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州Zz：在小红书上刷到一个帖子，帖主说，文学史上的某些时期是有天气特征的。先秦是雷雨，魏晋是秋风，盛唐是烈日，北宋是细雨，清朝是大雪。
这个观点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其实间接地承认了「气候的主动性」。过往的文学、影视作品，往往习惯于将”天气”视作一种环境变量，一个被动的、静止的背景板，真正的历史在它面前不断上演、粉墨登场。
但历史气候学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气候是人类历史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驱动力之一。在一些时刻，它甚至比任何一个帝王、任何一场战役，都要深刻地决定一个王朝的命运走向。
那么，气候又是如何决定人类的战争、政治，且不断地映照于历朝历代的文学之中，形成深刻的不同时代的不同气候特征的？
首先，是粮食。
这也是气候影响政治的第一条路径，通过粮食，通过饥荒，通过由此而来的社会动荡，直接改写权力的版图。
因为气候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温度。
温度每下降一摄氏度，农作物的生长季就会缩短，北方的可耕地面积则会向南退缩。对于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而言，这意味着养活同等人口所需要的土地在增加，而实际可用的土地却在减少。所以这个缺口，最终一定会以饥荒的形式出现。
饥荒之后是什么，历史也一次又一次地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流民，揭竿，战争。
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曾经记录过一件事，唐代的关中地区，一度是可以种植柑橘与梅树的。这在今天的陕西，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也说明，彼时的气温，比今天整整高出了一到两摄氏度的差距。
这一到两摄氏度的差距，在农业文明的尺度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更长的生长季，更广的耕地边界，更充裕的粮食产出。盛唐的开放与繁荣，就建立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之上。因为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中，这片土地足以产出足够的粮食，养活足够多的人，去支撑大唐的远伐与繁华。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时曾经注意到，几乎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背后都有一段持续的气候异常期。并不是每次寒冷都会导致王朝的崩溃，但当我们向前追溯历史，去回看历史中的每一次王朝崩溃时，你都能找到那个寒冷的、土地开始养不活人的命定时刻。
但气候对一个王朝的塑造，远不止于此。
除却决定一个王朝能否运转下去，气候还在无形之中塑造着历朝历代的人们「活着」的方式——一个朝代的政治文化，它的制度选择，它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各自的精神状态。
以温暖期的盛唐为例，彼时农业充裕，边疆开放，所以国家有足够的余力去包容异域文化、去资助诗人、去建造宏大的长安城。一个在丰收年里长大的文明，它的政治想象力一定是扩张性的，是向外的，是相信世界可以被征服的。
而寒冷期的王朝，从一开始就活在一种资源紧张的焦虑里。这种焦虑渗入政治，渗入制度，渗入统治者对「控制」的执念。
当外部资源开始收缩时，权力则不可避免地会转向内部。这也是为什么，寒冷的朝代，尤其容易滋生文字狱。因为它其实是一种寒冷气候下的政治本能，开始清点和管理它所拥有的每一寸思想边界。
所以，当一个朝代的气候开始收紧时，政治自然而然地也会收紧，而后，文学的余音则接踵而至。
理解了这条因果链之后，再回头看帖主那句话，则不难解释「为什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天气特征」。
先秦的雷雨意象，对应的是中国历史上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早期，彼时的农业文明刚刚在黄河流域站稳脚跟，物质上的基本安全感给予了当时的人们思想充分生长的空间。诸子百家在同一片天空下彼此辩驳，儒墨道法，没有谁是错的，也没有谁一定是对的。
因为文明刚刚睁开眼睛，大地尚未学会区分什么叫做正统。今天的我们在《诗经》中看到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楚辞》里看到的雷填填兮雨冥冥——这种语句背后所凝结的混沌与力量，以及其中流淌着的尚未被驯化的野性，恰恰是文明早期特有的雷雨云层的质地，不稳定的，随时可能劈开一棵树的电闪雷鸣。
汉末魏晋的秋风意象，同样与这个时期的气候变化有关。
东汉末年，气候开始转冷，持续的低温与旱涝加速了这个帝国的分崩离析。党锢之祸，三国鼎立，八王之乱，永嘉南渡，放眼望去，一整个时代是近乎就是一场漫长的流离。但魏晋文人书写苦难的方式，却带有一种奇异的平静。
嵇康临刑前，曾经要求演奏一曲《广陵散》，你在他的姿态中很难看见悲戚，因为它与这个时代的萧瑟底色一样，倾向于一种知道一切都注定会消散之后，仍然举杯的从从容容。这也是这个时代所显露的深秋阴天原野气质的本质。「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是嵇康自己写下的句子，也是整个魏晋时代的自画像。
独自一人走到原野的尽头，发现眼前只有茫茫的天地。而后仍然抬起头，仍然挥弦，仍然应对秋风举杯。这，就是东汉的风骨。
不同于其他朝代，盛唐是当之无愧的烈日。
如前文所说，温暖期的唐代，粮食充裕，边疆开放，丝绸之路上的异域文化如潮水般倾泻着涌入长安。一个在丰收年里长大的文明，它的书写者天然是具有扩张性的。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尤为相信个人的力量可以抵达天边。李白说「欲上青天揽明月」，说「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因为这样的烈日下，人甚至无法看见自己的阴影，太阳会把人对未来的不确定随着雨水一起带走，于是你拥有的只有此刻，灿烂，且笃定。
烈日般的大唐之后，是细雨般的北宋，不同于清明那种叫人断魂的淅淅沥沥的小雨，北宋的气候，会让我想起一句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它是恒温的，湿润的，沾衣欲湿却又不叫人狼狈的细雨。
因为彼时的气候，在北宋时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温暖中夹带着某种不稳定的信号，所以王朝的政治处境也在慢性的收缩里不断沉浮。冗官冗兵、积贫积弱，澶渊之盟签完还要岁岁纳贡。
北宋的文人深知家国两难全，却只能在西湖边克制地填词，把对当下的、远方的忧郁研磨、化开，细得像毛毛雨一般落在青石板上，叫人一时之间，分不清是泪还是雨。那些细雨中藏着的清醒与悲苦，写尽了这个朝代的悲歌。
历史行进至清朝，一场漫长，寒冷的大雪终于落了下来。
此时，中国的气候史与文学史也第一次真正地、完整地重叠在了一起。明清小冰期的峰值，恰好是这个王朝最深重的寒冷时刻。寒冷的天气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带来了边疆的压力，带来了对内部秩序近乎偏执的管控需求——而文字狱，正是这套逻辑走到极端时的必然产物。
在这种高压之下，一个帝国的书写者必须学会把每一个字都研磨得极尽光滑，光滑到可以藏住所有的锋芒。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时，一整个时代的气象报告就这样跃然纸上。绚烂至极，然后归于死寂。冰层之下，暗流仍在，但地表已经封冻。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在自己的天气中悄然落幕，又复起。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川流不息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一个朝代的温度。今天的我们，阅读着这些从未散去的、凝结在文字中的天气时，实则触碰的，是一代人亲历的冷暖、苦痛、悲欢与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