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薪200元，在深圳当“外包儿女”

在社交平台上，“陪老人散步、聊天”已成为互联网乐子人眼中的神仙职业。内容大同小异的“求机会”帖里，有失业的打工人想碰运气赚点小钱，也有爱散步爱聊天的年轻人打算把爱好轻松变现。

此类帖子的留言区，无一例外挤满了“我也想做”的许愿。宾主尽欢的气氛传递出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陪伴老人”似乎是一件轻松、解压、无负担的低门槛工作。

硬币的另一面是真实的需求。同样在社交平台上，“陪妈妈出游拍照”，“陪老人遛弯”，“去养老院看望老人”等来自深圳的招募机会并不少。这些需求对应征者有着更细致的要求，比如母亲刚从老家过来，子女想找个老乡陪她聊天；比如日常陪伴，双方不能相距太远；又比如妈妈是个i人，陪伴者至少不能把天聊死……

在国内，陪伴老人作为一门过于新兴的职业，一切似乎都在摸索阶段。在社交平台上，陪伴服务的供求双方，要实现精准匹配也不容易，一则“陪老人遛弯、打饭”的帖子下面，一位自荐的年轻妈妈虚心请教“可以带着4个月的娃去吗”，发帖人无奈反问“我爸快80岁，你娃四个月，你两个都能顾上”。

陪伴老人，可能不像互联网群众想象得那么简单。日本专门为老人提供陪伴服务的“Motto Mate”平台，在运营初期就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作为“外包儿女”，年轻人在陪伴过程中，不知道该与老人聊什么。为此，该平台通过定期对员工进行心理学、老年沟通技巧等培训、举办陪伴场景训练和案例分享会，培养陪伴者的服务能力。

在深圳生活的陪诊师易蓉，今年以来大约为10位老人提供了陪伴服务。她感觉，老年人对陪伴的需求，还没有被市场充分“看见”，很多有陪伴需要的家庭，不知道去哪里找合适的服务者。

一、1.6亿独居老人，被忽略的情感需求

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21年，全国老年人生活在空巢家庭（包括独居家庭、仅与配偶居住家庭）的比例为59.7%。北京大学教授赵耀辉在2024年分享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独居老年人（含仅与配偶居住家庭）约有1.6亿，其中80岁以上独居者占了一半。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中，78%的老人都把“有人陪”看得比“有人照顾生活”重。

我在社交平台上联系上数位尝试寻找此类工作机会、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发帖人，还无一人接到过订单。在深圳，也有陪诊机构、陪诊师挂出了陪伴服务。

在团购平台上，深圳一家陪护机构挂出了“老年陪伴师”服务，服务内容包含情感陪伴、心理疏导、生活协助等。客服人员跟我分享了两个过往的服务案例，一个是陪老人逛街，一个是陪伴认知能力退化的老人，陪伴师通过互动和小游戏，帮助老人做认知上的康复训练。

我联系到的数位深圳陪诊师中，只有易蓉接到一定数量的陪伴老人订单，其他几位虽然挂出了“上门看望”“陪伴老人”的服务项目，但都未接到订单，“有人咨询过，但是嫌贵”，一位陪诊师告诉我。

今年年初，易蓉开始接单做陪诊服务。成为全职妈妈之前，她在深圳做过十多年销售，微信好友人数庞大，且多数当面交流过。朋友圈和各个社交平台，是她推广陪诊、陪伴业务的主要渠道。

在易蓉陪诊的服务对象中，老年人占了六七成。此外，她也给10位老人提供过陪伴服务。第一个陪伴老人的需求，来自宝妈微信群。一名群友联系上易蓉，这是一个双职工家庭，丈夫在外地工作，妻子需要经常出差，家里老人多数时候处于独居状态。群友拜托易蓉，隔三岔五去家里陪陪老人，俩人虽然没见过面，但在群里有过不少交流，有一定的信任基础。

近一年来，易蓉在陪诊、陪伴服务中，接触了很多深圳老人，她也经常关注同行的分享。她观察到，这些有陪伴、陪诊需求的老人，多数跟着子女从老家迁居深圳，他们一下子被丢到陌生的环境里，子女又忙于工作，很多老人每日独处时间超过12小时。有些老人性格外放，能在住处附近结交一些朋友，也有很多老人不善社交，在深圳除了亲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只能靠看电视、侍弄花草打发时间。

易蓉接触的老人当中，一半处于独居状态，还有一些老人生活在养老院。她发现，衣食住行上，子女给老人提供的条件大都不错，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渴望被重视被关注的心理诉求，很容易被子女忽略，或者无暇顾及。

尤其在医院里，老年人的孤独会被放大。易蓉在陪诊的过程中，更明显地感受到老人们的脆弱、无助和孤单。就诊时，老人的状态比平时会更微妙一些，他在等待诊断结果，心里紧张，又担心病情严重给子女造成负担。为了掩饰这些情绪，老人的话也比平时多。易蓉观察，老人可能想通过聊天缓解压力。这个状态下，老人的情感流露也会比平时更直白，“你能够感觉到，他渴望有个人陪着他”。

有些老人易蓉提供过多次的陪诊服务，双方更熟悉以后，老人在就诊结束时，会主动邀约易蓉坐下来聊会儿天，或者逛逛附近的菜市场，“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却能极大地缓解他们的精神空虚”。在易蓉看来，目前的养老服务大都专注于老人的生存需求，老年人的孤独感，渴望“有人回应”、渴望被关注重视等情感需求，反而是被忽视的痛点。

“Motto Mate”平台的创立者，也提出过相似的观点——在日本这个深度老龄化社会，许多老人依然健康、有活力、有表达欲，但因为各种隐形的社会偏见，主动放弃了尝试、改变和交朋友的机会，给老人提供陪伴，鼓励老人表达、拓展社交，看起来并非养老的刚需，却是老人积极生活下去的关键。

二、一名“外包儿女”的自我修养

在国外，陪伴老人的服务，已经有成功的商业模式和操作形式可循。

美国养老平台 Papa创立于2017年，将缺“钱”的年轻人和缺“伴”的老年人的需求对接，年轻、缺乏护理经验的年轻人，通过平台审核后，可以选择自己有能力服务的老人，上门提供陪伴、接送、餐食准备、打扫房间等非医疗服务。截至2024年末，Papa已提供了超过 260 万次服务。

在日本，创立于2020年的AgeWellJapan，其核心服务产品就是“Motto Mate”平台——由20岁至30岁的年轻工作人员，上门为老年人提供社交陪伴与情感连接，内容涵盖日常交流、购物、出游、兴趣课程指导等。该平台的单次服务费用在1万到1.2万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500元），用户续费率非常高，注册客户中实际中途退订比例低于5%。

易蓉接到的陪诊、陪伴服务订单，下单人基本上都是子女。老年人操作手机不熟练，即便会用手机，他们也未必知道有这些服务。

易蓉在服务中发现，即便孤独、渴望陪伴，很多老人对陪伴服务的接受度不高，“花钱请人陪他聊天、散步，这不符合很多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和处世习惯。” 相比之下，老人更容易接受陪诊服务。

有些子女委托易蓉时，会提醒她以孩子朋友的身份接触老人，不能让老人知道这是付费服务。此外，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相处，老人也很难建立信任感，以孩子朋友的身份去相处，有这层关系基础，老人更容易接纳她。

易蓉也遇到过一些意识超前的老人，他们一般没有子女，经济能力强，平时活得很潇洒，他们就更愿意花钱买服务。

不管能否接受付费陪伴这种形式，双方相处一段时间后，老人和易蓉之间很容易产生情感上的牵绊。老人们把她当成朋友，关心她的生活状态，关心她的家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彼此熟悉以后，她能感觉到老人对自己的依赖。

易蓉长期陪伴一位接近80岁的老太太，老人独自生活在福田，嘴里常念叨“有人跟我抬杠都觉得热闹”。易蓉每周上门3次，除了一起聊天散步，帮老人调手机，给老人读报也是日常相处的主要内容。老太太每次打开门看到易蓉，都要习惯性地说出那句“你又来啦”，从老人的眼神和表情中，易蓉能察觉到，老人在盼着她来。

她陪伴的另一位老者，在妻子去世后变得少言寡语，子女联系上易蓉时，叮嘱她多陪着老人去公园打太极拳，多跟老人聊聊以前的工作，易蓉陪伴一段时间后，老人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精神头，在公园里晨练时，也愿意跟旁边的人搭话。

陪伴是一种情感劳动，有些时候，易蓉也要提醒自己把握好边界，“老人再怎么吐槽子女，你只能听着，人家的家庭矛盾，你不要介入也不要评判。平时跟老人相处的细节，要多跟子女同步，让他们知道这些服务的价值，毕竟子女是买单的人。”

三、一小时200元，谁为“陪伴”定价？

在整个市场上，陪诊服务定价逐渐形成了市场标准。而陪伴老人的服务，提供服务者相对分散，线上挂出的价格也各不相同。前文提到的提供老人陪伴服务的深圳某机构，在平台上挂出的陪伴服务1小时定价接近200元，且3小时起订。

易蓉的陪伴服务，收费按照小时计价，定价根据每个老人的身体状态、自理能力，以及要提供的服务内容浮动。相比陪诊，易蓉对陪伴服务的收费要更高一些，因为陪伴老人要付出的心力、专注度，以及要承担的风险，相对高于陪诊。

有些老人行动不便，在室外活动时，她需要时刻关注对方的状态，“这比陪诊更紧张”，在医院里发生意外，医护人员就在身边，求助方便。但陪伴老人时发生意外，那对陪伴师来说更麻烦，可能身边无人能求助，也可能陷入责任纠纷。

选择陪伴服务订单前，易蓉要先了解老人的身体状态，如果老人身患重症，她一般会婉拒对方，她没有医护经验，担心自己难以胜任。接单前，她要与老人的亲属签订健康情况告知书，亲属要讲清楚老人真实的身体状态，这样遇到突发状况她也好应对。

眼下，陪伴老人的服务，缺少监管和统一的行业标准，也没有更多经验可循，这也让易蓉不得不更加谨慎。在实际服务中，易蓉还有很多顾虑和疑问，“老人送你贵重的礼物，你该不该收，如果收了，子女来追讨怎么办？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2.97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1.1%。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传统家庭结构、养老模式受到冲击的今天，子女和老人都在寻找新的依托与信任关系。在易蓉看来，陪伴师作为一种职业化的服务者走进老人的生活，虽然无法替代子女的亲情和陪伴，却至少能弥补一些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空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作者：黄小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