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MaNii：表哥叫韦定，当无人机飞手好几年了。
在这之前，他没有上过什么正经的班。他家境还行，父亲是乔善乡的肉贩子，兼营六合彩。桂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乡”往往只是一两条几十米的街，人流并不多，只有轮到三天一次的圩日子，父亲的肉摊才有正经的生意做，但总比种地的要强得多。
高一的时候表哥辍学了，满街浪荡几个月后找到了第一份营生——贩毒。
没有枪战，没有帮派，没有黑皮箱。只有一个邻县的上家（他不说他从哪里来，但是那浓重的毛南族口音出卖了他），表哥形容他长得一副懒散的农民样子。上家每次都约在不同的宾馆楼下，他的面包车里有个脏脏的红色塑料桶，他当场从桶里舀出一些粉末到分装袋里，以每一袋50块的价格卖给表哥，表哥再用80块把它们卖给县城里的学生，干了一年多，不知道到底卖了多少。
后来表哥知道，那人总共有两个那样的红色塑料桶，一共二十斤k粉，加上一小袋冰毒，几十克，判了个无期。他根本不会制毒，东西也是从别人那里买的，买了五斤，他又自己往里掺了十五斤“底粉”，就是一大堆肌酸、味精、婴儿奶粉、淀粉，还有一点玻璃粉。结果这个白痴就被按二十斤判了。
表哥未成年，量也很少，只判了三个月拘役，罚了五千块钱。这五千块击碎了表哥的自尊心。通常坐几个月牢并不能打击一个十七岁年轻人想当古惑仔的心，只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坐过牢的老资历。但五千块钱就不同了，他无法忍受母亲唉声叹气地来给他交罚金。审判长问他知不知道五千块钱他妈妈要挣多久的时候，羞耻感从他的脚底迅速爬满全身。当时旁边还有二十几个和他差不多的年轻人看着这一幕，他们有不少是缓刑，马上就要放出去的。他知道“面子”这个东西已经彻底离他远去了。
表哥发现穷人家连犯罪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出来之后就迅速结束了“中二”期，放低了姿态，接受自己当不了大哥，只是个小角色的事实。但他也不想工作，于是到网吧当了网管。一个月只有400块，白天晚上都上班。
白天他负责给人开卡，大部分是未成年，个个都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表情和他以前一样拽，他还得老老实实给他们开卡、拿水、泡面。他给未成年一张写着身份证号的纸条，管这叫“临时卡”，好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早餐或者午饭钱消耗在这里。
夜晚网吧禁止营业，他会催人们下机，然后关上卷闸门。有些人会开通宵卡，用很便宜的价格留在网吧里玩一晚，随时可以出去，但是不能再进来。有时候也会有人不停敲门叫网管，让他出来开门，他通常假装听不见。实在烦得不行，也会把门留一条缝，让他们自己进来，但老板发现以后把他大骂了一顿。白天他得呆在吧台，但夜晚他可以打开吧台下的折叠床睡觉，也可以找台机子打一晚上游戏。他就是为了这个当网管的。按理说400块的工资不够任何人生存，饭钱都不够，但是老板只开这个价，反正多得是表哥这样每天回家吃饭的年轻人。
一般网管干上一个月就不会再干第二个月了，但表哥足足干了半年。半年后也不是他自己辞职的，而是被人家连累，跑路了。
有人跟他父亲买六合彩，中了特码。不幸的是这人买了足足五千块。他父亲一向都会拒绝这么大的赌注，他做庄家向来只跟乡亲玩点小的，天天买的熟人顶多也就让他们押个五六百，不常买的超过一百块他就不接了。但他没见过有人一次下五千的，脑子一下子转不过来，鬼使神差就接了。结果别人中了，他要赔二十四万。
就像通常会发生的那样，这一家人就跑了。连带着肉铺生意也不能做了。表哥也怕被债主找到自己头上，只能也跟着跑，去了南宁打工。一开始还听其他哥哥辈的人说起，表哥去了他们那里工作，有时候是在他们的店里当服务员，有时候是和他们一起当中介，还有介绍到别人那里干门卫的，但是这些以前和表哥成天混在一起喝酒、称兄道弟的人，每个人说起这些事都是骂骂咧咧，一脸不快，显然表哥的表现令他们每个人都非常生气，彻底耗尽了他们的情谊。后来，就没有听到表哥的消息了。
等到表哥一家再回来，他父母已经很老了，有时候打零工，大部分时候什么都不干。铺子早就没了，地倒是有的，只是两个老人实在干不动种甘蔗这种力气活了。表哥也是成了中年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起来可靠了很多——相对于他本人以前的样子来说。
他还是不肯干“正经”的工作。但好歹是在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在河边摆摊卖烧烤，开拳击馆（天，他那个小身板），最成功的一次是和几个朋友一起干跑腿。那时候外卖还没有深入到小城市，广西也只有南宁能用app点外卖，连旁边的柳州都没有外卖。人们点外卖的方式是直接给快餐店打电话，但大部分店家都没有这个服务。表哥则拉了一个微信群，什么事情都干，大部分时候都是干外卖的活，给人送酒送菜，有时候也有三缺一叫他顶一角陪着打麻将的，反正什么都干。
靠这个挣到一笔钱以后，表哥又开了个电脑店。不卖电脑，就给人修一修（但是他其实只会重装系统），卖一点零件，网线，路由器。他开这个店只是为了结婚，没人愿意嫁给一个跑腿的，但是电脑店老板就比较好接受。有了一个女儿以后，他又离婚了，女儿跟着前妻。他就把这个店关了，又不知去向。
等再回到县城，表哥就是一个无人机飞手了。他买了一台大疆，放在皮卡车车厢里，到处给人打农药。我见到他就是因为家里请了他给山上的葡萄打药。
他告诉我，他是在抖音上看到别人宣传无人机农业非常好做，回本很快，又轻松，所以去报名学的。他想着可以一边做飞手，一边直播。结果做起来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无人机打药，浓度得比人工打的浓五到八倍，本身成本就更高，算下来其实比请人打药要贵。小农户用不着，他们根本不会花钱请人替自己干活。甘蔗地不适用无人机，间隙太小，无人机进不去，只能从上往下喷，吹不起叶子——本身能吹起叶子让农药喷到植物内部就是无人机重要的卖点之一。果园好一些，但还是那个问题——用机器比用人贵。
直播也没什么人看，毫无意义，看的人都是同行，都在哀嚎说自己的悲惨失败经历，告诉表哥早点把机器卖了，看得表哥心烦，很快就懒得播了。那段时间哗啦啦跑出来一大堆无人机飞手，很快又一股脑消失了，培训机构也关门了，不管是谁都觉得这只是一场骗局。
不过表哥一直没卖机器，慢慢熬着，发现其实也能做。虽然人工施肥、打药更便宜，但是人工慢。如果是其他地方，可能确实做不了，但是广西一年有大半年是夏天，还成天下雨，大雨救了表哥。有时候人工要十天才能打完整个果园的药，但天气预报说十天后会下雨——也就是说，也许药还没打完，或者刚刚打完，就被雨水冲走了，等于白干。十天过后，可能又错过了打药的窗口期，特别是甘蔗之类长起来很快的东西，过了那十天，叶子就密集到人进不去了，更别说去打药；或者葡萄之类娇贵的植物，打药的窗口期都很短，过了时间再打反而伤害果实。这种时候就只能叫无人机，三个小时干完原本十天的活，虽然十天后还是会被雨冲走，但至少有几天时间让药发生点作用，比不打药要强得多。
表哥的无人机事业做了三四年，直到去年表哥下水救落水的游客，淹死了。那人不会游泳，穿着救生衣就下河玩桨板，结果翻了，被吸到河坝底下，一直被水流往里吸，偏偏脸朝下，死活翻不过身来。表哥去救他，结果因为着急，直接从坝上跳下去，却摔在了凸出来的水泥块上，据说腿当时就断了。
表哥的父母前几年已经去世，不知道是谁给他操办的后事，无人机和皮卡车又是怎么处理的。今年来到山里的无人机飞手是个没见过的新人，操着浓重的百色口音，还带来了一堆做助农直播的朋友，想寻找合作的机会。都是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手臂上还能看到很土的纹身，土到你一眼就明白这肯定不是他们二三十岁时纹的。每个人看上去都有一种沸水冷却后的老实，还有蠢蠢欲动、争分夺秒的焦急。半年前他们接到了最大的一个单子，跟政府合作，为一个果园直播卖掉了三百多万的沃柑，感觉自己已经成功，迫不及待地呼朋引伴招揽人手（显然包括这个新的无人机飞手小哥），想把这件事复现一次。
过去无人机打药的时候葡萄园里就表哥一个人，他自己搬无人机，自己装药，打完自己走，只有无人机嗡嗡的声音。今年呜呜泱泱一大堆人，开了三辆车，站在高高的石头上拿机器到处拍，指指点点，互相争论。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想到那条吞没他的河。我们这里的习俗和外面相反，外面的人会避讳死过人的河，我们则是每年都要等到有人淹死了，河流已经有了祭品，人们才会放心地成群结伙地下河玩水。那天河上只有表哥和那个游客。表哥和那个游客淹死以后，那条河就热闹了起来。
现在想来，老家的年轻人总是一群一群扎堆的，像表哥这样从头到尾一个人的，也是一种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