她证明了，当一个人的求知欲足够强烈，性别、阶层、时代，都不足以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她代表了某种可能性，一个十八世纪的中国女性，从事严肃科学研究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此前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几乎是零。

更令人动容的是，王贞仪对自己的处境是完全清醒的。她深知一个女子在那个时代做学问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