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半年，换肾成功，大家都说我是个幸运的人，因为有人透析十多年都没能等到匹配的肾源。
但是，术后我人才刚能下地没几天，行走都还扭曲着小碎步，就因感染又回院，接着是移植肾坏死切除，然后成了ICU的常客，兜兜转转最后又回到依靠透析续命。
透析还是以前那个透析，只是人已经完全不是以前那个人了，一场手术，直立挺拔站着的人瘫痪了，面瘫脸做不出表情，无法哭笑，无法正常说话，吃东西也张不开嘴，左耳聋了，左眼视力模糊。入院时上秤一百斤，出院的时候刚好六十斤，但我知道，还活着对我来说已经是奇迹了。
2016年，是我在县城当老师的第三年，那年我二十六岁，我一直觉得自己年轻，身强力壮，所以入职体检之后，单位的常规体检我一次都没有去。6月的时候，我经常感觉疲惫，早起的眼睛很肿，视力有点模糊。于是趁着女朋友体检，我也去门诊挂了号，查了几个血常规、肝肾功能这样的项目。
过了几天，我接到医院的电话，对方语速急切地说我检查报告出来了，叫我立刻到医院来。我没敢丝毫怠慢，一翻身就打车火速去了医院，见到医生，他说：“你的血检报告早上出来的，你这个肾脏可能有问题，很严重，我给你开单子你现在立马去缴费再查一个血常规和肾功，做一个复查，对比一下此前的血检标本有没有问题。”
我抓着医生开的单子，迅速地去缴了费，然后到抽血窗口，颤抖着挽起袖子把胳膊递给护士，心想着赶紧给我抽一个，因为我抖得厉害，护士小姑娘还开玩笑地说：“别抖别抖，稳住，你这样我没法精准进针，这个没那么疼的，看你一个大男生怕成什么样子叻。”
我越想越乱，但又安慰自己，我精气神都很好，能吃能睡，呼吸顺畅，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肯定没问题。
肾脏不同于其他器官，比如胃，有问题了会没食欲吃不下东西，会不消化、胀气、疼痛。肾脏的代偿性很强，早期肾病可能只有血检指标异常，身体却没有明显症状。发现尿液出现泡沫时，其实肾脏已经在漏蛋白了，但很多人因为症状轻微并未提起重视。等到出现早起眼睑浮肿，站久了下肢浮肿，食欲不振甚至呼吸不畅的症状，而到医院就医时，却得知肾脏已经严重病变、萎缩，出现功能衰竭了。
血检结果出来了，我拿着报告单跑到肾内科诊室，医生肯定地说：“你这个肌酐很高，这指标两次检查都这么高，而且这次比上次还要高，你这个肾脏已经基本坏死了，我给你开个住院单，你立马到住院部去办理住院，必须入院治疗。”
出了诊室，我忘了自己要去住院部，恍惚着走了几步就瘫坐在地上，脑子里只有害怕。缓了好久，我给我弟弟打电话，大概讲了一下情况。他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找到我，拉着我去住院。
肾内科住院部在十六楼，透析室在十七楼，大多是些老大爷老大妈们。肾内科住院部的床位紧张，我们只能住在病房外面的过道上，床是活动型的简易钢架子，这是医院给加的床位。边上另外一个老爷爷也是加床，他看了我们很久，最后问了几句，然后安慰我们说：“看开些，平时好好注意饮食，按要求严格忌口，不要劳累，规律透析，控制得好，基本跟正常人差别不大。我六十八开始透析，到现在已经透析九年了。”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不理解什么叫透析，之前只是在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看过。我迷迷糊糊在床上躺了一晚上，早晨九点，医生来查房，看了我的病历，简单地说了几句，叫我等着手术，这手术就是在大腿根部内侧插一根管子，叫作临时透析管，打了局部麻醉，其实不是很痛，但是我躺在手术台上，紧张到又开始颤抖。
我以为这个手术可能会搞上几个小时，但过了一会儿，医生就说：“可以了，手术已经做完，你平时注意保护管子，不能被洗澡水冲，不能湿水污染，现在你马上去透析区，护士会给你做血液透析。”
那是我第一次透析，暗红色的血液经过透析器净化，再从我从大腿内侧根部的临时透析管引流出来，长长的管子缠绕着，医生反复嘱咐要求我平躺着不能乱动，不能压着扯着管子，我觉得全身僵硬酸痛。医生一会儿来观察我一下，护士一会儿又来观察我一下，不知道过了多久，护士摇晃着我，我从迷糊中醒了过来，她说：“下机了，你时间到了。”下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下完机后，血压有些回落，我自己感觉呼吸都要顺畅一些，心想这治疗虽然难受漫长，但是效果真好，真是药到病除，我以为住院治疗就结束了，长长地舒了口气，然后回到十七楼，躺在那张简易的钢架床上安静的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值班又来查房，他们一群人先是在我面前东看西摸地说了老半天，最后对我说：“你现在抓紧时间吃点东西，一会儿马上就去楼上的透析室做透析哈。”我才知道今天还要做，医生说：“你昨天第一次透，是诱导适应性透析，只做了两个小时，你现在指标肌酐毒素还高，今天必须接着做治疗。”
我想到自己在网上看的那些说法，千万别上医院透析，一旦透析，就会一直透下去，再也甩不掉了。
我越想越害怕，于是迅速收拾好东西，一个人急急忙忙逃出了肾内科，打电话跟弟弟说：“你先吃早餐，吃了就去给我把出院办了，我感觉好多了，我们先回单位上班。”弟弟电话里一顿怒火，但也只能帮我去办出院。
回单位的路上，我给我爸打电话，本不想让他担心，可说着说着，就控制不住地哽咽了起来，我爸说：“你别紧张，身体有问题我们要先好好处理，你先回去给领导详细汇报情况然后把假请好，我马上请假买票坐大巴车回老家来。”
到了学校，我去了校长办公室，和领导简述了体检和医院透析的事。听了我的汇报，他说这个病此前我们学校有个同事就是，透析了几年，后来做了肾移植后一直在休养，他目前身体状态似乎还不错，此前他还要求来学校上班，后面觉得上班还是劳累，就不建议他来复工。
回到自己的出租屋，我觉得自己坚决没办法接受透析，我不想像个怪物一样生活，余生都被机器钳住。我开始相信起网上搜到的那些秘方，病急乱投医，每天都要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几天再恶心、再难以下咽的东西，我都强迫自己吃下去。但是症状也没见有任何好转，身体的积水反而越来越多，心脏负担不过来，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困难，所以这些透析的病人，如果本身心脏功能还不错，最后也会慢慢坏死，如果本身心脏条件不好，可能就会早早挂墙上了。
一周后，我的身体情况愈加恶化，我甚至总是出现幻觉，完全吃不下东西，呕吐得厉害。后来才知道，就是肾脏无法工作、身体完全没有排毒的缘故。
我被父亲和弟弟“押送”进市医学院的透析室，弟弟跟值班医生说：“他害怕透析，一周前来过，后来是偷偷逃出医院的。”
医生看了看瘫在床上的我，远远地指着旁边的病人给我说：“这个，比你小，还不到二十岁，七岁时紫癜长期没重视，最后发展为尿毒症，已经在这里透析两年；那边那个，本来是急性肾衰竭，及时科学处理可以控制住逆转衰竭的，但是就是因为相信所谓的神医秘方耽误成尿毒症，你让他们咋办……谁也不想得这个病，可就是得了，你说咋办？”
我不知道说什么，医生接着说：“这么多人都在透析治疗，透析是目前唯一的续命办法，简单理解就是肾脏坏了没有了排水排毒净化血液的能力，透析就是机器代替肾脏帮你排水排毒。再说你还年轻，认真规律透析，同时生活饮食上按照要求长期坚持，我们透析室现在透析最长的病友已经二十一年了，现在状态依旧不错。再说以后有机会就做肾移植，换肾可以摆脱透析，不用一年四季都在医院。”
因为肾脏坏死，患者无法正常排泄身体的水分，所以在生活上要控制水分的摄入，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口渴了大口喝水，饮食上也最好别喝汤、喝粥，水果类的也要控制，很多水果高钾（高血钾症猝死是肾衰病人的常见死因之一）的同时含水量也大，这些都是隐形进水。如果身体内水分和代谢的废物无法及时排出体外，可能会出现肺水肿，导致无法正常呼吸、氧气不够、胸闷气短。心脏的负荷也会重，血压也会升高，因肾病而透析的病人很少有血压正常的，不是过高就是过低。
那天，我认真地观察了尿毒症患者透析的场景，胳膊平放在床上，上面插着两根红色的管子，管子连接在床旁的透析机上，病人、床和机子三个一个组合，排得整整齐齐。病友们平躺着，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看手机，背景音是护士们偶尔的交流声，温和低沉的机器运转声音。
这一刻，我似乎终于安静下来，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是人都会生病，肉体脆弱，所有人都没有区别。就这样，透析慢慢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一开始一周两次，后来因为一时无法适应忌口的要求，对水控制不好，尿越来越少，半年后改成一周三次。
我开始近乎变态地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严格忌口，控制水的摄入，慢慢地情况稳定了，状态也不错，第二年我回到了县医院透析，这样方便上班。
2017年2月16日上午10点多，我突然接到市医院专门负责肾移植的谭医生的电话，他温和地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很骄傲地回答他：“我状态很好，县医院透析室正常规律透析，目前的各种检查指标也没什么太大的异常。”
“太好了，你状态不错，这边现在有个肾源，和你之前留的资料匹配度很高，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做移植？还有经济上怎么样，能不能跟得上？术前最起码要准备二十万。”电话那头谭医生说。
这个电话真是让我又惊又喜，喜的是，这种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好事，竟然真能砸在我身上，离开医院透析室时留的那些资料，也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想法，对肾移植根本没有抱什么期待，也没有去了解过相关事宜；惊的是，竟然要花这么多钱。
电话里，谭医生还特意跟我说：“去年透析室有个病人刚移植完，状态还不错，可后来感染了，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一段时间，各种费用前后花了四十多万，家里经济实在跟不上了，家属只能被迫放弃救治，最终，还是人财两空。因为你是当事人，所以我所了解的遇到的好的坏的我都有责任给你讲述清楚，任何手术都是有风险的，没有百分百的保证，你自己先认真思考一下，同时和家人好好分析商量。”
谭医生应也感受到了我的犹豫，宽慰我道：“如果你觉得没做好准备意愿不强烈，经济上不到位的话，就等下一次吧，你好好透析时刻保持好状态，以后一样有机会，你马上和家人认真沟通考虑一下，一个小时后给我回复。”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坐了好一会儿，让自己平静。做肾移植，摆脱透析，做回正常人，这是每个尿毒症透析病人的终极梦想。我决定要赌一把，几次深呼吸后，我解锁手机打了三个电话——给我爸、我弟弟和女朋友，向他们详细讲述了刚刚谭医生的电话内容，他们都一致支持我换肾。
我家全部的现钱算下来还不到十五万，大家便开始四处打听询问凑钱，能借的亲戚同学朋友全部都联系了一遍，几千几万不等，最后勉强筹到三十万，一个小时后我给谭医生回了电话，汇报了情况。
下午3点半，我们刚下高速进入城区的时候，接到谭医生的电话，我以为他催我到哪里了，忙说：“马上就到，进城了已经。”
没承想谭医生却十分抱歉地说：“实在抱歉，让你白跑了一趟，捐献者家属临时决定不捐献肾脏了，所以手术做不成了。”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谭医生又说：“你都到市里了，要不要过来，我们两个详细地交流交流？”
在透析室办公室，谭医生跟我讲了有关移植手术的各种问题以及费用，特别是受体的指标状态最为重要，为此我还特意咨询了回家该怎么锻炼好身体，以便随时以最好的状态时刻等待移植。了解和熟悉了许多信息后，我们便轻松踏实地打道回府。
下午六点半，车行到了半路还有四十分钟路程就到县城了。那会儿车子正在卖力爬坡的时候，谭医生居然又打来了电话：“你在哪儿？后面和捐献者家属又做了沟通，他们还是决定捐献，你马上来医院。”电话里他非常急切。于是我们又立马调头往医院赶，这次开得更快，到了透析室已是晚上快八点了。
我们直接去了肾内住院部前台，这儿跟上次离开时一样，过道和走廊上塞满了病床，护士长在详细分配大队伍。
术前谈话时，我才知道还有两个病友跟我一起作为手术备选对象，一个是满脸痘疤的小兄弟，一个是走路蹒跚摇晃的老大伯，大概六十来岁。谭医生做了说明，让我们三个病人都做检查，结果出来后专家小组综合评估，谁最合适，就让谁上。
我迫切地渴望自己能重新变成一个正常人，不用再把生命的一半时间都花在透析上。检查都做完已经是凌晨，我们在漫长的黑夜里等待天亮。凌晨五点的时候，基本上结果都出来了，小兄弟感冒加发烧，直接就被否决了，老伯的检查结果还可以，但是年龄大，体质比较弱，还有些低血糖，我的综合情况最好，谭医生最后宣布我为这次移植手术对象。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大手术，也是我心心念念梦想了很久的手术，看着他们失望地离开，我紧张无比，又期待万分。
备皮、灌肠，我已经有二十来个小时没吃东西了，灌了肠肚子更空了，伴随着前胸贴后背的饥饿感，我焦急地等待着通知。
二十分钟后，一位护士上来领着我们坐电梯下到手术室层，那天的电梯异常快，一下子就到了，一路上也没人说话。
入门是手术等待室，进门就让换鞋，我一个人坐在里面，狭长的通道里没什么光亮，两边是一间接一间的手术室，没有尽头。
手术室里温度很低，四周一片寂静，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眼前开始放幻灯片，过往的人和事，一股脑向我涌来。
我想起刚生病时的无助绝望，透析的痛苦，还想到亲人为了给我续命拼命挣钱，泪腺就跟泡在醋里一样酸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在不知不觉中，手术完成了。
我一直以为肾移植手术就是在肚子中间开个口子，把两颗坏掉的肾都切了，然后在切的位置把新肾手术缝合接在上面，一个新肾换旧肾。
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医生根本没动那两个原装坏死了的肾，他们在我的右下腹开刀，从正右侧面和肚脐一样高的位置，一直斜切到生殖器正上方两厘米，伤口总长约十五厘米左右，新的肾就睡在腹窝里。
那天以后，我开始小心地动起来，希望新生的肾宝宝尽快和我融为一体，完全属于我。腹部的透明导管有血水排出来，积存在引流袋里，这是好的征兆，全家人当时都非常高兴。
我们按照要求买了量杯量筒，认真记录每天尿的出量和进量，和小时候我期待身体长高在门柱子上刻印记一样。慢慢的，尿量也越来越多。我满心期待，术前谭医生讲过，恢复快的一般两个周就可以出院了。
第十天，尿量忽然开始减少，我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非常害怕，焦躁不安，医生也很紧张，给我更换了服药方案，调整了“强的松”和“他克莫司”的药量方案，冲击了四天。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生怕刚换的“肾宝宝”出问题。
我的身体又开始肿起来，不得不又开始透析“排水”，每天透析一次，每次两小时，在第十六天，我的尿量又逐渐多了起来，慢慢地维持，实现了进出平衡。我每天都站在隔离室的床边看着外面的自由广阔的世界，期盼没有透析的美好生活。
第二十七天下午，2017年3月14号，我终于盼来了出院。谭医生特地嘱咐我，出院后要隔离居住，环境卫生一定要严格要求，我弟弟特地为我在广州路找了一个很新的两室一厅的高级公寓，房租一月两千八租期半年，他和我父亲在里面消毒打扫彻彻底底地搞了两天卫生，四面墙、门、整个床架都用消毒液喷擦了两遍，所有床上用品都是新买的，买来也全部彻底清洗消毒一遍。
出院后，就我一个人住在这个两室一厅里，他们还是住在之前租的一套民房。我的房子入门处就摆着消毒液，每个人进出都要洗手消毒，还要穿上一次性隔离防护服，戴好口罩、帽子、手套，然后给我做饭、换纱布、消毒。
我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按时吃药，家里墙上贴着时间表，手机上定着闹钟，我自己看，他们也会提醒我。除了吃药，还要按时吃饭，排便撒尿做尿量记录，称体重做记录。
我无数次站在窗户边，看外面的车水马龙，看着远处的青山逐渐绿起来，期待着自己早日从这个保护着我的“牢笼”中解放，去外面的世界自由自在地幸福生活，我写了好几个旅游计划，甚至筹划和女朋友结婚成家的未来。一切都小心翼翼，但后来事态还是无法控制。
出院后的第四天早上，我的左耳开始疼痛，忍了一上午，下午还是没有好转，我给谭医生打了电话，他安慰我说：“不要过度紧张，吃着激素，抵抗力低容易感冒之类的。”可到了第五天，早上起来疼痛症状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起来，又急忙给谭医生打电话汇报了情况，他觉得情况不妙，让我赶紧回医院住院。这院一住，就是三个月。
3月19日住院后，先是每天都化验观察，再后来化验结果越来越糟糕，其间昏迷抽搐进过一次重症监护室，最后谭医生也束手无策，他建议我去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我老师那边技术经验设备都先进，肯定比这边有办法。”
我们一切完全听他的安排，他立马和那边沟通，但是他又告诉我说我们不用过去了，因为我状态不好赶过去一路折腾非常危险，他的导师马上坐高铁过来给我看诊。六个多小时后谭医生的导师到了后，风尘仆仆的，都没休息片刻，立马找来机器给我做穿刺化验检查，检查结果很绝望——移植肾已经坏死，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他们建议立即给我手术，把刚移植进去的已经坏死了的肾脏摘除，不然继续下去会危及我的生命，现在是保命要紧。这个时候我人已经有些恍惚了，不太清醒，他们讨论的这些我都不知道，然后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摘除坏掉了的移植肾。这个过程我也不知道，它悄悄地进去，然后又悄悄地离开，只在我的身体里，待了短短的30天。
此后我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几乎没什么自主意识，没法进食和进水，全靠机器和输入各种营养液维持基本生命体征。美好如此短暂，如同放了一个漂亮的耀眼的烟花。
病历上清晰地记录着我在昏迷期间发生的事，4月3日，突发意识不清、四肢抽搐、牙关紧闭，呼之不应。ICU会诊后不排除颅内感染，便转入ICU进一步监测治疗。腰椎穿刺，根据脑脊液白细胞计数，考虑病毒性脑病。予抗病毒、抗感染等治疗，病情平稳后4月6日转回肾内科室。
4月21日，因肾移植术后急性排异反应，行右侧移植肾切除术，术后转入ICU进一步监测治疗，于4月26日再次转回肾内科科室治疗。
5月2日突发呼吸循环衰竭、意识障碍，再次转入ICU。于5月12日病情平稳后转回肾内科，继续抗感染、控制血压、规律透析、营养支持。诊断汇总为病毒性脑病，肺部感染、感染性肺不张，双侧胸腔积液，心影增大、心包积液，腹腔积液，双肾缩小，慢性肾病，需规律透析。
我关于抢救唯一的印象是：有一次，我早上透析，上机没多久，在透析过程中人忽然就开始难受起来，冷汗如泉水一样不住地往外冒，汗水辣眼睛，不一会儿，头发、衣服裤子都湿透了，身体里面的血液跟熬干了一样，恨不得把全身的骨头都取出来，一根根擦一遍。难受至极，人已经意识恍惚了，不自觉地乱动，完全不受控制，我弟和我父亲一直在边上把我死死按住。
后来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提前下机，回来躺在病房，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人意识也是模糊的，衣服也没法脱，还是我弟赶紧买了一把大剪刀剪掉衣服，才给我换上干净的睡衣，再后来的事，我就完全没印象了。
第三次病危进入重症监护室，因为重度昏迷时间长，身体体征指标很糟糕，医生劝我家人说：“他一直这样重度昏迷，长时间没什么反应，全靠机器帮助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很有可能我一直醒不来，最后弄得人财两空。”家人不忍心主动放弃我，他们说：“就让他在里面吧，如果他真要走都让他在里面走。这样余生内心都要好接受一点。”
在医生劝说放弃的第三天，我醒了过来。醒过来后的我一直没有睡意，全身被死死捆绑着，固定在病床上。搞卫生的阿姨进来看到我清醒着，她说我的家人白天黑夜的都有人在重症外面守着我，大家都没有放弃我，坚信我一定会挺住恢复清醒过来的。次日，经过评估，我出了重症监护室，重新再次回到肾内科病房，因为术后感染了中耳炎，我的左脸成了面瘫。
听说，谭医生在我手术后又做了两例肾移植手术，病人恢复得都很好，顺利出院迈向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6月初，我终于恢复了比较清晰的意识，但是因为长期没有进食，营养严重缺失，加上各种捆绑固定没活动，肌肉已经萎缩了，身体处于瘫痪状态，我只能一动不动的躺在床上。手上一直在输脂肪乳，非常浓稠，几分钟才滴一颗，一瓶五百毫升的液体，从中午十一点左右开始，要一直输到晚上两三点四五点，父亲不定时一会儿起来看看我看看液体，一会儿又起来看看。
隔壁床的家属老太太问父亲：“大哥你有七十几？”
我父亲苦笑了一下说：“哪有七十几，今年我才五十岁多点儿。”
从年后入院手术开始，父亲已经守着我快四个月了，头上稀稀拉拉的，没几根头发了，头皮都明显清晰可见。脸上皱纹也越来越深，他人似乎都缩水了，矮小瘦弱了不少。
我爸的身体已经垮了，我叫他，他都要过几秒才能做出反应。我妈一个人半夜就起来去早餐店开门忙活，店里平时两个人忙的事现在她一个人在撑，维持着经营给我挣住院费和医药费，晚上收了摊还要赶来医院看我照顾我，给我按摩活动身体。
弟弟专心回县城上班挣钱来救我，周末他坐大巴车跑一百五十公里来医院，周日晚上再坐大巴跑一百五十公里回县城上班。女朋友稍微近一点，周末都在，晚上没晚自习的时候也急急忙忙地赶医院来照顾我。
他们都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帮我热敷、按摩、揉搓和不停地帮我抬腿、抬手、活动。医生们查房，每天早上进来第一件事就是帮我翻身，看我屁股后背，有没有生褥疮皮肤有没有溃烂，其中重点就是观察尾椎骨那个位置，因为一米六三的我六十斤不到，就是真的皮包骨，使得那个尾椎骨看起来凸出来了一大截，六十斤的重量压在上面使它硬生生地插在床上，加上肾性骨病，最怕的是它一不注意就断了，我父亲说那顶尖处的皮像炸了的气球的皮敷盖在上面，红彤彤的。
谭医生总是一脸揪心地嘱咐我：“只要立马有点儿好转，就赶紧多活动活动，要不再这样下去，肌肉萎缩，真就成瘫痪了。”可他这番话，我听着已经有些麻木了。我感觉自己都已经适应瘫痪状态了。
在那不死不活的煎熬里，有整整半个月，我一直不想活着了。我明白他们医生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出院，甚至能不能好起来他们都不清楚。我害怕继续这样拖下去，身边人会被我拖死。
但情况终究是好转了，6月中旬，我开始慢慢练习吃东西了，虽然人依旧瘫痪的，但只要开始进食吃东西，能自主摄入营养，就是个好消息，透析也能规律完成。6月18日，我终于熬到允许出院了。那天我父亲一个人收拾了很久，住了三个多月，病房储物柜里堆了很多东西。出院时已经是盛夏了，从大楼出来，外面的太阳明晃晃的，路上的人们都穿着拖鞋短袖背心短裤，我还裹着入院时候的厚棉衣。我窝在轮椅中间，被衣物被子床单固定着，我摇摇晃晃地移动，整个世界熟悉又陌生。
出院之后，周一到周六父亲都推着我去门诊中医科针灸治疗面瘫，左半边身体从头顶开始一路向下针灸，一针三块钱，去一次耗资一百五十左右。可我应该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很多面瘫病友生病后立马去医院治疗，扎了一个周十来天就完全恢复了，我一周六天连续扎了三个多月，从炎热的盛夏一直扎到凉意浓起的深秋，左脸依然完全没什么反应。
2019年，我和女朋友和平分手了，从重症监护室走出来的几百天里，她一直陪着我学走路，每年就过年的几天才回家陪陪父母，我的人生已经烂了，以后只会越来越糟糕，没必要拉着她一起走这一条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绝路。
也是这一年开始，我每天下午都在家学着做饭，等待爸妈店里收摊、兄弟下班回来一起吃。不管透析回家身体多么虚弱难受，只要还能站立，我都会咬牙坚持做饭。我们一家四口围着电暖炉，听到他们说好吃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幸福和满足。
2019年9月开始，我的血压也开始低，心脏彩超的结果显示，我的心脏还是不太行了。 慢性心脏问题，据说这是更致命的病变，我本来计划是春暖花开时，就恢复边透析边上班的生活。可如今我的心脏让我低血压，我常常头晕眼花，心像碎了一样痛。
我坐轮椅坐了将近两年，又逐渐重新学习走路，2024年，我走路基本正常起来，这时候距离那场肾移植手术已经过去七年了。
到今天我练习走路已经有六年多了，经过无数次含泪坚持，现在平坦的路正常走起来基本没问题了，甚至都看不出我半瘫过，但是只要是有一点儿坡度的路，我走起来依旧摇晃飘浮，即使我已经非常努力地去掌控自己。
我特别珍惜现在的一切，珍惜今天自己还能做饭，珍惜自己的双腿还能支撑起瘦弱的身体自由行走，珍惜自己能完成泡脚洗澡洗衣服，珍惜自己能独立去拉一泡屎，珍惜能独立去透析平安回家。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能力，可是对于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我知道，也许未来不久的某一天我可能会又瘫痪得猝不及防，变成一个植物人。
我有天在家翻找东西，在箱子里发现了几张单子，上面是同事领导们在我手术后重症抢救的时候给我募捐的名单，我能活过来，今天依旧还活着，靠的是亲朋好友同事领导同学们齐心协力搭手救过来的。
人生就是一条往前延伸的路，有的人的路可能平坦顺畅，有的人的路可能崎岖颠簸，而我的这条路走到二十几岁就遇上了无法逾越的深渊，越陷越深，头顶有一丝遥远的光，时隐时现，虽然我奋力向上攀爬，可还是抓不住。
但就算死在坑底，我也一定会好好地珍惜最后的那几口气，因为我知道，这残缺的肉体脆弱无比，疼痛就在下一秒等待着我，我没有未来，更不会有下辈子，珍惜眼前，余生为家人认真活好每一天。
写下这些回忆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幸福可能并不在于某一件事本身，不要纠结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而是在于你所有的坚持，对所拥有的东西的珍惜。
来源：网易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