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唐朝又活了一百四十四年，比一些大一统王朝的寿命都长

@装甲省油灯：安史之乱一把火把盛唐烧得干干净净，剩下一百五十年就是皇帝跑路、军阀混战的烂摊子，在绝大多数人眼里的藩镇，就是一群占山为王的反贼，不听朝廷号令，自己当土皇帝。仿佛安史之乱后，唐朝就已经四分五裂，只剩一口气吊着。

可事实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又活了一百四十四年，比一些大一统王朝的寿命都长，例如西晋、例如隋朝还有元朝。这一百多年里，唐朝不仅能多次发动削藩战争，还能养出十几万神策军，甚至一度收复河朔，实现“元和中兴”。

这根本不是一个气息奄奄的王朝能做到的事。就在于我们总把所有藩镇混为一谈。唐代的藩镇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它们根据地理位置、军事需求和财政状况，分成了四种完全不同的类型。这四种类型互相牵制、互相依赖，共同构成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基础。

晚唐的杜牧早就把这事看得透透的。他在《战论》里写，河北就像天下的珠玑，精兵良马都在那里；中原的河东、汴州、徐州这些地方，驻扎着重兵防着河北；西北的凤翔、邠宁这些镇，挡着吐蕃和回纥；最后吴越荆楚这些南方地方，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养兵。四条腿断了任何一条，唐朝都得完蛋。

元和二年，宰相李吉甫给唐宪宗上了一本《元和国计簿》，把当时的财政状况算得明明白白。天下一共四十八个方镇，二百九十五个州府，其中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向朝廷申报户口，也不交赋税。这十五道里，七个是河朔的世袭藩镇，另外八个是西北的边防镇。剩下的所有赋税，全靠浙江东西、宣歙、淮南等八道四十九州供给。

这八道，就是唐朝的钱袋子。

先说最出名的河朔割据型藩镇，即魏博、成德、卢龙三镇，再加上后来的淮西、淄青。这些藩镇似乎就是独立王国，和唐朝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河朔藩镇确实不上供，节度使也是父死子继或者军士拥立，朝廷只能事后追认。但他们从始至终都在实行唐朝的两税法。

建中元年，朝廷派黜陟使洪经纶去河北推行两税法，他在洺州立了碑，在幽州表彰风化，甚至在魏博裁减了四万士兵。贞元八年，河北发大水，朝廷派使者去恒冀、深赵等州赈灾，敕令里明确写着，赈灾的粮食和物资，就用当地的两税米和两税钱支出。贞元十八年，淮西的申光蔡三州闹灾，朝廷下诏，当地的两税除了给将士发春冬衣的部分，剩下的已经征收的和没征收的，全部减免三年。

这些史料说明，河朔藩镇的财政制度，和唐朝内地没有任何区别。他们只是把本该上交朝廷的赋税，留在了本地养兵而已。他们和朝廷的矛盾，本质上是军事指挥权和财政分配权的矛盾，不是要推翻唐朝，另立朝廷。甚至很多河朔节度使，心里还是认同唐朝的。比如魏博的田弘正，主动带着六州之地归顺朝廷，还派自己的儿子去长安做人质。

接下来是中原防遏型藩镇，也就是宣武、忠武、武宁、河阳这些镇。这些地方是安史之乱的主战场，战后为了防着河朔，朝廷在这里驻扎了重兵。它们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汴州是南北漕运的枢纽，徐州是江淮的门户，昭义军在太行山以东，正好卡在魏博和成德的脖子上。

可以说，中原藩镇就是朝廷插在河朔胸口的一把刀。但这把刀，是要花钱养的。唐代一个雇佣兵，一年的费用大概是二十四贯钱。五万士兵一年就是一百二十万贯，十万就是二百四十万贯。这还只是平时的费用，要是打仗，还要多出界粮、资遣费，开销翻一倍都不止。

晚唐著名政论家杜牧在《战论》、《罪言》等文中曾一再论述到唐代藩镇形势。他在《战论》中说：

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既虏，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卒然夷狄惊四边，摩封疆，出表里，吾何以御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是六郡之师，严饰护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天下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吓呼膻臊，彻于帝居，周秦单师，不能排辟，于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戎，是天下四支财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征徭不常，无以膏齐民，无以接四夷。礼乐刑政，不暇修治；品式条章，不能备具。是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为安乎?

杜牧说，中原六个藩镇的军队，加起来“厥数三亿”。这个数字肯定不能当真，是文人形容数量巨大的一种夸张的形容方式，但河北六镇加起来几十万大军是有的。这么多军队，把当地的赋税全部花光都不够。所以中原藩镇虽然处在漕运干线上，每年过手的钱几千万贯，但朝廷一分钱都收不到，全部用来养兵了。李吉甫写《元和国计簿》的时候，直接把中原藩镇忽略了，就是这个原因。

这些中原藩镇的节度使，大多是战功赫赫的武将。他们靠着讨伐叛镇上位，手里有兵，又有朝廷的倚仗，难免骄横跋扈。比如宣武军的刘玄佐，淄青节度使李纳最怕他；韩弘在宣武当了二十年节度使，杀了三千多不听话的士兵，把宣武军治得服服帖帖。但他们再骄横，也不敢公开反叛朝廷。朝廷要打河朔，他们得出兵；朝廷要调他们去别的地方，大多数时候也得听话。

中原藩镇的动乱是最多的，包括兵变和反叛等一共五十二起，仅次于河朔。其中兵变就有三十二起，是四类藩镇里最多的。但这些兵变，大多是为了要钱要粮，不是为了割据。士兵们哗变，杀了节度使，再拥立一个新的，然后等着朝廷追认。朝廷也只能顺水推舟，只要他们不反，就承认新的节度使。

然后是边疆御边型藩镇，主要是西北的凤翔、邠宁、泾原这些镇，还有西南的剑南、岭南。这些藩镇是唐朝的边防军，前身就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十大节度使。安史之乱的时候，边防军全部调到内地平叛，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陇右，防线直接退到了长安西边的邠州、泾州一线。

从那以后，西北就成了唐朝的军事重心。常年驻扎着二十多万大军，还有从山东、河南调来的防秋兵。大历九年，朝廷一次就征调了二十八万防秋兵去西北。这么多军队，靠当地的赋税根本养不活。西北本来就是贫瘠之地，人口稀少，各镇除了营田的收入，百分之八九十的军费都要靠朝廷的度支补贴。

唐朝每年的财政收入，有一半都花在了西北边防上。史书记载，“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但就算这样，边军的待遇还是很差。朝廷财政紧张的时候，经常欠发边军的衣粮。有些藩帅还克扣军饷，把好的布帛自己留下，把烂布发给士兵；粮食里掺沙子，一石米只有半石能吃。

所以边疆藩镇的动乱，百分之七十都是兵变。士兵们活不下去了，就杀了藩帅造反。最有名的就是泾原兵变，五千泾原兵路过长安，因为朝廷只给他们吃粗粮，还没有赏赐，直接哗变，打进了长安，把唐德宗赶到了奉天。

但对朝廷来说，更大的威胁不是吐蕃，而是朔方军。安史之乱的时候，唐肃宗就是靠着朔方军才收复了两京，郭子仪、李光弼都是朔方军的将领。朔方军战功赫赫，势力也越来越大，朝廷对他们又倚仗又猜忌。

安史之乱后，朝廷一步步地拆分朔方军，把一个朔方镇拆成了三个节度使，又拆出了四十多个小的军镇。同时，大力扶持神策军，把神策军派到西北的各个要地，驻扎了十三个镇，势力遍及京西和京北。神策军是皇帝的禁军，待遇比边军好得多。同样是士兵，神策军一个人能拿五十贯钱，边军连基本的衣粮都领不到。

领不到那是正常现象，整个帝国财政都缩水了，但军队却庞大了数倍，大部分士兵领不到军饷那就是正常现象。

这种待遇上的巨大差距，引发了神策军和边军的激烈矛盾。元和十四年，邠宁节度使李光颜带邠宁兵去救盐州，士兵们当场就炸了锅。他们说，那些神策军什么都不会，一个人拿五十贯；我们出生入死，连衣服都穿不上，凭什么让我们去拼命？士兵们群情激愤，李光颜吓得差点自杀。陈寅恪先生说，李怀光之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神策军和朔方军的待遇不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东南财源型藩镇。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福建、湖南、荆南，这八道，就是唐朝的命根子。安史之乱前，东南就是重要的财赋来源。安史之乱后，河北和河南的赋税都收不上来，朝廷的所有开销，就全靠东南了。

唐朝对东南的控制，和对其他地方完全不一样。朝廷从始至终，都在严格限制东南藩镇的兵力。安史之乱前，东南就很少有军队。安史之乱后，虽然设置了节度使，但很快就改成了观察使，大量裁撤军队。元和年间，朝廷一次性裁撤了江陵永平军、润州镇海军等七支军队。

东南的藩镇，一般只有几千到一万士兵。吴廷燮说，并州、汴州这样的大镇，士兵有十万；洪州、福州、潭州、越州这些东南藩镇，不过万人。而且这些士兵主要是用来抓盗贼，不是用来打仗的。永王璘之乱、刘展之乱、袁晁起义，都是靠从中原抽调兵力才平定的。

东南的藩帅，也很少是武将，大多是文官。淮南这样的大镇，更是宰相退休后的去处。朝廷还频繁地调任东南藩帅，平均任期不到三年。浙东藩帅平均任期2.8年，浙西2.9年，江西只有2.3年。宪宗初年，为了打河朔，东南九个藩镇的藩帅全部换了一遍。

这种频繁的调任，让藩帅根本没有时间在本地培植势力。所以广德到乾符的一百多年里，东南藩镇一共只发生了十二起动乱，只占全部藩镇动乱的百分之七。其中只有李锜一起反叛，还不到一个月就被平定了。史称“天下方镇，东南最宁”。

养兵少，军费就低。这就是为什么“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不是说江南的经济比北方发达多少，而是北方的钱都用来养兵了，只有江南的钱能运到长安。当时真正经济发达的，只有太湖流域的扬州、苏州、杭州、越州这些地方。江西、福建、荆南的开发水平还很低，但因为它们养兵少，所以也成了朝廷的赋税重地。

这四类藩镇，就像四个互相咬合的齿轮，共同维持着唐朝的运转。河朔割据，但中原藩镇防着他们，让他们不能南下；中原藩镇兵多，但靠东南的赋税养着；西北藩镇防着吐蕃，但靠朝廷的拨款；朝廷靠东南的钱，养神策军，制衡其他所有藩镇。

这是一套非常脆弱，但又非常有效的平衡体系。宋人尹源说，“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削弱唐朝的是藩镇，让唐朝又活了一百多年的，也是藩镇。

很多人拿唐昭宗和崇祯对比，问为什么唐昭宗还有十几万神策军，崇祯控制着整个江南，却连军饷都收不上来。答案就在这里。唐朝有一套稳定的赋税输送体系，东南的钱能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而明朝的江南，被士绅阶层把持，朝廷根本收不上税。唐朝的藩镇虽然乱，但有明确的分工；明朝的体系，从根上烂了。

这套平衡体系，维持了一百多年，直到黄巢起义的爆发。黄巢起义军横扫南北，把东南的赋税体系彻底打烂了。东南不再给朝廷交钱，唐朝立刻就断了血。中原藩镇被朱温吞并，西北藩镇被李茂贞占据，神策军也在战乱中消耗殆尽。

到最后，朝廷能控制的，只剩下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的几十个州。唐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唐代藩镇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唐朝的灭亡而消失。五代十国的格局，其实就是唐代藩镇的延续。北方的五个小朝廷，都是从中原藩镇和河东藩镇演变来的；南方的九个小国，大多是东南财源型藩镇的独立。直到宋朝建立，杯酒释兵权，把地方的兵权、财权、行政权全部收归中央，才彻底结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就像一个被打残的巨人。它没有能力重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只能退而求其次，建立了这样一套藩镇制衡体系。这套体系有很多问题，有战乱，有剥削，有兵变。但它让唐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这样的毁灭性打击后，又延续了一百五十年。

它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它是唯一可行的制度。这就是历史的无奈，也是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