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进入大厂1480天，经历了一次转岗、一次优化之后，张小满彻底离开了。她一度觉得自己是这个体系的失败者，在一个相对“边缘”的岗位，难以成为一个“好用”的工具。
离职的时刻，她决定写下这四年的故事。她试图拆解大厂作为一个庞大系统的运作规则，比如向上管理、包装汇报、领导的“金手指”就能决定一个普通人的职场进退等等。一个人如何卷入，又如何被甩出，不同的人各自有怎样不同的选择和反思。
她在大厂的四年，也是国内互联网行业骤变的四年。降本增效之后，寒冬波及到这艘巨轮上的每一个人。当泡沫破碎，很多人开始反思“卷”的意义，也退回生活中自我保全。当下，大厂又在追逐新的AI风口。大厂变了很多，故事中那些和她有过交集的大厂人，总监、程序员、法务、心理咨询师等等，也各自有了新的方向。
口述丨张小满
文丨魏晓涵
编辑丨王珊瑚
一：水晶宫殿
2020年，入职这家大厂的第一天，高挑的大厅让我联想到欧洲的教堂，外形现代的建筑，幕墙由一排排矩形玻璃窗户拼接起。走在楼下广场，就是走在它的阴影里，在这座很大的“白领的水晶宫殿”，我感觉自己很渺小。
进入大厂之前，我做了蛮长时间的自由撰稿，收入是很低的，生存压力摆在眼前。可能是自由撰稿的作品被大厂做内容的人看到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这家大厂要开新的栏目，采访内部各种各样的人，他们需要招一个这样的员工。
那时候，大厂对我来说是有光环的。我从一所普通的一本大学毕业，像阿里腾讯这些大厂都不会来我们学校校招。2014年在深圳的媒体工作，正好碰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采访过很多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创业者，他们给我感觉很不一样、很轻盈，好像代表了一种“进步”。
六轮面试，得到口头offer之后，我被告知“没有HC（注：Head Count，即名额）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招了别人。我被推荐到另一个岗，又经历了几轮面试，这个曲折的过程让我极度渴望抓住什么，收到录用邮件，我松了口气，像是找到了“岸”。
变化很快，这是大厂给我的第一感觉。面试中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在选一个能带去新变化、新气象的人。我当时就做那种梦，我也许能参与这家公司的历史传记的书写。完全想象不到，一进去是写项目的新闻稿，一千字的东西反复磨，给各种领导看，改好多遍。也做自媒体的投放——产品上线了，希望对方写软文来推广。
当时大厂在项目的传播上，预算还十分慷慨，我们可能花了上千万的钱。这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是无法想象的，进大厂前我的存款都没有十万。为了向我们证明影响力，自媒体可以买数据，我们知道是买的，也会拿去汇报。有时我会觉得就像在做一场表演，硬是把它完成掉。
我所在的是职能部门，纯花钱，不创造商业利润，总是配合别的部门的工作。晋升空间更小，工资水平更低。在大厂有统一称呼——“中台”。点开工作APP里的组织架构，有一个很大的树状图，打开一个个网状的枝桠，我们在很末端的位置。一位工作多年的同事给了一个真实定位，边缘部门的边缘岗位。
我很快接受了“边缘”的位置。可能因为我一直游走在边缘地带，小时候从农村到城镇、县城，大学在四线城市再到深圳。后来我发现，在边缘部门，也有同事能做出高光的项目，走到聚光灯下。
陷入这样的工作没有太久，一个多月后，突然有一周总监不给布置工作任务了，我很恐慌，坐在斜对面的女生试用期没过被裁了，危机感是很强的。一个早上接到电话我才知道，部门组织架构变动，我和几个同事被划出去，分给了另一个leader，然后整个工作的方向、业务都要换掉了。
那一刻我意识到，在大厂，很多东西是个体控制不了的。
一起被划到新部门的同事江小渔试图说服我，和他一起内部“创业”，做一个内容创新项目，利用大厂的平台和资源，关注数字时代人的境况和发展。我也意识到，那是我当时为数不多可以抓住的机会。
这样的创业在大厂内部被许可，和当时的互联网环境有关。2020年正好赶上直播、短视频、电商、线上社区兴起，互联网行业还是有蛋糕可分，有空间让大家做这些展示大厂口碑的内容。后来企业越来越难，这些“锦上添花”的功能就会被舍弃掉。
那是大厂“黄金时代的末尾”。
二：好用的人
进大厂的第一次考核，临近过年，我拿了一次低绩效。做记者的时候我都没有被打过很差的，心里问为什么是我？组里必须有人要背一个差绩效。上级安慰我，说看长远一点，你的项目已经启动了，不要太难过。
我还是很难受，它意味着第二年没有任何晋升和涨薪的机会，我要先生存下来。极少的资源，只有我和江小渔两个人手，用大厂内部的话说，创业项目“冷启动”了。我们开始做内容，出差采访写稿，逐渐组建起小团队，有了落地活动、预算、外约作者。
四个月后，一篇文章被大老板点赞，连八杆子打不着的业务线同事都跑来问。上位者的“金手指”，是“对公司有价值”的证明，它会给项目带来一段时间的安全感。
我们“中台”部门的工作成果没有办法完全量化，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影响力”。分管我们的总经理下面有上百人，我们对他来说是很小的部门。很多时候我感觉我们要猜他喜欢什么、最近在焦虑什么，总经理也在猜上面喜欢什么。我们调侃，如果老板是熊猫就好了。我们只需要判断它爱吃新鲜还是老一点的竹子，可大多数时候他是什么都想吃一口的杂食动物。
我和业务部门的总监聊过，不像我们文科岗位，他的考评更容易量化，比如给公司带来的利润、APP的月活。但他也要给老板提供情绪价值，比如凌晨两点被叫去开会。
“向上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性的把握，有权力关系的职场都会出现，不同的是大厂涉及的利益竞争更大。公司内网会弹出“向上管理”的课程，也会请那种“导师”讲课，教你如何踩准老板的喜好和节拍——如果老板把我骂了一顿，我要想他为什么骂我，而不是他不对。
大厂招的都是精英、很聪明的人，当他习以为常地跟你讨论这些，有时候还觉得很骄傲的，这种氛围很容易把人同化，尤其是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很多人是主动工具化的——他们很快明白这个规则想要什么，把自己变成好用的人，被体系工具化，本质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我一开始肯定是想过适应的，也想汇报什么，经常拿着A4纸讲几句，老板就不愿意听了。后来我把方案写得更好，再去还是不行。有时候我觉得工作汇报也是一种表演，用精心组织过的语言，严阵以待。我发现我在说自己不相信的东西时，声音都是颤抖的。
在大厂，似乎每个人都在积极争取汇报，汇报机会意味着ta是那段时间被重视的人。实际上一个项目能否通过，背后有很多原因，比如预算够不够、组织架构变动了，包括老板的心情，会有人去问秘书，老板心情怎么样，如果不好就先暂停一下，第二天再去汇报。
一开始失去一个汇报机会，我心里还会失落一下，后面不会了。我发现每个人都会经历汇报失败，包括同事江小渔。其实我觉得，你去恭维、顺应老板，反而有时候汇报不成功，不如实话实说反而有不错的效果，老板更需要听到不一样的观点。
凭借这个项目，那一年上半年的考核，江小渔是最优级，我属于中等。之后他淡出了编辑部的管理。及时扔掉旧的，建立新的，才是大厂的工作节奏。而我还愿意一直继续把项目往深了做，因为我觉得这件事还挺有价值的，它让我连接了很多外部的人，高校、作者、社会学领域的学者等等。
很久之后，我们不再有工作上的交集，回忆起来，江小渔这样总结：“当时我是一个必须要在工作中拿到积极反馈的人，可能有点像‘猎人’，你有点像‘农民’。我做不到你那样有一种续航能力，比如飞机已经烧了一个窟窿，我第一反应是先跳下去再说。”
三：凛冬将至
我换过四次工位，前两次基本都是空无一物，一台电脑、一个电话和一个水杯，就感觉这个人不会长久待下去，随时要跑路。
这四年，我没有待得很舒服的时候。在媒体写文章，公众很容易就有反馈。在大厂，我总是需要靠猜测别人的反应，来佐证我的工作有没有效果，要顾虑同事的情绪、老板的情绪，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带来身体上的反应，我痛经痛得要死，家庭生活也异常混乱。
搬到第三个工位，我买来两棵植物，很小的罗汉松。可能待着待着，我对那个部门还是有了一点归属感？同事里没有人离职，只有被裁的，很少有人加入进来。
当时互联网大厂正在由盛转衰，公司开始“收缩过冬”“降本增效”。陆陆续续有同事被裁，就业环境不好，大家恐惧，也庆幸还有一份工作，拿着不错的工资。我所在的“中台”部门，受裁员影响相对更小，逐渐变成大家想要转岗的地方。
以前项目汇报一下通过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是鼓励的。后面的考核，不断需要证明我这个人对公司有用，项目对公司有价值，这让我很痛苦。我的项目推进不断受阻，一个方案要改很多遍，老是通过不了。即使领导说先试一下，可能也是一个安慰。我察觉到危机，有点凛冬将至的感觉。
项目和出版社合作的图书终于面世，考核后，我被告知没有调薪机会，原因是公司“过冬”。我想努力符合这个系统的标准，但那一刻意识到，可能毫无意义。那我就不跟你玩这套游戏了，后来我没有再参与过一次系统内的晋升，只是在干自己想干的事，连接高校，开和互联网相关的研讨会，跟学术杂志合作。
即使自己从本能上没有那么在乎那个体系的考核，不太依附于它，我也根本背离不了，需要它给你一个中等的绩效，不被淘汰。互联网不是一个人浮于事的地方，你不可能在里面漂浮着待四年，一直要做事，不断找新的事做，才有可能存活下来，危机感是时时刻刻都在的。
并非我一个人，我的同事江小渔也在汇报中一次次被挑战。他产生了深深的倦怠感，事情总是无法推进，他意识到，之前追逐过的东西也许只是泡沫，“需要抛开工作目的去连接一些人”。他在工作之外建立自己的秩序。
那段时间，我写下母亲在深圳做保洁的故事，出版了第一本书《我的母亲做保洁》，对我的大厂生活是一个很重要的缓冲和精神出口，有另一件事在帮我建立秩序。有一块新的飞地，是我相比很多大厂人很幸运的地方。
我也因此更多关注到大厂的保洁和保安，保洁阿姨会帮同事的植物浇水、找丢掉的伞，她们也会在楼梯间把手机调静音看抖音，里面的人张牙舞爪，像默剧一样。感觉挺讽刺的，我们共享一片很豪华的办公楼、共享同一片海景，但她们的生存状况是那样的。我也会和保安聊天，我喜欢跟人聊天，有的同事会觉得我不可理喻，天天跟自己工作没有关系的人聊天。
2023年的五一假期结束后，我没有收到续签的邮件，这是个危险的信号。后来某次和间接leader一起坐地铁回家，她问我，怎么不考虑生个孩子？后来我意识到，她可能提前得知了我不被续约的消息。一些女同事会通过怀孕保住工作，大家称为“战略性怀孕”。
我觉得那是一个更深的陷阱。就算怀孕了，我的工作会减少吗？要靠别人的同情在大厂生存吗？我能在里面待得舒服吗？我没有去战略性怀孕。我在等待坏结果的必然到来。
四：离开之后
虽然早有预感，但当裁员发生在我身上，还是很难受，有一种被这个体系抛弃的感觉。我分析了一通，结婚了还没有生孩子，又是唯一的女性，已经快35岁，好像只能裁我。
在会议室里，我不争气地流泪。江小渔得知我被裁后，发来一个大哭的表情，“对你也是解脱”。我没有立马回复他。解脱好像是离开一整片苦海，我不觉得自己在大厂的整个经历都像在煎熬。它是很复杂的。
那一波和我一样，也有别的同事被拉去面聊裁员。不止我一个人身上在发生这些事，这些感受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存在吗？我想把这些经历写出来，文字是我应对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last day来临之前，我得到了一个新的转岗机会，我抓住了它。随后的九个月，我不再有什么期待，看命运带我走向何方。新的岗位是做企业内宣，写的东西要被审核很多遍，需要正能量。江小渔告诉我，这种才是大厂的常态。
我感觉到严重的被否定，无数的人来指导我写东西，评价我“渲染能力不够”、“不够正能量”，像直升机一样在我头顶盘旋。我有种一无是处的感觉。在我想提离职前，领导主动来找我，帮我申请了裁员和赔偿。
2024年的夏天，我彻底离开了大厂。那天天气非常好，阳光很灿烂，还有风。大楼前的红色凤凰花也开得很灿烂，在地上拖出长长的影子。我没有觉得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状态很轻盈，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没有让任何人送我。我的间接leader在出差，她给我发了条消息，大意是：你的大厂生活已经结束了，我希望你记住的都是开心、温暖、有意义的瞬间。
这也是大厂教会我非常重要的，和人产生的连接非常难得。
离开大厂后，我和之前的同事在工作之外的地方见面，大排档、公园、咖啡馆、家里，聊工作，也聊很多别的东西。工作那个场景会急剧压缩人的个性，在外面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比如江小渔很爱拍照，去他家会看到他拍的很多照片，他会把旅行的见闻讲给我听。
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体系的失败者，后来发现不是。没有被大厂吸附进去，有点抽离，我才能观察到那么多别人习以为常的东西。
几年过去，无论员工、总监、总经理，各自有了新的动向。工作了九年的程序员朋友去年和我一样遭遇了裁员，他准备卖掉房子离开深圳；和我同一批被裁员的朋友回老家，选择了自由职业，做手工养活自己。所以走出水晶宫殿以后，没有那么可怕。
江小渔升职加薪了，他一直是一个很好的适应体系的人，工作生活也平衡得更好了；总监去了新的AI项目，现在在大厂最高光的地方，部门招人都是硕博起步，开的工资已经高过他，可以用十年时间换别人一辈子的财富。
最近我和书里的写作对象聊起大厂，这几年原来的大部门变化非常大。因为业务紧缩，“中台”不太存在了，原来的部门人少了很多。像我和江小鱼那时候的创业项目，除了AI部门，现在已经不可能，没有什么创新的空间，没有蛋糕可以分了。
回想那四年，一个我印象深刻的记忆是，疫情有一天和妈妈吵架吵得很凶，没有地方去，我就去了大厂当时的工位。整个楼层特别安静，没有人，窗外是琴叶榕、天堂鸟那种有东南亚风情的植物，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它有时候是一个避难所，但你知道你不可能永远待在这里享受安静。
（部分内容引自张小满的著作《大厂小民》，文中图片均由讲述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