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海拾贝 文摘 我,当了8年银行行长,退休后当群演,60岁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我,当了8年银行行长,退休后当群演,60岁是人生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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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冬天,我18岁。那天在操场上,我们结束新兵训练,等待分配。几百个新兵站着,一个个点名,点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拿着花名册的首长问,还有哪个同志没有点到。我举手:“报告,我。”

“你叫什么名字?”

“付颀。”

“哦,这个字念颀(qí )啊。”

大多数人不认识这个字,我习以为常。“颀”是父母翻字典找的,取“身体修长”之意,和我哥的“顺”字呼应。我生在天津,2岁时随父母来到北京。爸爸是电气工程师。我在铁道部大院长大,小学是在北京铁路第五小学读的。

小时候的我。

我从小就知道家里成分不太好,爸爸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学历高但不受重视,一辈子受压。十四五岁时,我就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算。那时候没恢复高考,我们只有三条路可走:当兵、到农村插队、考文艺团体。我想好了以后的路,要么当兵,要么考文艺团体。

我喜欢唱歌跳舞,一年级时进了合唱团,后来又被音乐老师选进舞蹈队,五年级时,铁路宿舍对面的会城门百货商店开始卖笛子。摆放在柜台里的笛子制作粗糙简陋,长短不一,三毛钱一根。那时家里穷,三毛钱是全家一天的菜钱,但经不住我的死缠烂打,妈妈还是给了买笛子的钱。

中学时我进了文艺宣传队,队里有拉手风琴的同学,每次演出坐在乐队正中间,特神气。那个同学毕业后,没人会拉,我主动跟老师说我想拉。每天中午我到防空洞里去拉,底下没人,有点阴森,我练得很刻苦。还问了之前的同学,怎么摁琴键,琴怎么背,哆啦咪发嗦在哪儿,自己摸索。三个月后我就能给人伴奏了。

高中毕业后,我不想去插队,考过文艺团体,没考上,我就想去当兵。我应征入伍,第一次体检因为鼻炎被刷下来。那会儿首长喜欢带有特长的兵,我知道还有希望。每天放学后我就跑到学校宣传队的小屋里,把门打开,使劲儿拉琴。三天后,终于把首长吸引过来了。他们把我的名字记下,让我去复查,第二次我就过了。1974年,我18岁,坐上火车来到河北邯郸的新兵连。

两个月的新兵训练后,我被分配到五连做生产兵,到河北磁县种地。

那时我非常伤心,本来想扛枪保卫祖国,没想到来到农场种地。连队的卡车从早晨开到下午,我的心也坠入谷底。冬天的农场荒凉破败,举目望去没有房子,灰扑扑的地,树上没有叶子。三排破旧的矮平房,就是我们的驻地。宿舍的上下铺,上铺的人坐起来脑袋就顶到房顶了。

农场的地非常大,我们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到地里割麦,午饭后到另一块地里插秧。天黑以后打麦子,腰疼得晚上需要战友托着屁股才能爬到上铺。

当兵时候的我。

开春下田插秧,水上飘着薄冰凌,脱了鞋就往水里扎。脚冻成紫红色,鼻尖都是红的,手上存了一层又厚又黑的皮,一道道的,裂开后往外冒血。从春天到秋天,麦子由绿转黄,守着一望无际的麦田,偶尔想家,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这是我们的青春岁月。

当兵的时候还很瘦。

我在部队拉手风琴。

第二年,全师文艺汇演,我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我能吹笛子、拉手风琴、说相声、会鼠来宝,还能把身边战友的事迹写成节目。全师一共七个团,团里的节目基本都是我写的,汇演拿了第一名。第二年,我就调往师部文艺宣传队,每天的生活跟电影《芳华》一样,排练、下连队汇演。有时去偏远的哨所,只有3个人,其中一个在站岗,我们也演给剩下的两个人。

两年后,师部宣传队没有编制,被迫解散。临走前天晚上,我们喝了酒,在一起哭。大家都回到原部队,有的回野战团,女兵回到医院通信连,战友们四下飘散。我回了原部队,之后去石家庄搞生产,盖房子,挖大沟,搬石头。

24岁那年,我的军旅生涯结束了。退伍那天,我们坐在火车上,泪眼朦胧,大家哭成泪人,那时候没有手机,分别了就再也见不到了。大家相互赠送笔记本,这些本子我一直留到现在。

临别前战友送的笔记本,我到现在还保存得很好。

1980年,我退伍回京,见了朋友和老师,惊觉生活已大变。当年班里6个同学当兵,剩下的同学去农村插队,我们穿着新军装,戴着大红花,他们在底下泪流满面。六年过后,人生际遇倒转,恢复高考后,三分之二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有的还是北大、北航的,谈吐完全不一样了。高中时我的成绩非常好,而现在我是等待分配的退伍兵。

后来我先上的夜大,拿到专科学历,再到北京行政学院读本科,之后在中央党校拿到研究生班的毕业证,边工作边上学,周末顶着大风骑两小时的车到学校,断断续续地,一直上到四十几岁,在学历上才追上同学们的脚步。

1982年,我26岁。

退伍后的我有两个选择,要么进铁路系统,要么去银行工作。家里特地开了会,讨论到底去哪儿。爸爸希望我去铁路,妈妈知道我身体不好,动手能力也差,打小自行车拆了装不上。

我去家门口的银行考察了一下,坐在柜台外的长椅看人家办业务,决定还是去银行,那毕竟是屋子里头的活,在铁路上拿板子钳子不适合我。

我是从记账员做起的,分在商业会计专柜,有个师傅带着。给了大算盘和套袖,里头全是低着头打算盘的人,整间屋子都是啪啦啪啦拨算盘的声音。

我在银行工作。

我那时也不会打算盘,有时候帮忙跑腿,送单、取单、记账,干了不到一礼拜我就知道这工作不适合我,我不太识数。

我就想了个办法,偷偷地给《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写稿子,署名除了名字还带上了单位:北京西城银行付颀。跟我当年拉手风琴招领导来是一个计策。办公室大领导看到了,行啊,是个人才,笔杆子。就这样,我干记账员不到半年时间,就被调到机关写材料。

写了三五年,在政工科、教育科、党委办公室转了一圈。从副科长到正科长,从西城银行调到北京市银行,在人事处当了两年副处长,1992年,我被调到工商银行做支行行长。

我当行长时候的照片。

当行长那8年里,就是在烦恼和压力中过来的,行长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社会上说行长神气,穿着西装,喝酒、谈判、出国。实际上,行长要操心存款,没有存款银行就没有利润;盯着贷款,放贷款就是麻杆子打狼两头怕。他们怕我们不给钱,我们怕他们不还,反复斟酌。

服务质量也得上心,干银行属于服务业,每天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按规定没收假币,客户不答应,硬要银行赔的;想存一万一数只有九千,说是银行偷的;被骗老年人要给骗子转钱的。什么事都能碰上。我们跟客户的关系,不管谁对谁错,都不能发脾气,要耐心解释。

我当行长那几年,下班回家,正吃着饭呢,电话响了,心里都得咯噔一下,来电话的十有八九不是好事。

爸爸妈妈,妻子儿子和我,我在左一。

除此之外,还要提防骗银行的,做假账的,得兼顾领导班子建设、员工队伍的稳定。加班是经常的,年末结算时一晚上都不能睡,必须把账结清楚,摸清年底利润情况。别看外面关着门,里边灯火通明。

我当行长的日子,从来没在家过过年三十,基本都在单位值班,第二天中午等其他人换班再走。出差也多,企业想贷款,得要到现场审核企业的项目,看看真实性。

工作出差的机会很多。

我基本没有时间参加文艺活动。但有一次,单位组织合唱比赛,我作为指挥上场,那次比赛我们拿了二等奖。

2000年,我从行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到金融公司做了副总,2016年,我正式退休。

当副总时的照片。

我记得我爸退休那会儿,那时已经是高级工程师了,头天还特别忙,第二天就没人找他了,没有电话,也没有工作,一下子闲下来。他非常不适应,脾气变得很坏,天天在家里找茬,训斥我们,一会儿说菜太咸了,一会儿嫌我们端碗拿筷的姿势不对。

我就知道,退休后他的弯转不过来了,离开了工作,没人需要他,他只能跟家里人较劲儿。那时我就在想,将来我退休了,绝对不能像他这样。退休前几年,我就想着未来要做什么,脑子里有很多计划。本想跟几个朋友开公司,做个顾问或董事长的,转念一想,一辈子都在跟钱打交道,很没劲。还想开个咖啡厅,因为没经验,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我和爸爸。

上班的时候,每天早上六点半,我准时起床,梳洗好,七点一刻出门,八点十分到单位,吃完早点回办公室工作,一辈子都是这么个节奏。退休后第一天,我跟往常一样,六点半醒了,“垮”一下子就坐了起来,想了一下,今天不用去,再睡会儿吧。把闹钟关了,躺下接着睡。再睁眼,九点多了。觉是睡够了,但心里还能惆怅,好像一下子就脱离社会和主流,变成了一个闲余无用之人。

我的身体很好,精力也够。对我来说,60岁是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候,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炼,处理问题的方式、思维能力足够成熟,在管理上炉火纯青,跟客户、员工的关系稳定,在这个年纪退休,太早了。就像一辆好车,放在后院不开,慢慢就放废了。

退休三年后我穿着行服到门口拍照留念。

我不喜欢完全没事干的生活,坐着喝茶,看看电视,到街上溜达,看人下棋,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喝茶、打麻将、跳广场舞,也不是我的兴趣。我不能闲着,每天睁眼就是想着吃什么,太没意思,那仅仅只是活着,没有生活,这样的人生没有意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个月,我就开始忙碌了。忙了一辈子,被工作推着往前走,我暂时忘记了曾经的梦想。想起年轻时候,我最喜欢写作和文艺,上学时作文总被班主任拿到课堂上当范文念,在部队时经常写话剧、排节目,坚持写日记也是为了写作留记录。

2014年退居二线后,我开始写小说,在银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听过很多故事,经历过大案,见证金融界浮沉。市面上反映金融业的小说很少,社会对金融业的了解太少,还可能存在误解,不在这个系统的人根本写不出来。我想用我的笔,把真人真事写出来。

写作既痛苦又快乐,写不下去时,苦闷、失眠,并不好受。就这样,我写了35万字的长篇小说《影子行长》,拿了金融文学大赛小说组的一等奖。之后又写了《父与子的战争》,以我和儿子为原型写的。两年的时间里,我写了这两本小说,写了几十篇中短篇小说,也写过报告文学、话剧和剧本。

小说写完后,我回去拜访班主任,正是因为他,才让我有了写作的梦想。

小说写完了,有导演通过出版社找到我,想把小说改成剧本。谈了好几次,他想加人物和爱情线、加冲突,我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不熟悉的东西写不了,没谈成。

我想,既然剧本没人拍,那我就继续追求文艺的梦想,去当演员。在网上找,加过拍戏的QQ群,进去后没太多机会。群里什么人都有,很杂,有时群头发个通告,哪天需要四个老头,什么类型的。留了电话地址,也没人理我。人家不知道你的实力,能拍上第一个戏就好办,万事开头难。

2016年,有个朋友打电话找我,说冯小刚有部电影在北京拍,有场戏要找长得像高级干部的演员,没有台词,就是坐着开会。我寻思,那我行,我一辈子净开会了。穿了衬衫西装就去了,在东城区一个宾馆大厅里头,屋里头坐了一圈工作人员,演员有7、8个。我刚进去,副导演就叫住了我,给我拍了照,让我把下礼拜的时间留出来,其他演员还奇怪呢,怎么他一来就定了。

这场戏拍了4天,每天300块,我刚开始坐前排,后来被安排到主席台上,挨着高明老师,在电影里露脸近一分钟。

《我不是潘金莲》电影,我坐在高明老师旁边。

后来跟其他演员聊起,我告诉他们,开会的学问大着呢,什么时候点头、低头、鼓掌,点头幅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有时皱皱眉,有时摇摇头,有时笑一笑,有时记个笔记。大领导进场,迎接时余光得瞄着,走得不能太靠前也不能太靠后,等大领导坐下了,停至一两秒才能坐,我一辈子就这么过来的,这不是一两天的功夫。

在现场我还给他们提了建议,那时冯小刚、刘震云就在我身后商量,原来的戏是大领导发完脾气走了,现场人员呆若木鸡。我鼓起勇气说,不管是发脾气还是表扬,大领导走了,总得送一下吧。主席台上这么多人不动,你们还想不想在官场上混了?后来戏改成三个人起身送大领导。

拍了这场戏后,给剧组留了联系方式,有作品,慢慢地就有戏可演了。在影视圈是讲口碑的,这个戏拍好了,下个戏才有人找。

联系我的,有群头也有副导演,我演过小人物,路人甲,在镜头前一晃而过,在角落里做路人;接过有台词的角色,那是特约演员,有大段台词,跟谢园、刘佳、于和伟、张国立等一线演员对过戏。

从2016年到2020年,我演过太医、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心理医生、老神仙……也没什么诀窍,就是长得比较像领导或知识分子,加上以前有演戏的功底,我基本没挨过导演的骂。但要让我演农民就不行了,有次我演了看车的老大爷,导演说像是领导微服私访假扮的。有时还在小电影里演男主角,拍了不下80部剧,拍得密集,飞外地,北边去过海拉尔,南边去过云南。

我在戏里演医生。

跟一线演员对戏,我一点都不怵。你是专业,演得好是应该的,我是业余的,就这儿水平,成,咱就拍,不成你就换人。人都是平等的,换个角度想,您在演艺界是大咖,我在金融界也算得上有点地位,我们的地位是平等的,不用自卑。

我跟张国立老师对戏。

拍戏这些年,我没忘过词,没迟到过,也不给人添麻烦,能自己坐地铁回来绝不麻烦剧组的车。也许我在这方面有点天赋,基本能一条过。有次我临时接到电话,让我去怀柔救场,角色是个心理学家,那边有个演员不行,整个剧组都停下了。

我在路上拿着台词,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背着满是专业术语的词,到现场后,男一号坐在凳子上不理我,导演也不大高兴。我把台词已经背下来了,对了一遍戏,慢慢地男一号坐起来了,导演似乎也高兴了,那天的拍到晚上十点多,临走前还特地嘱咐我最近别接其他戏,可能要随时过来。

我在片场坐着。

拍戏就是玩,报酬少的三百一天,多的两三千,不是钱的事儿。有时拍晚了,回来没地铁,还得自己掏钱打车回来。演戏前,我不知道北京这么大,我在这个城市生活六十多年了,还有那么多地方我没去过。怀柔影视城、房山影视城。有时赶早拍戏,凌晨4点就起来,走在小区里,孤零零的路灯闪着光,我走在小路上,对空旷安静的小区感到陌生。

老伴刚开始还怀疑呢,你还想当演员,想什么呢。她担心我拍戏时出点什么事,起早贪黑的,饭菜又不好,还跟年轻人一样挤地铁,怕我身体吃不消。

我以前不会坐地铁,票塞进去,从另一个缝就出来了,太奇怪了。拍戏以后,坐地铁是常态,我见过最早一班空无一人的地铁,像梦里的场景,列车缓缓驶来,像幽灵列车。挤过早高峰,连挤三次都没上去。趁着夜色坐上最后一班,车上都是疲倦的人,闭着眼不说话。遇到最多的是代驾,拎着小电动车,带上头盔,接喝醉的客人回家。我才知道,北京的夜晚,还有那么多喝醉的、出来赚钱的人,很多人即使在夜里也没停下奋斗的脚步。

我也体验了一把剧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等,我拿张报纸垫在地上就坐。包里装着充电宝和零嘴。盒饭非常难吃,我以前做行长时,出差最差的待遇也是四菜一汤,也住过县城的宾馆。在剧组就是白菜土豆,有次在山里拍戏,住了间又脏又破的宾馆,木板搭的床,坐上去嘎吱响,被子和毛巾都发黑了。

这是我吃过的比较好的盒饭,当时把面包车后边踏板当餐桌,吃到一半,汽车开走了。

剧组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出门带着四五个助理的人,动不动就骂骂咧咧的,好人坏人、文明的、水平高的都有。

我亲身经历过这种“等级森严”的规则。那是年冬天,天冷,我们几个演员在帐篷里休息,来了个年轻的工作人员,觉得我们占了主演的空间。进来就说这都谁啊,什么人呐这都是,快快快,出去。又有一次,我拍另一部戏,这回我是个角色,他没认出我来,脸色毕恭毕敬的,您坐这儿,快,倒水。等会儿盒饭来了给您端过来。我还是我,他还是他,角色不同,待遇差别太大了。

但我就这一点好,心态好,能适应。刚开始碰上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对我吆五喝六,被吼了五六次,一两个月之后我就想通了。甭管你原来是干嘛的,现在来做群演了,跟旁边蹲着的人一样,让你站着你就站着,等着就等着,我得把以前的身份忘掉。有时想想,这些年轻人也不容易,剧组乱哄哄的,他们管理这么多人,吼两嗓子也正常,一切都是为了拍摄进度。后来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无所谓了,照做就是。

群演群体复杂,我遇到过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刚毕业的大学生。天南海北,听他们讲故事,同样丰富了我的人生。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有像我这样退休了来玩的,剩下的是正经来赚钱的。我认识一个老哥,形象特别好,白胡子,从外地跑过拍戏。他儿子买房,自己的退休金又不够,就来拍戏给帮儿子还月供。他每天都在拍,一个月能拍三十多部片,很辛苦。

剧组里休息的环境。

疫情后我就很少出去拍戏了。不拍戏后,我多出很多时间。我的精力还行,想做点对年轻人有帮助的事。我就开始玩自媒体,刚开始写职场心得。我电脑用得还可以,以前在单位就开始用,半小时能敲1000字的文章。每天上午坐3小时,鼓捣这些东西。我从来没觉得自己退休过,只是换了份工作。

后来更新视频,回答网友们关于职场、领导、同事的疑问。我是从职场走出来的老猎人,遍体鳞伤,久经百战。现在我想告诉年轻猎人,森林里有豺狼虎豹,遇到他们以后怎么防、怎么斗,怎么保全自己。这是我拍职场心得的初衷。

我在家里录视频。

很多网友给我留言,付叔,我用您的招儿跟领导谈话对了。有烦恼他们会跟我说,每天早上起来后台都是铺天盖地的问候和疑惑,提醒我天冷加衣服的,想给我寄特产和茶叶的,非常温暖。我的生活充实快乐,觉得自己不多余,很有价值。

如果有天我和这些网友断了联系,我会很不适应,有些人每天都来,虽然没见过面,但我们是一种心灵上的交流。

我身边有很多退休的老同志,每天怨声载道、唉声叹气,嫌退休金少的、没人关心自己的、物价贵了、孩子不孝顺的。不能总这样,人活得要豁达些,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对社会也是件好事。

我跟老友们一起。

我总觉得自己没有老,时间不够用。在我30岁的时候,提起60岁的人,觉得他们很老很老,那时候就应该过上背着手,弯着腰,在巷子里晒太阳的日子。等我到了60岁才发现,我跟40岁时的心态一样,对新鲜事物我仍然感兴趣,出来一个新东西,我要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常忘了自己已经66岁,有时出门公交来了,我蹭蹭地跑着追车,有时老伴还说,别追了,什么岁数了还追着呢?我才惊醒,哎哟,我都66岁了。但在心态上,我永远年轻,你们能干的事我也能干,年轻人关心的事儿我也关心。你把自己当老人,那就真的老了。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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